内陆向海岛地区的迁徙

海岛由于一水之隔与大陆分开，所以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在由内陆向滨海地区的人口迁徙中，人们为了寻求更为自由和开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便主动(抑或是迫不得已的主动)地将近海甚至远海的岛屿选为迁徙的目的地;另外一种情形是，对于历代王朝政权来说，海岛相对偏远、“蛮荒”，故往往将海岛作为对政敌、罪人的惩罚、惩治性的流放之地，因而迁居海岛者，只能是被动的。我国早期人口迁徙较多的大岛，主要有台湾岛、海南岛、浙江的舟山群岛、山东的长岛群岛、辽东半岛的海岛等。以下以战国时期齐田和迁康公于海上这一流放性迁徙、远古至秦汉之际的海南岛移民这一生存开发性迁徙为例说明之(关于台湾岛的远古移民，前章已述)。

(一)田和迁康公于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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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初，齐国发生了一场改姓移祚的大事变，统治集团中的田氏经过长期精心准备，终于取代姜氏而有齐国。关于这次事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康公)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田和)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齐太公世家》也都以大略相同的文字记载了此事。这个“海上”的具体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一直是历史之谜，留下诸多猜测与传说。

其一，在烟台市郊芝罘岛。民国《福山县志稿》卷1记：“康王坟在芝罘山顶上。田和篡齐，迁康公于海上，死，葬于此。土人尊之曰王耳。……春秋祀之。”“康公城，田和篡齐，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一牢。今宫家岛村后，俗称营子，疑即其地。”

其二，在牟平县莒城。清同治《宁海州志》卷3记：“康公城在州东十里，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即此地也。”

其三，在烟台市福山区境内。明曹学?《舆地名胜志》引《城冢记》云：“康公城在牟平城(即今福山区三十里堡)东10里，即田和迁康公处，又东20里为清阳城(今福山区治所)。”

其四，在文登市宋村。此地有汉代昌阳县故城。《文登县志》载：“昌山之阳，故城为康王城。”

除此之外，《魏书?地形志》中《长广县志》又有“康王山祠”的记载。北魏长广县在今即墨、莱阳县境内，这里也有康王之祠，说明传说中的康王踪迹是相当广的。

以上地点，虽在各种地方志书中言之凿凿，但在我们的考古考察中却没有得到证实。烟台芝罘岛即著名的秦始皇礼祠阳主之地，山巅确有土石堆，民间呼之为“康王坟”。20世纪60年代，驻守部队在此开挖山洞，并无墓葬发现。其西10千米为宫家岛村，地近海，村北的“营子”，实际上是明代海防营垒遗址，故康公迁在烟台芝罘一说，虽在当地流传甚盛，但并无可靠证据，其余牟平莒城、福山境内、文登宋村的情形也与此类似。这些地点虽然都是春秋或汉代的重要遗址，但却都没有发现与齐康公有关的遗物、遗迹。田和迁康公的这个“海上”，应该就是指的胶东滨海地区。《史记?封禅书》多次提到秦始皇、汉武帝“东游海上”、“至海上”、“燕齐海上之方士”等等，海，即渤海，“海上”，就是对沿渤海地带的一种泛称。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关于迁康公一事，又记为“迁康公海滨”，更足资证明“海上”、“海滨”为同义语。胶东沿海地区，自公元前567年齐灭莱之后，就属于齐国的疆域范围了，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放逐康公的地点认定在胶东沿海一带。至于具体地点何在，则一直为考古工作者所关注，企望以田野考古这种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揭开这一历史上的“语焉不详”之谜。1973年、1975年、1985年，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山东长岛县王沟墓群进行了三次发掘(王沟墓群的发掘文物资料，现存烟台市博物馆、长岛县博物馆。本书以下所引该墓群材料，不再注明)，使这个历史之谜的解答似乎有了一线希望。

王沟墓群位于长岛县南长山岛王沟村南，墓群以东不足百米即为大海。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除去多年来农民在生产中破坏的及1985年迁村修水库掘毁的之外，正式清理发掘的墓葬总数为四十余座。这样的规模，不但在面积狭小的海岛上，就是在胶东半岛也算是很大的了。就半岛内陆已经发掘过的海阳县嘴子前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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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东岳石村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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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市大陶漳墓群(发掘资料存烟台市博物馆)、招远县毕郭墓群、烟台市金寨沟墓群等，还没有任何一处春秋战国墓能够超过王沟墓群的规模，无论是墓葬的总数还是墓葬形制的宏大以及随葬品的丰富，都是如此。

王沟墓群是一处齐国贵族墓地，其中主要墓葬的起止时间与田氏代姜之变的时间相合，墓群的葬制规格也与康公之族相当，故王沟墓群极可能就是被废康公姜贷的族墓，南长山岛一带也正是《史记》中记载的迁康公的“海上”。这个推测不单单有王沟墓群的文物资料作依据，而且有着长山岛独特的地理环境这样一个有力佐证。

长山岛，历史上称为庙岛群岛，位于山东、辽东两大半岛之间，政区划为长岛县。王沟墓群所在的南长山岛在该群岛的最南端，往南与蓬莱县隔海相望，相距20千米。这一在今天看来不近又不远的海岛，在古人看来，无异天然牢狱。南长山岛以西跨海4千米处，有面积更小的庙岛，宋时称沙门岛，清光绪版《登州府志》载：“宋建隆三年，索内外军不律者配沙门岛”，已把这海中孤岛作为流放犯人的地方。田和“迁康公”，迁就是放逐。这个流放之地必须具备使其没有再图发展、养成羽翼的条件。因为这次政变，虽说田氏经过了延揽民心的长期准备，但齐康公毕竟是正统所在，且有亲族旧臣之类，其人其族既在，田氏就不能掉以轻心。把流放地点选择在齐国东境的海外孤岛上，无异投康公于天然牢狱之中，就像近代欧洲法国王党将拿破仑放逐到厄尔巴岛和圣赫勒拿岛一样。慢说齐康公是一个“淫于酒、妇人”的昏君，就是如雄才大略的拿破仑，在这样的地方也只能望洋兴叹，无所逞其技了。

将废黜之君放逐于海岛上软禁起来，列国时期不唯康公贷一例。公元前472年(周元王四年)，“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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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集解》、《史记正义》，这甬东就是越地甬江之东的“海中州”，也即海中孤岛。此举当然是对敌国君主的软禁，但表面又可算作胜利者的一种仁慈大度。田和迁康公于海上，只不过是步勾践之后尘，袭前人之成例。何况田氏要跻身周室列侯之中，既要有一定的势力，同时在具体做法上也要讲究一下政治手法。他的废康公、代姜齐的手段也是恩威并施：仍让康公“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即也给予他一城之地，作为养生之食邑。由此看来，这流放之地不但要便于监视、防范，而且须有一定的生产条件，使康公一伙人能够取食其地。南长山岛现已发现新石器时代以至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处，居民以渔、农为业，故此地具备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史籍既曰“食一城”，似乎当有城邑。此岛上有南城、连城诸地名，据民间传说都与唐朝征高丽有关，其地貌因开发建设变更极大，难以详考。王沟墓群东侧有高地，地名“城子顶”，现为长岛县一处文物单位，调查得知其文化内涵主要属于商周时期，其地名之缘起不知是否与“食一城”之城有关。城址虽难以稽考，但这里的地理环境和王沟墓群的考古发现却表明，“迁康公于海上”的地点，应该就是这孤悬海外的长山岛。

(二)古越人迁居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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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南岛早期移民的来历

众所周知，黎族是海南的先住民，那么，黎族是如何来源的呢?

现代遗传学家通过对DNA的分析，已经证实古越人和黎族先民族群的形成比汉族要早得多。古越人在距今6万年前已形成族群;距今8000年前，黎族先民已从古越人分离出来;而汉族的形成距今只有五六千年。

为了较深刻地理解黎族是百越的后代，比较全面而简要地了解百越的源流和支族是必要的。《汉书?地理志》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是指自浙江温州至越南北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为百越所居之地。其实如前文所述，还包括山东南部、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和云南的一部分以及台湾、海南等省。古越族源远流长，支族甚多，故称为百越。按地区和时代不同分为如下十几个支族：

第一，大越：在江苏地区，春秋战国时建国为吴。《越绝书》：“吴越三邦，同气同族”，又同语言。在新石器时代为青莲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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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发展到山东南部为大汶口文化，有拔齿之俗。大越北接中原，与齐鲁为邻，是越族中文化最先进的一个支族，在商朝时就与中原华夏族逐渐融合而成今天的汉族。

第二，东瓯或于越：在浙江，中心在温州。春秋时建立越国，冶铸技术与大越同样进步。但它是百越中较为落后的一些部落，被迫走上温州大罗山，有的北上到江苏。

第三，闽越：在福建，《史记》称为东越。按闽粤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点而言，福建和粤东都使用有段石锛，故闽越包括粤东地区。

第四，扬越：或指江西的越族，或对岭南越族的通称，这是因为自江西至岭南古称扬州。或亦指江西山区里的山越，这也是被迫而迁居山区的较为落后的越族部落。

第五，南越：指广东地区的越人部落，中心在广州，从珠江三角洲到广西梧州，是南越赵佗政治势力中心，丞相吕嘉是珠江三角洲(顺德)的越人，南越封秦王在梧州。西江是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汉文化从湖南经广西到广州的重要水路，在西江两岸发现汉墓甚多，也是汉越融合最早和最为发达的地区。

第六，西瓯越：瓯是越族别名。西瓯在肇庆以西，西江以南及广西西部至玉林的一片地方。《山海经》：“郁林郡为西瓯”，便是指这个地方。由于在浙江的越族称为东越，故有人说西瓯越系由浙江从海路迁来。春秋战国时，吴越建国，一些比较落后的越人部落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力便浮海南下。

第七，骆越：在雷州半岛、海南岛及广西西南部至越南北部。骆、僚、俚、黎、仡佬等都是原始越族的自称，骆为越人最早的自称。梁朝顾野王《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可见先秦越族自称为骆;秦时又称为瓯，也有“瓯骆越”合称的。至西汉，骆越则专指邕宁以西至越南北部。《天下郡国利病书》：“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至于海南岛的居民，《史记》称“瓯人”，《后汉书》再称为骆越。

第八，滇越：《史记?大宛列传》：“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滇越是傣族的祖先。

第九，山越：春秋战国时迁居山区的越族，在江苏、浙江山区。三国时为孙权镇抚，曾与苗族杂处，后共同融合于汉族。

第十，鸦越：见于《国语》，春秋战国时定居于湖北，与苗族杂处，后共同融合于汉族。

第十一，土蕃越族：即广西的壮族。壮族始称僮族。僮族始见于南宋文献《桂梅虞衡志》。1965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国务院决定将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布依族过去称仲家，仲家即僮族，系明代以后的称呼。

第十二，?民：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也是古越人的后裔，新中国成立前已完全成为汉人，已不是一个少数民族。

此外，贵州境内的仡佬族，广西的毛南族、侗族、水族等都是古越人的后裔。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黎族是海南独有的。黎族来源于百越，有充足的证据。

第一，通过民情风俗调查，证明黎族来源于百越。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是长时间形成和世世代代相传的，如果没有外来冲击和外力禁止，是极难改变的。几千年来，黎族虽与汉、苗、回等族人杂居海南，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黎族的风俗习惯却极少改变。黎族的民俗，与主要来自百越族裔的壮族、侗族、瑶族、畲族和台湾的泰雅、阿美等民族的民俗，都与古代越人的民俗遗风大致相同或相似。以断发文身为例。古代的中原人是蓄发留须的，认为要把头发和胡须都保护好，才算仪表堂堂;越人却“断发文身”，拔毛去须。为什么要把头发剪断，拔毛去须? 因为越人从来都是善于泅水驾舟的，剪发、拔毛、去须是为了便于下水。到了近代，各民族的男人都把头发剪短，“断发”这个区分越人与非越人的明显标志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有不少民族，如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阿美族和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古越人“文身(包括文面)”的习俗。古越人为什么要在脸上和身上刺上各种形状的花纹?这既是一种图腾崇拜，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观念。因为古越人作为海洋民族，他们崇拜龙蛇，认为在身上刺了花纹，下水之后，龙蛇看见会以为是它们的同类，就不会伤害他们。所以《汉书?地理志》中说：“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种习俗长久相传，大家就对这种文身文面产生美感。在黎族的老人中还不难发现有文身文面者。再以居住干栏式房舍为例。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居住方面是南人巢居，北人穴居。《旧唐书?南平僚传》有云：“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干栏式建筑是古越人发明的，这是古越人对中华文明所作的一项重大贡献。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干栏式建筑屋基及残片物。自古以来，黎族人用竹木搭建的船形屋，广西、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住的高脚屋等，都是干栏式建筑。建筑和居住干栏式房舍，主要原因是百越人生存的环境为滨海、水泽之地，地面潮湿，人住在距离地面的木板上既防潮湿，又防虫蛇野兽的侵扰，比较安全舒适。

第二，从考古发现中可以证实。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海南全岛特别是现今黎族聚居地区，都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如三亚市荔枝沟乡落笔洞遗址、琼中县的米寮山洞遗址、昌江县皇帝洞遗址、东方市与乐东县交界处仙人洞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陶器有泥质细陶、夹砂粗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还有陶制纺轮和陶制网坠等。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与我国江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及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更加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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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古发现说明，黎族的远古祖先与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和族源关系。

第三，语言方面的研究分析提供了依据。

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侗语、布依语、傣语、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指出：广东“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当时的黎族地区也有这类地名，“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包某、南某、番某……”①这些地名都是按壮侗族各语言的读音，以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黎语称稻田为“打”，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等等。这些事实说明黎族远古祖先与古代分布在两广地区的越人、里(俚)人、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四，现代学者在各学科研究中发现了古越人移民海外的史实，为黎族和台湾先住民都来源于古越人提供了许多新依据。例如：

1970年，台湾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在《论夷越民族》一文中指出：从非洲东海岸到南美洲西海岸，在这包括印度洋、太平洋在内的一大片海域中的岛屿上，许多土著的文化中都还保留着中国古代夷越文化(即百越文化)的因素。

1973年，开始挖掘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揭开了东南沿海的“百越”是海洋民族的面纱，说明百越早在五六千年前就移民海外，长期活跃在太平洋上。

1991年，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江先生撰文指出：“早在6000年前，马来―波利尼亚人的祖先(指古越人)开始从中国的福建省出发，进行了长途的迁移活动。他们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尔后分两个方向迁移，一路向西，到达马达加西加;一路向东，到达夏威夷和伊斯特岛。”杨江先生还写明迁达太平洋各岛的时间，并说明“对于这次横贯太平洋的大迁移，已经有了许多翔实的史料记录”。

另一位美国学者徐松石在《南洋民族的乌田血统》一文中说：“这些居住在南洋的棕色民族，亦即广义的马来民族，包括马来族、印度尼西亚族和菲律宾族，他们与中国古代的乌田族(即百越)在血统上甚有关系……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断定，今日南洋棕色民族的祖先，其主要的部分，发源于中国东南的沿海地带……此类移民，由中国移入南洋，乃从中国的先秦降至东汉时代，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最初的部族名称乃乌田人。乌田人在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清楚楚推溯到夏朝大禹王的时候，至今已经有4000余年了……有些西方学者说?民不是中国人，而是马来族流入中国，可谓倒前为后、倒因为果，可笑得很。”

1998年8月，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生物学家张伯斯在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西兰毛利族及其他玻里尼亚人均源自中国大陆。他们经过许多世纪的时间越过太平洋，迁移至此。张伯斯使用维多利亚大学分子系统人类学研究所其他研究人员所搜集的去氧核糖核酸数据来进行他的研究，结论说：“这些民族的迁移过程留有精确的活生生记录，被保存在其迁移路线的现代后裔的DNA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史前史教授安德森支持张伯斯这个理论，指出：“这绝非新说法。历史证据明白显示，大洋洲的人民来自华南地区的某处，源自黄种人。”

2001年10月，中华民族史研究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主持召开“琼台少数民族学术文化研讨会”，就海南黎族和台湾先住民的族源等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与会两岸学者一致认为，台湾的阿美、泰雅、布农、排弯等先住民和海南黎族，都是古越人的后裔，都是在五六千年以前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过去的，黎族和台湾先住民自古以来就是“亲戚”。黎族和台湾少数民族的习俗，如干栏式建筑、腰机织布、断发文身、饮食习俗等，至今仍保留着惊人的一致。

2. 黎族先民迁琼时间和条件

因为海南岛四周环海，海口市白沙门与大陆最近的雷州半岛徐闻县排尾角相距也有19.45千米，这就说明古时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迁移到海南岛的。几千年前迁移到海南的古越人，必须是身体健壮的海洋社群，必须有造船操舟的技术，必须具有大胆、勇敢、机智、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勇气。不会造船操舟，甚至不敢坐船、不会坐船的人，是过不了琼州海峡、登不上海南岛的。而在河姆渡遗址出土遗物中，已有如下几种与航海有关的器具：筏、独木舟、木桨、石锚、陶舟模型等，另外还发现有大量鲸鱼、鲨鱼等的骨头，说明当时的古越人可以驾驶海上交通工具到深海捕鱼。总之，7000年前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古越人，便具备了向海南岛和其他岛屿移民的起码条件。

在确定了黎族来源于百越及其所具备的航海条件之后，确定首批黎族先民何时迁移到海南岛，又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关于首批黎族先民(古越人)从何时何地迁移到海南岛，总的来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距今3000年前由两广迁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等单位人员编写的《黎族简史》指出：“我们初步推断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一些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特别可能是雷州半岛)陆续进入海南岛，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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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坚持或赞同这种观点。

第二种说法是距今5000年前由河姆渡抵琼。持此观点的学者在充分肯定黎族远古祖先是古越人的前提下，把首批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的时间向前推到公元前3000年前，不仅比距今4000年前出身百越的夏禹因北上治水有功被推为部落联盟大酋长还要早1000年前后，甚至比黄帝在位时还要早数百年。作出这种论断的主要根据，一是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二是对海南岛三亚市落笔洞等文化遗址出土遗物的考古结果，三是美国学者杨江对东南亚、大洋洲等民族来源调研的结果。回族学者马沙在《中华民族》一书的“黎族”一文中指出：“黎族先民最早开发了海南岛，考古调查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有130处，出土大量磨制石器，其类型有有肩石斧、细型石斧;石锛、有段石锛，数量较多;还有大型石铲和农业生产工具，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说明数千年前，海南岛区普遍有人类居住，并且已有了原始农业。石制和陶制纺轮的发现，反映当时已经发明纺织技术。石矛、石戈、石制网坠和陶制网坠及贝丘遗址的发现，证明当时还存在狩猎、采集和渔业经济。一些学者认为，黎族先民是海南岛的最早居民，是海南岛出土的新石器遗物的主人。”著名史学家史式更是反复强调：“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出发，逐步向南移民，在距今6000年前到达台湾，那么在距今5500年，最多是距今5000年前到达海南岛，是绝对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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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说法是距今1万年前后，甚至1万至3万年前。如陈为先生在《海南岛生态环境与黎族文化关系研究》中推断，海南文化之发端(黎族先民的移殖)至少可上溯到最后一次冰期的海退时期，提出海南岛初民移居的年代至少在1万年前，并且设想是从雷州半岛通过陆桥徒步迁移海南岛的。

显然，第二种说法最具有说服力。在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一带出发，有组织地搭乘竹筏、木筏或独本舟，开始向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国家逐渐迁徙。于5000多年前，古越人中的一支首先登上海南岛，并且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便是黎族的先民，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很多学者认为黎族先民的古越人不是同一批迁琼的，而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陆续南下，有先有后、有早有迟地分批登上海南岛的。这也是直到现在黎族还分为五个支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上述第一种说法也不无道理。首批迁琼的黎族先民(古越人)在距今5000多年前抵达海南岛，但以后几批也可能在距今3000年前后才从雷州半岛陆续进入海南岛。

(三)三代至秦时期的中原人入琼

在先秦时期，中原汉民族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民族，他们不断地迁移到海南岛。从具体时间来看，中原人迁琼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在海南置郡县时，海南有23000户，其中岛上已有善人(汉人)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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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善人(汉人)是什么时候迁移到海南岛的呢?

研究中原人何时迁入海南，首先要研究和了解中原人何时迁入岭南(特别是两广)。中原人只有先迁入岭南，才能迁入海南。也就是说，中原人迁入海南岛的时间要比迁入岭南的时间晚一些。

部分广东学者根据史料断定，中原人南迁岭南于周朝已有了。北人南迁与粤人杂处，历时1000多年。这大批南迁的岭北人，多是衣冠望族，并且多是经济优裕、身体康强、才能出众的知识分子。他们流入岭南，通过婚姻，与当地粤人融为一体，使南越人不断汉化。到了唐代，广州人已以中原人氏为宗，逐渐忘记或不承认自己是越人的后裔。如果说从周代开始中原人已迁入岭南、广东，那么战国时中原人肯定可以登上海南岛。

春秋时，南部古时的荆蛮已发展成江汉流域强大的楚国(楚族)。楚族在与华夏族长期交往中，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与华夏族同文字，其语言、习惯也受华夏族影响。战国中后期，楚族已基本华夏化，史家称此时的楚国为“冠带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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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其居住地多纳入楚国版图或与楚毗邻，他们从已经华夏化的楚人那里接受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积极开发岭南，进而开发海南岛，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汉人迁移到海南岛的进程中，秦始皇遣戍南越的50万人中也有迁琼者，值得重视。

秦始皇消灭六国后为了统一中国，于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派大将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5路进兵岭南。秦军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致使南征长期受阻。后来屠睢在越人的一次突袭中战死，秦兵大败，不少中原士卒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命史禄开凿连接湘江和漓江全长30千米的运河，称灵渠，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得以沟通，又征发“逋亡人、赘婿、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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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兵，驰援南征的秦军。在给养和兵源得到补充之后，终于平定了岭南，于其地置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桂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县)3郡。至此，岭南包括海南岛成为秦的疆域。海南岛为象郡的外徼(边界、边缘)，属象郡管辖。秦朝为了巩固全国统一，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移民实边，为此秦王朝命令南征的50万大军除战死者外全戍守岭南(包括海南岛)，并批准官员的请求，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前来岭南，“以为士卒衣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使驻军安心定居下来，同时强迫大量中原汉人迁徙岭南，与当地人杂处，共同开发南方，这时便有汉人进入海南岛。

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陆续增加到40余郡)，郡下设县，县下的基层组织为乡、亭、里，郡县制成为秦朝较为完备的统治网络，能够对全国各地进行有效的治理。秦时所设之郡辖境甚大，相当于今之省。当时海南虽然不专设郡县，但属象郡界内之地，象郡官员自然经常登岛巡察视事。总之，秦朝修通灵渠后，中原汉人乘船从海上，或从长江、湘江经灵渠转入漓江、桂江、西江，可轻易到达两广和海南岛。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各地反秦势力峰起，秦廷无暇南顾。当时任秦南海郡尉的任嚣病重，邀时任南海郡龙川县令的赵佗密商后事，并任命他代理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乘秦朝将亡之机，诛杀秦官郡长史，绝道聚兵自守，用武力占据了桂林、南海和象3郡，建立起南越政权。赵佗虽是中原汉人，但他所建立的越人国家，尊重越人的风俗，所以邻近的骆越、西瓯、闽越都听命于他，形成了东西万余里的大王国，秦亡后与汉帝国相抗衡。西汉初期，汉高祖自知用武力征服不了南越国，便遣使官陆贾出使南越通好，正式封赵佗为南越王，令其“和集百越”，长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南越则定期向汉廷朝贡，并在边境开设关市。吕后时严禁铁器输入南越，牛马输牡不输牝(牡为雄性，牝为雌性)，防止南越经济发展强盛。南越与汉王朝关系比较紧张，南越常出兵骚扰汉长沙边邑。赵佗自称南越武帝。汉文帝为安抚四夷，对南越王赵佗采取怀柔政策，修赵氏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派专人守护，四时祭祀;对赵氏家族予以优抚，以示笼络，继又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并让赵佗后裔世袭王位，赵佗遂表示“愿长为藩臣，奉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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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佗及后裔先后袭南越王位5世，共历93年。在秦末汉初这将近百年的时间内，西汉帝国虽然没在海南设置郡县行政机构，但海南岛一直在南越王国直接或间接的管治之下，南越国派官员登岛进行治理，有不少中原汉人和已经汉化的越人迁居海南。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海南岛的“临高人”，其先民就是继黎族先民之后迁徙海南的居民，他们移民海南的时间比汉族早，或与汉族同时代迁琼。

“临高话”、“临高人”，是海南解放后，即20世纪下半叶才常用的复合名词。其含义(所指)超出临高一县之境，包括临高全县、儋州市和澄迈县部分乡镇、海口市西郊和琼山羊山地区，现人口约80万人。许多事实说明，讲临高话的人是汉族，临高话只是上述地区汉人的一种方言。因此，对这种方言的来源及其先民迁琼年代进行深层次的研讨，是非常必要的。关于此，我们有以下的看法。

其一，临高方言源于古越语系。

临高方言(临高话)又名村话、贝语等。它比较特殊，只有口头语，没有反映本语的文字，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汉字。临高县人用村话读书(汉文字)，语音跟普通话差不多，懂普通话的人一般都能听懂;临高方言与黎话是完全不同的。把临高方言称为“黎话”，是他们对临高方言和黎话都一窍不通的表现，把讲临高方言的人称为黎人更是大错特错。与海南话分为海口、琼文、琼海、万陵、琼南、定安、海北等7个方言区，黎话分为哈、杞、润、赛、美孚等5个支系一样，“临高话”大致也可以分为临高、白莲、长流、海秀、永兴、龙塘等几个地区方言。在临高县境内，新盈港一带和皇桐一带与其他地方的方言语调是不同的。临高县的方言与海口、琼山的村话差别更大，除某些常用单词近音外，彼此间根本不能直接交谈。

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分队到海南调研。1980年，国家民委派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4位民族语言学家，和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组成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组，再次到临高县及讲临高方言的地区深入调研。他们的初步结论是：临高方言不是黎话，不是“黎、泰和汉语的混合物”，而是具有“古越语的成分”，“属于汉藏语系峒泰语族壮泰语支的一种语言”，“与壮语十分接近”。

临高方言源于古越语系，是俚(越)语、壮语、?家话和汉语的混合物，是讲临高方言先民与后来的?民、汉人长期交融的结果。这些地方的村话与壮语比较相似和接近，但仅单词语音近似较多，彼此间不能直接通话。

其二，考古发现临高方言的先民多由广西迁琼。

临高最早的祖先来自岭南一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来自岭南什么地方?海南的考古发现解答了这个问题。

海南考古发现的文物很多，但最能说明临高最早祖先来源地的是铜鼓。在临高县的波莲、文澜和昌江县十月田等地，先后出土过4个广西北流型铜鼓。海口五公祠陈列的1个直径1米的大铜鼓，就是北流型铜鼓。铜鼓是广西壮族普遍使用的一种由青铜铸造的民间乐器。北流型铜鼓最早由西瓯人创造和使用。据史籍记载，古代西瓯活动的地区为南越以西，九嶷之南，西与骆越为邻，即今广东西部、西南部和广西东部及南部。骆越活动的地区是在西瓯之西，流行的是石寨型铜鼓;但这种铜鼓在海南没有发现。这说明临高先民多从广西东部和南部迁居海南，其族称有瓯――西瓯――俚、乌浒、僮(壮)的演变过程。

其三，地名说明母权制末期临高先民已迁琼。

临高最早的先祖从什么时代开始迁琼呢?古籍没有记载。若从海南西北部临高方言区残存以“美”字为冠首字的地名来分析，便能帮助我们找到临高先祖迁琼的年代。据调查，从古至今，在海南西北部临高方言地区，普遍存在以“美”字为冠首字的地名。如临高县有美良、美夏、美台等乡镇和美览、美仍、美鳌、美景、美珠、美良、美山、美巢、美夏、美伴、美吉、美郎、美仓、美略、美所、美调、美当、美罗、美群、美星、美文、美兴、美盛、美舟、美塘、美堂、美积、美隆等村;儋州市有美龙、美扶、美里、美塘、美灵、美草等村;澄迈县有美玉(今金江镇)、美亭(镇)、美合、美造、美厚、美万、美郎、美桃、美宁、美俗、美秀、美若、美仁、美井、美傲、美龙坡等村;海口市西郊有美德、美新、美合、美俗、美涯、美喜、美李、美楠等村;琼山羊山地区有美党、美玉、美本、美城、美福、美月、美郎、美龙、美新、美贯、美富、美傲、美豪、美梅、美赫、美柳、美孝、美秋、美德、美目、美品、美弄、美任、美彦、美朝、美贤、美好、美雅、美车、美插、美秀、美初、美仁、美备、美程、美岭、美运、美仍、美柄、美顶、美杏、美寻、美万、美统、美风、美格、美味、美仁坡、美世、美苗、美儒、美南、美爱、美有等村，不完全统计共有120多个村庄。

临高方言“美”字的汉译音为“mai”(买或卖)，是“母亲”的意思。这些地名都打上“母亲”的烙印，反映了妇女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享有崇高的主导地位，发挥着支配作用。这么多以“美”字冠首的地名，说明临高方言的先祖至迟在母系氏族公社末期，即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3000年左右)已开始迁入海南，历秦汉至隋唐，仍有部分临高先民陆续迁琼。由于唐宋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大陆儒官入籍，在临高方言地区，他们所操汉语被当地“村话”融化，而当地居民则逐渐被汉化。今后要找出正统“临高人”先民的后裔，恐怕只有通过DNA验证了。

(四)汉代中原汉人入琼

在汉代，汉人陆续登上海南岛，其中重要的有汉军三次登陆海南岛。

第一次，汉武帝时的南越王族入琼及汉将路博德、杨仆率军登岛。

汉武帝时，南越王婴齐在位。婴齐是赵佗的曾孙，曾宿汉都长安，娶汉女为妻。婴齐死，子兴立，因其年幼，太后欲倚汉威以固其位，于是母子上书汉廷：“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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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越相吕嘉叛变，反对内属，杀赵兴及汉使者，另立婴齐越妻之子赵建德为南越王，对抗西汉朝廷。元鼎5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水兵)将军杨仆等率兵分路进击岭南。南越人深知伏波将军威名，因此纷纷向汉军投降。叛乱的头目吕嘉、赵建德等带领数百下属逃亡入海南，这是秦以来汉人第二次移民海南岛。路博德派海兵追赶，次年(公元前111年)10月俘杀吕嘉等，从而平定了南越，在其属地岭南、交趾、海南诸地，分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9郡。在这次南征中，汉军登上海南岛，在岛上屯兵一段时间，并将当时海南岛的情况驰报汉武帝，在岛的北部地区设置珠崖郡(治所在今琼山市境，一说在遵谭镇东谭，一说在龙塘镇潭口)、儋耳郡(治所在今儋州市三都镇南滩)，全岛共置16县。这是海南岛历史上第一次设置地方行政权力机构，二郡隶交趾刺史部。海南设立郡县后，北方的汉人不断进入海南。首先是朝廷任命的郡、县官员及其家属、随员渡琼莅任，如设郡不久，汉武帝便任命会稽人孙幸为珠崖郡太守，孙幸携儿子孙豹等家人就任。当时海南特产广幅布是享誉中华的贡品，所以每年郡守都要征调大量广幅布献给朝廷使用，黎族民众不堪重负，于西汉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聚众造反，攻破郡城杀了孙幸。其子孙豹领郡事，率兵镇压，黎族人民起义失败，朝廷下诏任命孙豹继任珠崖太守。

第二次，张禄率汉军登岛。

孙豹虽然继父任珠崖太守，但黎族民众一直不服汉官的横征暴敛，连年起义反抗，动摇了汉室在海南的统治。西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4月，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刘询派遣护军都尉张禄率汉军渡琼，围击起义的黎民。这是汉军第二次登陆海南岛。此后，中原汉人(包括官兵)和不断汉化的越族人随之迁到海南岛，在沿海地区和各条河流出海处设立居民点。

第三次，伏波将军马援率汉军登岛。

汉军第三次登陆海南岛，是距第二次90多年后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的事。这次出兵是由伏波将军马援率领的。

秦、汉两代，都在今越南北部至中部设郡治理。东汉时在此设交趾、九真、日南3郡。东汉初年，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他们比较注意治道，如教民铸造铁器农具，推广牛耕，改变了越民原来烧草耕田的落后耕作方法。又兴办学校，教民礼法，让民众及时婚配，越人感德。后由苏充继任交趾太守，为政苛刻，交趾鹿冷县女子征侧、征贰姐弟俩起兵反抗，攻没交趾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诸郡民众都起义响应(当时海南岛属合浦郡辖管)，掠占岭南60余城，征侧、征贰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42年)，汉光武帝刘秀封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以刘隆、段志为副将南击交趾。马援率领大小楼船200余艘，兵士2万余人，沿海而进，斩杀征侧、征贰，追击其余党，平息了以上诸郡。汉军所经之地，都复置郡县机构，修筑郡县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当地民众。这次虽然是征交趾，但马援也率兵从海南岛西部登岛，“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立珠崖县”(《琼州府志》卷29《马援传》)。相传当年马援率兵登上海南岛西海岸后，因炎天似火，兵马找不到淡水喝。忽然他所骑白马发现路边有几棵小草，草下沙滩有些潮湿，便长嘶一声，起蹄刨挖，果然沙土之下有泉涌，解除了兵马饥渴之困。后来当地乡民在此掘了一口井，命名为“白马井”，并于井畔建伏波庙，塑像奉祀。苏东坡贬儋州时所写《伏波庙记》和《儋州志》都有记述。有的学者认为马伏波未尝征珠崖和登岛，这是错误的。除《琼州府志》上述记载外，还有许多文献说明马援确实率兵登岛。第一，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5说：“马援……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林邑，屯于大胜岭。”唐胄《正德琼台志》卷5《山川》澄迈县条说：“大胜岭，在县(指澄迈县)西十里，多稔都，高耸。俗传汉军屯此征蛮，大胜后，知县韦裘建亭于上。”两书记载汉军屯兵地点相同。第二，赵汝适《诸番志》卷下说：“马伏波平海南也，命陶者作缶器，大者盛水数石，小者盛五斗至二三斗者，招到深峒归降人，即以遗之，任意选择，以测其巢穴之险夷。”第三，郭沫若在《马伏波井?序》中说：马伏波井“在东方县十所滨海……近世原有伏波祠，久废。墙上嵌一石碑，题‘汉马伏波之井’。……汉有两伏波，曾有功于海南。一为汉武帝时之路博德，一为光武帝时之马援。马援定交趾在建武十九年春(公元43年)，以十八年夏出师，二十年秋还师。其经略海南当在十九年期内。故十所井如确为‘马伏波之井’，则至今已一千九百二十年矣。”

马援这次率楼船兵征交趾，登海南岛，从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开始，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天离开，历时近3年。后雷、琼二郡多祀路博德及马援伏波将军祠庙，至今尚有庙在。东汉时朝廷又不断派汉官到海南任职，中原人也不断迁琼。据府志载，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儋耳归附，明帝(刘庄)委任丹阳(今安徽宣城)人僮尹为儋耳太守。另据明代临高县举人王佐(1428年～1512年)所著《琼台外纪》载：“武帝置郡之初，已有善人三万之数。”“建武二年(公元26年)，青州(今山东)人王氏二子祈、律，家临高之南村，则东汉有父子至者矣。”这是海南移民有具体地域、姓氏和落籍地点的最早记载。临高《王氏族谱》也有记载：王琳，汉代来琼，总管南黎，卜居临高包登村。又据儋州《符氏族谱》载：今儋州市符振中这一支符氏，祖先原籍大陆，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其“大祖三兄弟随马公援渡琼，即卜居大拖坡，继徙于沙发园”。

除了上述重大的入琼事件，汉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又有不少人陆续迁居海南岛。

从汉代开始，中国除了从陆路开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丝绸之路”外，还开通了南向的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海上“丝绸之路”航道屡有变化，但海南岛是南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运载中国丝绸、陶瓷、铁器、青铜器、蜀布、邛竹杖等特产的船队，就是从徐闻、合浦等港口出海，沿北部湾、南海西航，到东南亚的瓯骆国(今越南)、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境内)、谌离国(在缅甸沿岸)和南亚的黄支国(在今印度境内)等国，甚至到达西亚、东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而外国的珍珠、香料、宝石、琉璃、象牙、犀角、金银器等，也从水路输入汉朝。沿海上“丝绸之路”从事贸易的大陆汉人和波斯人，一般都要在海南岛休整、补充淡水和食用物品，甚至在岛上设立固定中转站和补给站。有时遇上台风，海船要在海南岛进港避风滞留。因此，有的汉人便落居海南岛，在岛上留下了不少汉代中原文化。如1993年7月在乐东县谭培山村发现的“朱庐执圭”银质官印，和在东方、临高、儋州、昌江等地发现的汉代青铜釜和北流型铜鼓等文化遗物，就是汉代大陆汉人迁居海南的物证。

以上论述了先秦秦汉时期海南岛移民的情况，下面分析一下汉人进入海南岛对海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五)汉人入岛对海南岛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影响

秦朝时，海南岛属象郡外徼。自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置珠崖、儋耳二郡起，海南岛便正式成为中国设置地方政权予以管理的海岛。

秦朝为了巩固全国的统一，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秦平定南越后，遣50万中原人戍守南越，后来这些人大部分落籍岭南或海南岛。大规模的移民，对南方边疆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都有积极的意义。秦始皇又实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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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对度量衡、货币、交通、文字进行整齐划一，又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秦代数以“六”为纪，符节、法冠均六寸，舆六尺，乘六马，六尺为步。数以“六”为纪的遗风，在海南特别是黎族中流行非常长久，直到20世纪50年代尚存。如使用的铜钱，以6文为一钱，60文为1两，600文为1贯;又田禾以6把为半担，12把为1担，皆以六为数。

汉军3次登上海南岛和实行郡县制，派任汉族官员，对传播中原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也为海南做了不少好事。例如，传说儋耳郡城是西汉杨仆所筑。东汉时马援又率军登岛“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立珠崖县”。另据《琼州府志?僮尹传》：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丹阳(今安教宣城县)人僮尹被任命为儋耳太守，“至郡敷政未久，下诏擢为交趾刺史，还至珠崖，戒敕官吏毋贪珍赂，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变”。由于僮尹能匡俗信民，得到朝廷厚加赏赐。

西汉前期，地方建制既承袭秦制，又与秦制有所不同，实行的是郡县和封国并行制。汉初全国共置54郡，中央直接控制的只有15郡，其他都是侯国的领地。西汉一代，还封了140多个功臣，宗室和外戚为列侯。但列侯在封国无治民权，封国只是列侯的食邑，归所在郡管辖。东汉初年，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西汉旧制，为郡、县两级制。但光武帝为了简政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量裁郡县行政建制，全国约裁并400余县，并相应精简吏员，以提高行政效率。海南自然也受到影响，到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时海南只置珠崖县，永平十年(公元67年)，儋耳归附，又复置儋耳县(《正德琼台志》)。

汉代明君吸取秦始皇父子大肆兴建，滥用民力，开支浩大，赋税苛重，民不堪负，结果造成政权短命(仅15年)的教训，比较珍惜民力，采取了不少措施，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经济。例如，汉朝建立后就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下令流民归土，进行全国性的户口登记，称“编户齐民”，作为征课赋税和征派徭役的根据，并以此控制人口流动，维护社会治安。因此，汉武帝在海南建立郡县后，根据汉户籍制，对海南的户口也进行了调查登记，全岛有2.3万余户，人口约10万人，其中汉人约有3万人。

两汉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重视，采取了不少有利农业生产的措施。例如，西汉鼓励流民归土，轻徭薄赋，普遍使用牛耕，利用自然水进行人工灌溉等等;东汉则极力提倡垦荒，把荒地发给贫民垦殖，以扩大耕地面积，还组织军队屯垦。东汉在明帝、章帝、和帝三朝，多次下诏全国“假民公田”。“假”是租借的意思，“假田”就是把国家掌握的荒田和山泽租借给农民耕植，三五年内可以免除租赋，国家还可以贷给种子、口粮和农具。免除税赋期满，国家向农民征收40%左右的田租。这种租借公田的农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佃农，他们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欲迁回本乡者听其自由。“假民公田”政策的实施，解决了部分农民的缺地问题，也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安定了大量流民，保持了社会安定。当时海南岛的农业除了水稻、坡稻、薯类种植之外，棉类种植已相当普遍，因此促进了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海南生产的广幅布已成为珍贵的贡品，闻名全国。《汉书?地理志下》载：“自合浦徐闻入海，得大洲(即海南岛)……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正是汉代海南农业、手工业生产状况的写照。

要之，海南岛的黎族来源于百越，后来汉人等陆续迁居迁入，黎族和汉族不断融合;在这种海岛移民中，秦汉时代对海南岛的管理与开发，对海南岛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海岛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