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业和植物学的成就

一、畜牧业的兴起和兽医学的成就

明王朝初都金陵，为巩固封建统治，在都城周围的安徽、江苏一带发展养马业。据 《明史?兵志》记载： 明初朱元璋 “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马。洪武六年(1373)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已为四十监，旋罢，唯存天长、大兴、舒城三监，置草场于汤泉、滁州等地。”当时，安徽养马业出现了空前发展的局面。

据查明朝在内地养马业共有14个监所，其中安徽境内就有5监33群。现在可以查到的明代安徽牧马故址就有舒城、合肥、定远、凤阳、滁县、和县、当涂、宁国、广德等九处之多。可见当时牧马范围之广 (周宗达等 《从 〈元亨疗马集〉 到 〈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中国农史》 1985年第3期)。

关于当时养马情况，很多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如康熙 《太平府志》载： “当涂牧马场有孟村、余阜……五十一所。地八百四十顷”; “芜湖县有牧马场二十所、地一百八十二顷”; “繁昌有牧马场9所，地66顷又55亩。”道光《和州志》载本州有牧马草场圩租田236顷67亩6分2厘等。就养马数量而言，仅官马一项，凤阳府原额应为23201匹，实有9435匹; 庐州府4374匹; 宁国府750匹;太平府1465匹;滁州1075匹; 和州630匹;广德州800匹。以上7个州府共计马18529匹，约占当时全国军马数量的六分之一。

在集中饲养官马的同时，明朝政府为了适应已经安定了的政治经济情况，还鼓励发展民牧，实行官民牧相结合，并逐渐过流到以民牧为主。为此设置了专职官员掌管，至明未民牧已占绝大多数。据《滁州志》载： 洪武年间“专令民牧，江北五户养马一。……永乐初在滁者为南太朴寺，掌六府二州，五丁养马一; 洪熙初改两年一驹，成化初改三年一驹; 三十二年改五家共养一匹纳驹;宏(洪)治五年定制每十丁养马一匹、十五丁养骡马一匹……岁科?马。无马折色银十八两。”

无论是饲养官马，还是发展民牧，都需选育良种。明朝为了发展民牧，曾专设种马免征田。如 《历阳典录》 载： 当时和州民间有种儿马牛共计683只，“本州仓米有种马免征田，每二顷养儿马二匹，三顷养骡马一匹。”

除养马业外，其他牲畜的饲养也有相应发展，这在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如《太平府志》载当地“毛物多马牛羊猪驹驴”，由于土产淮猪味不佳，“民多从江北购入喂养。”《全椒县志》亦云本县“各种家畜家禽全备”。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凤阳府志》载：成化以后，马陆续兑与京卫官军，乞屯种牛5000只，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集中饲养种牛的要求。

为适应畜牧业的发展，必须有先进的兽医学，而兴旺发达的畜牧业又为兽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喻仁、喻杰合著的《元亨疗马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喻仁，字本元， 号曲川; 喻杰， 字本亨，号月川， 又号三蝌，均为安徽六安人。他们兄弟二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幼业时科，锲而不舍，后来长期以兽医为业，活动于当时养马业发达的江淮一带。他们既不因为兽医是小事而不为，也不因别人轻视此业而不钻研。正如喻仁所说：“不可以小而弗居，不可以贱而弗究。”当时江淮地区牛马经常发生瘟疫，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率很高。自喻氏兄弟医术应世后，生病的马牛经他们“针砭治疗，应手而愈”，而且“不矜其功，不计其利，滋滋树德(参见《元亨疗马集》丁宾序)，终于成了江淮地区德高望重的名兽医。

他们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民间兽医技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著成总结性兽医典籍《元亨疗马集》 (附牛驼经) 于万历三十六年 (1608) 印行。喻仁在 “七十二症序” 中说： 这部书的撰写是 “祖述诸人推明七十二症之源。间从已意自得之妙，亦并录之，在知者之取去也，庸敢以自恃哉”。可见《元亨疗马集》是在总结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研究心得写成的。书中引用兽医书有 《师皇秘集》、《伯乐遗书》、《王良御车集》、《发蒙纂要》、《疗骥方》、《渊源论》、《胡卜经》、《玉照集》、《穆公论》、《贾公集》、《李陵坐观经》、《赵氏集》、《田猎集》、《孙阳集》、《明验方》、《岐伯对症》、《金朝论》、《伯乐新尝》 等数十种，多不经见，大约都出自民间各地兽医之手，而被喻氏兄弟采得。甚至早已散佚的中兽医典籍的内容，在 《疗马集》 中亦有记载，诸如 《贾相公牛经》 和 《宁戚相牛经》等。“附牛经”中还载有《贾公图像黄牛经》和《贾相公图像水黄牛经宁戚相法合并大全》 等。

《元亨疗马集》分春、夏、秋、冬4卷，另附牛驼经各1卷，共约30万字。全书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注重整体观念，强调防重于治，把局症状归纳为表、里、虚、实、寒、热、正、邪8证，辨证施治，把阴阳学说贯穿于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自成体系，颇具独到见。在诊断方面，“凡查兽病，先以色脉为主，再令其步行听其喘息，观其肥瘦……然后定阴阳”。在治疗中主张“阴疴阳治阳方疗，阳症阴医阴药施”。“马经” 部分，论述了饲养管理、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特点，其中论色脉、八症论、疮黄论、起卧入手论、点痛论、明堂论等医理精深，各具独特见地。“素问碎金四十七论”对一些疑难问题和治疗方法，以精炼文字解释得极为明确; “七十二症”则进一步引经据典详述了病源、病状、预后、转归、治疗和调养方法，理明义精，是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部分。至于书中的针灸、烧烙技术，药性摘要和经验良方，更是作者临床实践的精华。

此书实用价值极高，加之作者精通业务，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取精用宏，后来居上，使其他同类书籍不免相形见绌。因此，本书问世以后，深受广大兽医欢迎，书商一再翻刻，版本达数十种之多。书名亦多种多样，诸如 《牛马驼经》、《元亨牛马驼集》，所附治牛部分题作 《牛经大全》 或 《水黄牛经大全》。内容有的只附 “牛经”，有的只附 “驼经”，有的只录治马部分，其实都出自这一部书，可见此书无论是全部还是其中某一部分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三百多年来，时至今天，《元亨疗马集》仍为中兽医重要参考书籍。1958年，《元亨疗马集》付梓350周年时，中国兽医协会召开了纪念会，《中国兽医杂志》还出了纪念专号，人们称赞这部著作是 “祖国兽医遗著中流传最广，而最被人珍视的一本不朽之作。”

此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根据明清两种较好的版本对全书进行了整理，并将马36起卧、72症; 56牛病; 48驼病分类重排，插图也按古本一一校正，对原文又进行了标点、改错和补遗等工作，使这臻于完善，定名为 《重编校正元亨疗牛驼经全集》，于1963年出版。喻氏兄弟的著作，又在今天重放异彩。

清朝牛病防治技术有明显提高，郭怀西 《注释牛驼经大全集》 是其代表。

郭怀西，清代安徽六安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康熙至乾隆年间，据他在《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自序中说：“幼攻儒业，数不利于场屋，退而独处，冀有补于世人”，于是究心兽医。他查阅了各种兽医著作，独称赞《元亨疗马集》。但是该书由于相沿既久，屡经翻刻，讹廖日增，奥义覆没，以致以讹传讹，对兽医极为不利。于是，郭怀西发愤重新考订《元亨疗马集》。他在丁序本的基础上，以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对其他版本中的“奥义良方，悉加添互爰”，使“讹者正之，隐者显之”，“有未备者详之，颠倒者顺之，残缺者补之”，并 “附五十年所心得，以为世人小补”。

《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共分10卷，前7卷为“马经”，第八、九卷为 “牛经”，第十卷为 “驼经”，于乾隆五十年付梓。该书不但每项内容较《元亨疗马集》更为充实，各种病症都有病理分析、防治原则、针药应用诸项，分析论述多有独到之处，而且在牛病防治方面有较大发展。《元亨疗马集》仅把“牛经”作一附卷，论述亦较粗浅，几乎属于单方草药经验，而郭怀西 《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则将“牛经”部分扩成两卷，专论牛病及其防治方法，而且在 “马经”部分，凡同时也适用于牛病及其医疗技术者，均冠以 “马牛”二字，如 “论马牛三病”、“论马牛二苦”、“论马牛有卒死”等，在牛病方面增添了大量的新内容。因此，郭怀西《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虽本《元亨疗马集》加以注释，但实际上却是继喻氏兄弟之作后又一部兽医学新著，为当时畜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至今仍不失它的参考价值。

二、汪应蛟、左光斗、方观承对北方农田水利建设贡献

明清时期，安徽学者们在北京附近、河北境内等北方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河北东部滨海平原是海河、滦河和潮白河水系的下游，由于地势平缓，排水不畅，土壤有不同程度的盐碱化现象。元人虞集曾建议修筑海塘、开垦北京以东滨海荒地，但未能实现。明中叶，这里已是“碱草丛生”的荒地，或水利失修无人耕种的地区。京畿东南、两河以北，也是荒原一片，“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安徽汪应蛟、左光斗先后在这里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贡献。而安徽另一学者方观承，在永定河等河北境内诸河与黄河的治理上取得了成绩。

(一) 汪应蛟对盐碱地的改造

汪应蛟，字潜夫，徽州婺源 (今江西婺源县) 人，万历二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南京礼部郎中等职。在他代任天津巡抚时，“见葛沽、白搪诸田尽为污莱，询之土人，咸言斥卤不可耕。”汪应蛟却不以为然，他经过调查，得出 “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然有利” ( 《明史，汪应蛟传》) 的结论。于是募集人民垦田5000亩，其中十分之四为水田，亩产四五石，田利大兴。这是天津附近较大规模地改造盐碱洼地种植水稻的开始。

汪应蛟后官保定，这里也是“荒土连封、蒿莱弥望。”加上天津兵4000，需饷6万，都是敛之于民。汪应蛟认为，如果开渠置堰改作水田，可得7000顷，每顷收谷300石，不但可资天津军饷，亦可支援附近各镇年例。因此，条划垦田丁夫及税额多寡，建议神宗，得旨允行。万历三十年(1602)，汪应蛟想根本解决河北水利问题，他认为：“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恒山，塘水可以溉中山，淦水可以灌襄国，漳水来自业下，西门豹尝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视江南泽国不异; 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以溉田。” 于是建议神宗： “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使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 ( 《明史?汪应蛟传》)。这一建议曾得到工部尚书和神宗的称许，后因神宗去世，明王朝走向衰落，汪应蛟的建议没有实现，但是汪应蛟这种利用众多水源、变河水为江南的设想，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

(二) 左光斗和他的屯田水利理论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又字共之，号浮丘，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 (1607) 举进士，授中书舍人，万历四十七年升任浙江道监察御使。熹宗天启四年官至左佥都御使，时值宦官魏忠贤乱政，明王朝黑暗到了极点，光斗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与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幸死于宦官之手。

左光斗出理直隶屯田事务时，他发现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苦旱兼苦涝也”。光斗究其原因，实乃“不知有水利也，以致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地与民尽矣。”他认为欲使旱不为灾、涝不为害，唯有兴水利一法。他经过深思熟虑，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向明王朝呈交了《足饷无过田，屯田无过水利疏》，提出了 “三因”、“十四议” 的建议，为该地区兴修水利提供了具体方案，获准允行后，水利大兴。

所谓“三因”，即一因天时、二因地利、三因人情。也就是要根据自然条件和民情等客观情况，才能搞好水利工作。所谓 “十四议”，即：

议浚川：要疏浚黄河流支流，“支流即分，而全流自刹;下流既泄，而上流自安。无昏垫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浚川之当议也。”

议疏渠：除保证运输的运河不可开泄外，其余河流、陂塘、堤堰，或寻故迹疏导，或视方便增设，费工多者，官府酌量给予费用，费工少者，听民自办。

议引流：指出“东南地高水下，车而溉之，上农不能十亩，北方水与地平，数十亩直移时，而事半功倍，难易悬殊”，当引流灌溉。

议设坝：在河流渐下、地势稍高的情况下，“远引不能，平引不可”，“盖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只有拦河设坝以壅之，才能引水灌溉。尤其是支流浅河，最宜用此法。

议建闸：虽然有了河流、陂塘、堤堰，若不及时蓄水或泄水，仍然会造成灾害。因此必须在入水和出水处设置斗门，以时启闭，旱时则开入水斗门，涝则闭之; 涝时开出水斗门，旱则闭之。

议设陂： “沿山带溪，最易导引”，为了防止山洪暴涨、沙石压冲，则需顺水设陂以障之。

议相地： 随其地势高下，听其物宜，不必一律种稻，粱、菽、芋、蔬，任其所宜而种之。

议筑池塘： 春夏之季，需水浇溉，常苦水少; 秋冬之季，农田不需灌溉，又苦水多，宜用池塘滨淀储有余以待不足，这样既可储水御旱，又能养鱼植莲。

以上8议，专论兴建水利，而灌溉农田是古代水利之最，因此，左光斗又提出了关于开垦农田的6条具体办法：

议招徕： 招南方农夫到河北传授耕种方法。

议力田之科：即仿汉代“力田科”，使那些未中进士的读书人，“垦田若干亩，许令占籍，而又不碍地方本额，且令官司与之讲明水学”，重视农田水利。

募富开爵： 仿效元代曾实行过的 “听富民欲得官者，能以万夫耕，则为万夫长”之制，令各屯卫所之官军依垦多寡计功晋级，鼓励勋戚商贾经营垦田。

议择人： 即慎重选择地方官，要他们既不扰民，又能劝农，“穑人成功，田?至喜。”

议择将： 农田水利事业，“兴废由人”，因此屯且之举，必须将领得人，方能做到 “且屯且练”，“用备不虞。”

议兵屯： 实行兵屯，练其老弱之兵，使尽力南亩，死且不憾，又计田行赏，比于得级。

以上是左光斗关于兴水利行屯田之制的一整套理论和具体措施，为在北方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提供了可靠办法。《明史》称：“其法黎然具备，诏悉允行，水利大兴”。这与他生长在江淮之间，比较熟悉水利事业，了解河北地区农田水利的实际情况，并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他的建议获旨准行以后，朝廷委派通判卢象观到天津附近主持农田水利，经过当地军民的艰苦劳动，使这一地区水利大兴。后来御史邹元标到天津，目睹事实感慨道：“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年在皆稻，种水田利也。” ( 《明史?左光斗传》) 足见左光斗屯田水利疏之价值。

(三) 方观承的治水成绩

方观承很重视开垦农田和兴修水利，他在担任山东巡抚、浙江巡抚时，已初露其在农田开垦方面的才能，并于1751年撰写了《敕修两浙海塘通志》，专论保护海岸、防止海水浸蚀。乾隆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官至直隶总督在任20年，皆掌沅水，前后奏上治河方案数十次，他治水的功绩，则主要表现在直隶(今河北省)境内。

其一是治理永定河。直隶五大河中永定河浑流是最难治的。方观承首先提出：“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行地中，畅行无阻。”但乾隆帝却认为“改移下口，不可轻言”(《清史稿?方观承传》)。第二年春，乾隆亲自视察永定堤，以诗示观承，大意是采取折中办法，允许把河堤培厚，不可加高，略移下口，作为补救; 同年夏又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的《豆瓣集?漫口图》示观承，意思是要他照此办理。但是方观承却没有唯命是从，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在永定河下口出水窖坝口，于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再开引河入叶淀，自凤河转入大清河。对此，朝廷有人顾虑水流盛涨会挟淤淀，方观承又覆奏：“浑水至三十里外，水涣沙停，当无此虑”等等，终得乾隆帝批准允行。过了两年，下口十里内淤阻，他又奏疏，要把永定河下口改自北岸六工人凤河。因此《清史稿?方观承传》称： “观承治永定河，凡再改下口。相时决议，从之辄利。”

其二是治理黄河及直隶境内诸河流。当时黄河在河南长恒、东明决口，乾隆帝命观承往勘。他根据这两县以太行堤为卫，其地南高北下，屡被冲决，提出在堤西新开一条引河，导水人旧引河东流，并以所起土另筑新堤。乾隆帝按照方观承的意见下达了命令。在治理直隶境内诸河流方面，他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 把子牙河自杨家口至阎儿庄改支河为正河; 把滹沱河自晋州 (河北正定县) 张岔山口改流，南出宁晋县入滏阳河; 把漳河自临漳县东南改流趋大名县分支，一出城北，一流入河间县，并在河口筑坝，断水南流，疏淤浚河，引水归故道等。这些建议都付诸实行。此外，在疏浚易州 (易县) 安国河、开渠灌田时，方观承采取 “以工代赈”的办法调动32个州县的民工。第二年就有大兴、宛平等22个州县 “筑叠道，开沟渠，诸工皆竟”。

三、蚕桑著作的普及和 《棉花图》 的问世

(一) 蚕桑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蚕桑著作的增多

明太祖朱元璋对发展农业和经济作物非常重视，提倡栽桑养蚕就是其中之一。早在龙凤十一年(1305)，他就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田多者按此比例递增。并要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要受到处罚。洪武二十五年 (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及和州等地，每户种桑、枣、棉各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洪武二十七年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必要多种桑、枣、棉，并派技术熟练的人去传授种植方法。规定每一户，头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以后的数目要如实造册向朝廷回奏，后来还规定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成绩，并规定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一律免征税。这一规定也作为官吏考绩的主要内容，违者降罚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这些措施对明初蚕桑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江南是全国蚕桑生产的中心，虽以江浙为最，但安徽也是当时桑蚕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明初朱元璋曾派人从淮、徐一带收桑籽20石，送到湖南广西一带种植，可见当时淮徐一带蚕桑生产是比较发达的。洪武年间 (1368―1398) 仅凤阳皇陵等八卫屯田就有桑枣树150万株。宣德七年(1432)实有桑树140万株。另据安徽各县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安徽几乎各县都栽桑养蚕。所谓 “象外有天皆化育，眼中无地不耕桑”; “高代禾黍村村绿，远近桑麻处处青” 等诗句分别是对广德和全椒农村栽桑养蚕的写照。由于乔木桑树叶小产量低，正德年间 (1605―1521)，泗州知州汪应轸劝课农桑，曾不惜长途跋涉，远赴浙江购湖桑种植。据梅守箕《山口田居》诗云：“藜藿代梁肉，灌木出丝教”，表明宣城当时栽种的已是枝干矮小的桑树，可能就是引进的湖桑。

另外，丝织业的繁荣也能反映当时桑蚕生产的发展。明清时期安徽各地丝织品相当普遍，仅毫县就有织机一千多张; 丝织品种类繁多，其中以万寿绸声誉最高，唐宋名产轻容纱这时织造技术又有新发展，据说一匹轻容纱叠起来刚好方寸一两。明朝廷还于徽州、宁国二府设置织局，专营织造。其中徽州织造局于1363年立局于歙县城内北隅，有生帛机50张，签拨人员862户，岁购生帛3色，1389年停办; 1403年恢复生产，以织造细绢为主，岁造深青、墨绿、清丹红3色及光素?丝; 1424年改造熟帛，丝绸增加到6色。1579年苏松一带水灾，皇室丝绢供应不足，朝廷又增令徽州、宁国、广德府州分造。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安徽栽桑养蚕是很普遍的。虽然明末清初由于兵荒天灾，桑蚕生产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康熙以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江南“入境野田多秫稻，近吴风俗半蚕桑。”(张乾德等《安徽丝绸史研究》，《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汇编》 第146页) 淮南安丰塘周围，“闻道环塘三百里，于今多半是桑田”的景象。不但老桑区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桑蚕区。如清康熙 《滁州志》载： “明向无蚕，乱后养蚕颇多，每年可出茧四千斛。”此外，沈练在绩溪种植湖桑，方鞠人提倡蚕桑生产，韩梦周在来安县开发柞蚕之利，都卓有成效，对于安徽蚕桑生产的发展，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明清时期安徽普遍栽桑养蚕，迫切需要桑蚕技术书籍传授栽桑养蚕的方法和经验，广泛地栽桑养蚕的生产实践，又为总结蚕桑生产经验提供了条件。因此，明清时期，尤其是清雍正以后，安徽蚕桑著作明显增多。据初步统计，明清两代安徽蚕桑著作有：明代休宁人金瑶的 《蚕训》，天长人陈克任的 《桑蚕志》; 清代桐城人方观承的 《看蚕词》，怀宁人劳世芳的 《蚕桑说》，江苏溧阳人沈练在绩溪撰写 《蚕桑说》、在休宁又编 《广蚕桑说》，歙县人王宗沂的 《蚕桑辑要》，吴兴人邹祖堂在建平 (今郎溪县) 撰写的《农桑事宜》，震泽人任兰先在寿州撰写的《农桑摘要》，太平人赵敬如的 《蚕桑说》，以及佚名的 《蚕桑浅论》 (附改良青阳蚕桑法)等10余种。这些蚕桑技术书籍和文献，对普及和推广蚕桑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在国内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是沈练的《蚕桑说》。

(二) 野蚕利用和柞蚕著作的出现

野蚕成茧的记载在我国古籍中屡见不鲜，最早利用野蚕茧为絮大约在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东莱郡东牟山(今山东牟平县东牟山)，“有野蚕为茧……收得万余石，民以为茧絮”(《古今注》)。安徽利用野蚕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刘宋元嘉十六年 (公元439)，宣城野蚕成茧，大如鸡卵，弥漫山谷，次年转盛。稍后，大明三年 (公元459) 石亭山野蚕生300余里，20年来野蚕滋生繁衍，利用不息 ( 《宋书?符瑞志》); 唐朝贞观十二年 (公元638)滁州野蚕成茧，遍于山阜，庐州、濠州、凤阳皆献野蚕茧;次年滁州野蚕“食槲叶成茧”，大如卵，其色绿，凡收6570担，至贞观十四年六月以收茧8300担等。所谓食槲叶成茧，当指柞蚕而言 (张乾德等 《安徽丝绸史研究》，《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 第139页)。

明清时期，安徽柞蚕的放养和利用更加普遍，《安徽通志?食货志》 载： 六安州物产有 “山绸”，并注明 “州邑通产”; 滁州“常利用山蚕茧、缫制丝绵”。还有不少县志中亦有柞蚕利用的记载。其中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就是韩梦周的柞蚕专著――《养蚕成法》 在安徽来安县问世。

韩梦周 (1729―1799)，字公复，一字理堂，山东潍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他任安徽来安知县期间，据李元度 《韩公复先生事略》记载： 他 “惩蠹役，斥淫祀，劝农功，训民节俭”，“创清江书院”，“立恤孤院”，多有政绩。他见来安县境内多柞树，便劝民饲养柞蚕，并于乾隆三十二年前写成 《养蚕成法》一书，散给群众学习，又从山东请来蚕师，推广经验，致使“昔为荒废无用之地，今日都成产金之场”，因而 “民用以饶”。

《养蚕成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柞蚕专著。书中对柞蚕制种、饲育，以及蚕丝的捻线和织绸方法，都作了通俗简明的叙述;对柞树种类、种植方法及樗蚕饲养也都有梗概的记载，标志着我国柞蚕业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体系。该书曾多次刊行，影响较大。1983年农业出版社又将它重新校注排版，刊于《柞蚕三书》之首。

(三) 我国第一部植棉专著――方观承的 《棉花图》

我国有关棉花的记载是很早的，但是直到唐宋时代人们主要还是用绸帛和麻布来做衣服。到了元代，棉花才进入我国衣被主要原料的行列。

长江流域由于冬季气温低，多年生棉花不能越冬，所以只能栽培一年生棉花。提到最早长江下游种植棉花的是宋末元初浙江人胡三省，他注 《资治通鉴》 时说： 木棉江南多有之，接着还简要地介绍了棉花栽培和加工的方法。元 《王祯农书》 中也明确地记载：“棉花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省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种之则深荷其利”。据嘉庆《旌德县志》记载，王祯在旌德县任职时，还亲自种植过棉花。可见，安徽至迟在13、14世纪已经种棉。以后的农书中常不乏棉花的记载，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棉花专著，还是清代桐城方观承的 《棉花图》 (又名 《木棉图说》)。

《棉花图》是方观承在直隶任上所作。他认为种植棉花，功同菽粟，只有使农民重视植棉纺织，才能使衣被周天下。于是他以北方的棉花栽培和加工方法为题材，结合自己摸索的经验，绘成16幅图，每图附有百字左右的文字说明和七言诗。第一至五图分别是播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基本上包括选种在内的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棉花的过程; 第六至十一图分别是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即搓条)、纺线，主要内容是棉花的收藏、加工成棉线;第十二至十六图分别是挽经、布浆、上机、织布、练染，主要内容包括上浆、染色以及用棉线织成棉布，此外还指出棉核可以榨油，滓子可以肥田，秸杆可以作燃料等。其中轧车较王祯农书和徐光启 《农政全书》 的搅车都更为先进。已采用飞轮转动。

《棉花图》编绘成书后曾于乾隆三十年(1765)进呈皇帝，乾隆帝弘历阅后，对每幅图也各赋七言诗一首，并批令方观承摹绘刊印，以广流传。嘉庆十三年 (1808) 嘉庆帝锸琰又为每幅图各作诗一首附后，并将此书改名为《授衣广训》。并钩摹上石存于园照图后园园毁散失。这本书用图画和诗文相配合，来传授棉花栽培技术和棉花的加工方法，是目前所知国内外最早且较完备的棉作学和棉织学图谱。加之乾隆、嘉庆皇帝一再提倡，它在我国的流传极为广泛，以致徽州墨商也将 《棉花图》制成墨模，印在徽墨上，成了宣传棉花栽培加工方法的艺术品。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吉田幸次郎又将其中图说及‘跋’ 译成日文，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四、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和动植物志谱

明清时期，安徽由于水、旱、虫灾频繁，加之战争破坏和万历以后苛捐杂税的勒索，农民常年饥馑，不得不以野菜树皮充腹，对于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和利用因此盛行起来。据初步统计，明清两代，安徽有关野生食用植物利用的著作，有明朱?的 《救荒本草》、鲍山的《野菜博录》、汪颖的《食物本草》，明末清初汪昂的 《日食菜物》，清张?的 《增订菜谱》、王炯炎的 《野菜谱》 以及未署名的 《黄山野菜考证》等7种。其中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是朱?的 《救荒本草》。

(一) 朱?和他的 《救荒本草》

朱?，字诚斋，原籍濠州 (今安徽凤阳县)，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他约生于元朝至正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1361或1362)，明洪武三年 (1370) 封为吴王，驻守凤阳，十一年封为周王，十四年就藩于开封。以后曾两次被流放到云南，洪熙元年(1425)卒于开封。

据明史记载，朱

好学多才，素有大志，政治上也比较开明，在开封执行恢复农业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些有益于人民的事。由于他在争夺帝位斗争中屡遭失利，促使他专心于学术。他擅长诗词，撰有 《元宫词》百章。他热爱科学，青年时代对医学就很有兴趣，曾组织人撰写 《保生余录》 方书两卷，另有 《袖珍方》 4卷、《普济方》 168卷。

朱

在植物学上的杰出贡献，是他编撰了《救荒本草》。 由于封建社会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不得不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有误食有毒植物而中毒的，因此急待加以总结提高。朱?在这种情况下，一面广泛搜集各种图书资料，一面广采博访民间各种可食植物，查明它们的分布和生产环境，然后组织人力将四百多种植物 “植于一圃”，亲自栽种试验，开创了“实验生物园”的先河。美国科学史家顿(C.Sarton)在谈到中世纪植物园时说： “杰出的成就产生在中国。” 朱?正是有了这种研究植物的条件，才能不断地选择 “滋长成熟” 的植物，命画工为图，编著成图谱式的野生植物著作《救荒本草》2卷，并于永乐四年 (1408) 刊行于世。该书收集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共414种，其中见诸以前本草著作的138种，新增的276种。在此以前，我国本草以医药为主，兼及服食，专为救灾目的写成的本草专著，此书是第一部。

《救荒本草》的图文都抓住了植物的一些典型特征，进行科学而准确的描述，从而脱离了前人的窠臼。它沿用和创用了一整套植物学术语描述植物，摆脱了过去使用类比法的模糊性和不准确性;加之书中每页附一插图，描绘一种植物，图文配合相当紧凑，生动逼真，人们可直接按图索骥，从而增加了它的实用价值。

《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拓宽了对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后来不少学者纷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出现了一批有关的著作。如王磐的 《野菜谱》，周履靖 《茹草编》，高濂的 《野棠品》，鲍山的 《野菜博录》，姚可成的《救荒野谱》，顾景星的《野菜赞》，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朱?的影响。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称其 “颇详明可据”，不仅从中引录了三种植物，而且吸收了其中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清代吴其?《植物名实图考》也仿效朱?用实际调查和收集植物标本的方法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直接引用了 《救荒本草》 中的许多图文，可见该书在明清时代学术界的影响

《救荒本草》的辉煌成就，也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17世纪末，《救荒本草》东传日本后，日人接二连三地翻刻订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在《中国植物志》中，为《救荒本草》所列的176种植物作了学名鉴定，并指出其书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美国植物学家里德(H.S.Reed)指出朱?的《救荒本草》“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来源”(罗桂环《朱?和他的救荒本草》，《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近代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这是15世纪初期，植物学界调查研究最忠实的科学纪录。

(二) 亳州牡丹及有关著作

牡丹是我国古代特种观赏花卉，原为野生植物，汉魏时已作药用。隋炀帝在洛阳营造西苑时，易州 (今河北省易县) 应诏进贡了18个牡丹品种，可见人工栽培牡丹的历史应在此前。唐代牡丹盛极一时，身价百倍，被誉为国色天香。至宋代，牡丹栽培中心从长安东移洛阳。北宋末年洛阳牡丹开始衰败，由陈州取而代之。南宋时四川天彭栽培的牡丹曾为蜀中第一。至明朝，牡丹栽培中心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当时亳州牡丹甲天下，居民嗜花成习，“一岁中鲜不以花为事”，四郊私人园圃多至20余所，每至春暮，名园古刹，灿然若锦，为观察研究牡丹提供了极为利的条件，因此，出现了一批牡丹专著。《千顷赏书目》著录的就有周宪王朱有?的 《诚斋牡丹谱并百咏》1卷、 朱统

的《牡丹志》、 佚名 《毫州牡丹》1卷、朱安的《丛桂牡丹谱》1卷等， 均已亡佚。今能见到的有明代薛凤翔的《毫州牡丹史》4卷，夏之臣的《评亳州牡丹》，清代吴江人钮?的 《亳州牡丹述》，以及怀宁余鹏年的 《曹州牡丹谱》 等。

薛凤翔，字公仪，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详，万历时由例贡仕至鸿胪寺少卿。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的名士，分别在亳县城郊筑常乐园、南园，博访名种，广植牡丹。据说亳州牡丹是从薛氏常乐园发展起来的。薛凤翔退隐后，继承遗业，以莳花学圃自娱，于万历年间著成《亳州牡丹史》4卷，内分纪、表、书、传、外传、别传、花考、神异、艺文等目。该书总结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技术，记述了有关牡丹的轶闻掌故，汇集了唐宋一些著名诗人咏牡丹的诗词歌赋，尤其是书中对267种牡丹进行了分类，细微而又形象地描述了152个品种的性状和颜色，非常引人入胜，确是 “每一展阅，不绘而色态宛然，不圃而品伦错植，虽赤暑玄霜，群芳凋后，亦复香气袭人，不春而春也。” (李冬生注 《牡丹史?前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颇有影响的牡丹专著。该书除有万历刻本外还有薛氏的 《牡丹八书》、《亳州牡丹表》 和 《亳州牡丹史》(仅是原著的《传六》部分)三书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其实都是原著的组成部分。毋庸讳言，由于作者和时代的局限性，书中仍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不过，瑕不掩瑜，《亳州牡丹史》无论是从资料价值来看，还是对今天栽培牡丹的参考意义而言，都是有价值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已于1983年重新点注出版，取名《牡丹史》。

另一部专论亳州牡丹的著作是夏之臣的《评亳州牡丹》。夏之臣，字一无，明亳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做过3年县令，“二十一年由郾城知县选浙江通御史，二十二年巡视中城，二十三年巡按湖广”，不知何故 “降海澄县典史。” 后来拒绝再度出任以花木自娱。自正德至万历年间的一个世纪中，亳州牡丹品种变化多端，层出不穷，“奇奇怪怪，变变化化，故者新，新者又故”，品种多达247个。夏之臣建造了南里园广袤10余亩，也是当时以牡丹著称的亳州三大名园之一。大约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他写成《评毫州牡丹》，文虽不满400字，却对亳州牡丹的种类和变种的繁盛进行了卓越的理论探讨，总结出两条原因：“牡丹其种类异者，其种子之忽变也;其种类繁者，其栽接之捷径也，此其所以盛也。”这就是说，种类之所以各不相同，主要是由于种子忽然变异 (突变)，而栽培和嫁接则是获得种类繁盛的捷径，这是很有科学的，在生物学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夏之臣的理论虽然不如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达尔文、卡尔托斯基和戴?弗里斯的突变理论那样系统和缜密，但他作为近代科学初创阶段进化思想的杰出代表和现代突变学说的先驱者却是当之无愧的 (姚德昌 《晚明夏之臣的 “忽变” 说》，生物学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6年)。

此后，我国牡丹栽培中心又由安徽亳州转移到山东曹州 (今山东省荷泽县)，当时那里是 “香花百里，五色夺目” (邓汝舟《牡丹史?序》，薛凤翔 《牡丹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有关曹州牡丹的著述，有清代山东苏毓眉的 《曹南牡丹谱》和山东菏泽郭如仪的《种牡丹谱》，均亡佚，目前能见到的则是安徽余鹏年的 《曹州牡丹谱》 1卷。

余鹏年，原乐余鹏飞，字伯夫，安徽怀宁县人，乾隆举人。他既是位诗人，又是画家，酷爱牡丹。他曾在曹州重华书院执教，从乾隆五十六年 (1791) 春天开始，就组织了当时重华书院里一些熟悉种花的学生和有经验的莳花者，深入到当地各花圃对牡丹进行调查观察，随手笔录，又查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次年编成《曹州牡丹谱》1卷，1793年付梓。该书主要是记录各种颜色的牡丹56种，后附曹州通行的牡丹栽培技术7条，对牡丹栽培颇有参考价值。

(三) 《广群芳谱》、《笺卉》 和其他动植物志谱

《广群芳谱》 100卷，1708年康熙帝命汪灏等就明代王象晋《群芳谱》 改编而成。

汪灏，字紫沧，安徽休宁人，康熙四十二年 (1703) 赐进士及第，授编修，总管武英殿纂修事。

《广群芳谱》虽是据《群芳谱》改编之作，但由于改编的篇幅很大，不但删去了不属“群芳”的“鹤鱼谱”以及有关“疗治”的内容，使其体例更加严整，而且增加了大量的资料，并用 “原”，“增”加以区别，对原书引文错误或疏漏之处，也都一一加以补正，内容更加完整、充实。使原为20卷的《群芳谱》(《四库总目》为30卷) 扩充成100卷的 《广群芳谱》。因此，可视为一部新著。

《广群芳谱》由11谱组成： 天时、谷、桑麻、蔬、茶、花、果、木、竹、卉、药。除天时谱记四季的和月份外，其余十谱全记植物。该谱介绍植物性状和栽培技术，广征博引，堪称我国古代有关植物的艺术大全兼文献汇编。

吴菘，字绮园，歙县人，以举人授中书，五上春宫不第，遂不复仕，筑亭穿沿，莳花以奉母，平生尤多义，镞砺于学，淹贯经籍，善诗歌，有 《四岳》、《四明》、《匡庐》、《御览》诸集 (道光《歙县志》卷八“士林”) 另有 《笺卉》一卷，此乃他将雪庄所绘35种奇花异卉一一加以笺注而成，诚如作者自序所云： “楚州雪庄师，居皮蓬，寝食芳葩，时携纸笔，于幽崖邃壑间，貌形写照，务得其神，余因为谱之，命曰 《笺卉》，殆嵇含之《草木状》、郑虔之 《本草记》所未尝载者也。” (吴菘 《笺卉?序》 见 《昭代丛书》乙集，卷十五)“聊附山史之未云尔”(吴菘《卉笺?序》见《黄山丛刊》本)。吴菘第一次将雪庄所绘黄山35种野花异卉，加以定名，描述其色香或记生长环境、或述形态特征，使鲜为人知的黄山野花异卉，跃然纸上，它们多姿多彩，令人倾倒，芳香馥郁令人陶醉。正如张潮跋曰：“黄山诸卉予虽未见，观绮园之所笺，诚有足令人爱玩而不忍恝置者也。” (张潮 《笺卉?跋》 见 《昭代丛书》 乙集，卷十五) 显然，《笺卉》可视为黄山第一部植物志，其中有些命名和描述相当准确和科学，可鉴定出何科何属，如金缕梅为金缕梅科，金缕梅属 (Hamamclis japonica，S.etc);旌节花为旌节花科，旌节花属(Stachyurus，Praccox);璎珞花为豆科，樱珞属(Amhertia nobilis);山樱为蔷薇科，樱桃属(Prnus Pseudocerasus); 木莲花为木兰科，木兰属 (Magnolia lbovata);玉铃花为齐墩果科，齐墩果属 (Styrax o bssia);杜鹃花为石楠科，石楠属(Phododendron indicum);四照花为山茱萸科，山茱萸属(Cornus Kousa Buery); 腊瓣花为腊梅科，腊梅属 (Corylopsis Spicata);其他20多种花卉结合雪庄《黄海山花图》，也都依稀可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植物学大词典》 曾引用过 《笺卉》 中不少描述，而且明确指出，玉玲花、四照花“名见 《笺卉》”; 至于金缕梅，《植物学大词典》虽说 “名见 《黄山志》”，但其名和描述与《笺卉》相比，仅“翩翩”或“翩反”一字差，其余完全相同，可见其学术水平之高。

雪庄 《黄海山花图》 和吴菘 《笺卉》 曾寄给清代著名鉴赏家宋荦。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当时任江陵巡抚，住节苏州。宋荦收到 《黄海山花图》和 《笺卉》 后非常欣赏，又为其注疏题诗并序日： “楚州雪庄悟公，住黄山之皮蓬、性孤高，有花癖，尤善绘事，时时含丹吮粉，于幽崖邃壑中，貌人间未见花，勺之成帙。新安吴生绮园笺其名，寄余平江官舍，戊寅七年携过沧浪亭，流览一再过，各即其名状而疏之，并系以诗，用补山志之未备，其中数种不可名，亦未能成诗，故阙之”(宋荦《黄海山花图咏》见《西陂类稿》卷四十)。宋荦注疏题诗共20种，名曰《黄海山花图咏》。

安徽省博物馆藏有精写本《培植兰菊法》一册，未著撰人。据考证，该书可暂定为清代歙县汪畹腴所撰 (潘法连 《安徽历代农学书选辑》，《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全书分兰花和菊花两大部分，“兰花”部分，首列引言： “兰花自远方来者，曰闽，曰赣。凡叶润厚、劲直、苍泣者，闽也，其品优; 叶隘薄而散乱、灰燥者，赣也，其品劣。色取白为上，紫次之，青又次之，原垛乃受培植，元气不伤，兰蕙亦然，一干一花为兰，开在冬春之交; 一干数花为蕙，开在春末夏初”。接着分列 “置兰”、“造泥”、“换拔”、“浇灌”、“培壅”、“谨护”、“凿弊”、“安头”、“护理”、“探源”、“防御”、“靖患”、“灵均”、“标品”等15目，后置两条讲到剪除残花和 “风兰” 等事宜，好像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经验之谈。“菊”的部分，则以月令形式，逐月记载各月艺菊之事及有关技术方法，包括施肥、浇水、分秧、嫁接、整枝、培土、移栽等，强调不同苗情，不同品种的菊花在施肥时应区别对待，灵活掌握，该部分相当详尽实用。

在花卉月令方面，还有程羽文的 《花历》、《一岁芳华》 和张潮的 《花鸟春秋》 等。程羽文，字荩臣，歙县人，撰有 《清闲供》8卷，其中 “花历”和 “花小名”都与生物有关，“花历”还被抽出单行。自谓 “花有开落凉燠，不可无历，秘集月令，颇与时舛，予更辑之以代挈壶之位，数白记红，谁谓山中无历日也。”(程羽文《清闲供?花历》，《香艳丛书》第3集卷二)接着分别以12个月为目记录了60多种植物的花芽萌动、开花结实、草木荣枯和虫鸟蛰出等物候。程羽文还感到 “梁昭明作锦带启，吴宁野作连珠演，复以丽句，绘此丽精，遂觉十二月中时时堪人欣赏，因补数语，以丈芳华，” (程羽文 《一岁芳华》 《香艳丛书》 第11集) 即成《一岁芳华》。此书也是以月令的形式，以月标目，从正月至十月逐月记载着一些应时的花木和虫鸟活动，11月至12月则为穿着、音乐欣赏和祈褥事宜。此外，歙县张潮(1650―?)，官至翰林孔目，以文学家和刻书家著称，撰有《花鸟春秋》一篇，刊于 《香艳丛书》第十一集，也是逐月记载有关花木生长枯荣和候鸟昆虫来去飞鸣之作。可见清代歙县关心物候知识的人是很多的。

有关动物饲养的专谱，除桑蚕著作前已述及外，尚有歙县陈均撰《画眉笔谈》1卷，皆记豢养画眉鸟之事。先对画眉鸟的形态、行为作了正确描述，又介绍了饲养、训练的方法，无烦琐考证和艺文丽藻，是饲养画眉的实用手册。书中提到喂肉时要掺砂，这是对鸟类生理特点的正确认识，也是其他驯养鸟类著作中所罕见的。另外还有陈石麟的《鹌鹑谱》1卷。陈石麟字令章，清代休宁人，康熙丙辰 (1767) 贡生，后与其兄合开店铺。为训斗鹌鹑目的，他据抄自内府的本子，又搜取诸家所藏，对其中“传写混讹，鱼鲁莫辨”和 “字句鄙俚，未足为法者”，“精加裁订”而成 《鹌鹑谱》1卷。书内分“原始”、“相法”、“饲养各法”三部分，“相法” 中对鹌鹑的头、 咀、

(咀角两纹长侵腮者)、 面、 鼻、 骨、胸等从斗鹌鹑的角度，评其优劣，并列出61个品种，逐一述其性状; “饲养各法”分养、洗、饲、把、斗、调、笼、杂诸法，杂法中还指出了各种不正确 “把法”所造成的病态及治疗方法，是一部对鹌鹑的形态、习性和饲养方法等叙述极为周详的专谱，其中有些内容对现今鹌鹑饲养业仍有参考价值。清休歙县程瑶田的《通艺录》中 “释草小记”和“释虫记”也不乏生物学知识，图文并茂。其中有一篇“蜜蜂纪略”，对蜜蜂营巢、酿蜜、分群等生活习性，以及人工放养和割蜜方法等，均有所述及，可供养蜂者参考。

此外，明清时期安徽有些学者居官他省，手录异地见闻成册，其中有些著作也不乏动植物知识。在这类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是吴绮的 《岭南风物记》 和檀萃的 《滇海虞衡志》。

吴绮 (1619―1694)，字园次，清代歙县人，顺治甲午(1654)拔贡生，康熙四年官至湖州知州，罢官后游历四方，足及岭南，后侨居江都，撰有 《岭南风物记》1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江苏巡抚采进本予以著录，然称吴绮为江都人，实误。据道光 《徽州府志》 和民国 《安徽通志稿》，吴绮实为歙县溪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绮本文士，故是书所述，率简雅不支，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可相伯仲。”书中除叙当地气候、石、布、香、酒、杂事外，有关岭南动植物志的有60条叙草木花竹，17条叙鸟，5条叙兽，6条叙虫，17条叙麟介，4条叙谷蔬，均为岭南动植物志的珍贵史材，对了解当时岭南动植物资源很有参考价值。

檀萃 (1725―1799)，字岂田，又字默斋，清代望江县人，乾隆辛巳 (1761) 进士，历官青溪，力劝当地知县兴学办农，颇有政声，后因不阿丢官，遂受聘为云南五华、成才两书院讲席，晚年离滇，经湖北沿江下抵金陵，卒于寓邸。檀萃在云南居住达数十年之久，对云南边陲气候、物产、风土人情深察熟知，曾撰有关于云南地方的志书数种，离滇归途中又写成 《滇海虞衡志》 13卷。其中有“志禽”、“志兽”、“志虫鱼”、“志果”、“志草木”5卷，都是有关云南动植物志的记述。如“志禽”卷，除记述鸡、鸭、鸽、鸬鹚等家禽外，主要是记述野生鸟类; “志兽” 卷则着重介绍象、马、牛、羊、驴、地羊 (食用犬) 等兽类的饲养和利用，兼及当地一些哺乳动物资源和利用的情况;“志虫鱼”卷主要记述云南鱼类、蛇类以及岩峰和野蚕及其利用，附带提及内地鱼类养殖情况;“志花”卷主要记述的是茶花和龙女花等; “志果”卷所记包括各种水果以及落花生、莲藕、菱角、乌芋 (荸荠) 等; “志草木”卷包括各种林木、茶树以及粮食作物和蔬菜等，对研究当时云南自然资源和农牧业生产情况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明代歙县潘之恒侨居金陵时，还撰有《广菌谱》1卷，记录菌15种。除以上至今尚存的动植物谱志外，还有一些只见著录、未见流传的动植物谱录，如六安杨景增的 《栗谱》、泾县朱怀山的 《松竹轩菊谱》、歙县汪士贤的《菌谱》、方信的《鳄书》、项应莲的《竹谱》、余华端的 《卢滇志草》等等。总之明清时期安徽有关动植物谱录的著作甚多，尤以徽州地区为最。这些动植物志谱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传统生物学知识仍处在不断积累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