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

目录学家、天文学家，西汉末古文经学派创始人。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汉高祖刘邦少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子。少以通《诗》、《书》，能属文，为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方技，无所不究。向死，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分门别类，撰《七略》，于我国目录学之建立，颇有贡献。原书已佚，其主要内容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录用。歆校秘书时，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因请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宫，遭诸今文博士反对。王莽建新朝，以歆为国师。地皇四年(23)，谋诛莽，事泄自杀。歆晓天文律历，著有《三统历谱》，其标准量器所用圆周率为3.1547，世称“刘歆率”。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刘子骏集》。

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因避帝讳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之后，刘向之子。少时以精通《诗》、《书》，善写文章出名，为成帝召见，任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父刘向一起主持校勘皇家藏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任中垒校尉，承继父业，以《别录》为基础，整理六艺群书，进一步做了分类等工作，并撰成《七略》。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其中辑略总括其它六略，是先秦至西汉学术思想源流演变的简史。今已不存，但主要内容在《汉书?艺文志》中可见。刘歆对中国目录学的建立有一定功绩。在整理古籍中，刘歆自称发现了《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并建议哀帝立古文经学官，公开讲授，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强烈反对。为此他致书太常博士责之，其言语甚激切，招致诸儒怨恨，触犯执政的儒臣。刘歆恐被害，求出，任河内太守。后历任五原、涿郡太守等职。哀帝死，平帝立，王莽辅政，征入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使治明堂、辟雍，一跃成为典儒林史卜的要人。王莽篡位后，拜国师，封嘉新公。对古文经的流传，形成系统的训诂方法，起了很大作用。刘歆还通晓天文、历法，著有《三统历谱》。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据其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为3.1517，世称“刘歆率”。地皇四年(23)，南阳兵起，他怕大祸将至，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传见《汉书?刘歆传》。

古文经学最早的提倡者。字子骏，汉宗室子弟，系楚元王五世孙。其父刘向是西汉学界泰斗，刘歆少承父学，对六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是中国历史上以博学名世的大学问家之一。汉成帝时，他应诏随父亲进入皇家图书馆，参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其父去世后，他继承父业，主持整理完毕所有宫廷藏书，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目录学专著《七略》。就在这期间，刘歆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用古文抄定的《春秋左氏传》，如获至宝。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一发现竟在近两千年的学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笔墨官司。当时的官学是今文经学，但刘歆在读完《春秋左氏传》 后，断定这才是孔子的真义。汉哀帝时，刘歆成为皇帝的近臣，于是上书建议将 《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也立为官学，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抵制。当时的执政大臣都是以今文经学起家的，对刘歆更是痛恨以极。为避杀身之祸，刘歆请求外任。几年后，哀帝驾崩，平帝年幼，以外戚王莽辅政。王莽大权独揽，渐有代汉之心。王莽先是以周公自居，以“复古改制” 为名义，为新王朝的建立造舆论。此种背景下，在野的古文经学成为王莽改制的工具。刘歆与王莽本为故交，这时自然时来运转，连连超升，成为王莽改制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位至封侯。当时天下乱象已现，据说，当时民间流传着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的谶语，预言有一位名叫刘秀的人将成为 “真命天子”。刘歆野心膨胀，想入非非，改名为 “刘秀”。但最终坐上天子宝座的不是刘家的人，而是王莽。在王莽的新朝，古文经学被尊为新朝的国学，刘歆被封为国师，成为古文经学的最高权威。王莽代汉以后不久，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一位精通天文谶记的道士观测星象后私下对几位执掌兵权的将军预言： “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这几位将军便串通起来，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刘歆为天子。刘歆本是刘氏宗族，改名 “刘秀” 时就有帝王之心，与这几位将军一拍即合，但起事前被人告密，刘歆等人皆自杀。王莽建立的新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后代正统的史家都以王莽为篡汉，而刘歆曾经阿附王莽新朝，自然被视为变节的 “汉奸”。即使在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之后，刘歆的首倡之功也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清朝乾嘉之后，古文经学盛极一时，成为学界的主潮，直到近代，才重新受到今文经学的挑战。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旗帜，鼓吹维新变法，要彻底打倒古文经学，发表 《新学伪经考》 一书，声称 《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假经典，是为王莽篡汉制造历史根据的 “伪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等 “疑古派” 的学者也坚持这种观点，认为根本没有所谓 “古文经”，而是刘歆的杜撰，他借在宫廷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伪造了《左传》、《周礼》、《古文尚书》等。这种看法现在基本上为学界不取。其实，刘歆真要是伪造了古文经，然后又使后代学者上了两千年当的话，那才真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奇人。

汉朝宗室。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之子。成帝时，以年少通 《诗》《书》 能属文召为黄门郎。后与父刘向领校秘书向死，拜刘歆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奉车光禄大夫。又继承父业总校群书，编成《七略》。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声称发现《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建议哀帝立古文经学官，遭到朝廷大臣和今文经博士的反对。刘歆出任郡太守，数年以病免，不久任安定属国都尉。哀帝死，王莽执政。因王莽年少时与刘歆皆为黄门郎，故看重刘歆。拜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主持儒林史卜之官。王莽篡位，利用古文经托古改制，封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地皇四年(23)，王涉与刘歆等谋诛王莽，事泄，刘歆、王涉皆自杀。歆著有《三统历谱》等。

西汉末年学者、古文经学家。字子骏。曾用名秀，字颖叔。刘邦同父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刘向第三子。少时通经书能属文。成帝时为黄门郎，哀帝元年(前6)大司马王莽荐其系汉宗室有材行，举为太中大夫，升迁奉骑都尉，奉东光禄大夫。受成帝诏与文领校皇室秘府藏书，博览六艺、传记、诗赋、术数、方技之书，学识渊博。父卒后继续父业，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节要分类撰成《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是我国最早的简明书目提要，也是较早的一部学术史著作。班固《汉书?艺文志》即取《七略》成篇，从中可见刘歆的观点。他认为上古王者皆置史官，记载其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室衰微后，史官失职，记载残缺。孔子欲继续前代史官的事业，选择文化传统深厚的鲁国，依据鲁国史官的记载，著成《春秋》一书。此说肯定孔子是一位有见识的学者，在文化学术史上占有崇高地位，但否认孔子是受命于天的王者，否认孔子是神，与今文经学和谶纬的孔子观不同。他还认为，周天室衰微以后，诸侯并起，各诸侯国君主“好恶殊方”，诸子学派各引一端，以取合诸侯。“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此说把儒家学派与其他诸子学派同视为历史变化的产物，否认了神化儒家学派的观点，亦与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观点不同。《左传》多古字古言，以前仅在民间流传，学者仅传训故而已，多不与《春秋》经文联系研究其内容。刘歆在校书中发现秘府所藏《春秋左氏传》，甚爱好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突破《左传》不传《春秋》的传统看法，“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汉书?楚之王传》)，使《左传》的章句义理更加完备。他向哀帝建议，将属于古文经的《左传》及《毛诗》、《逸礼》列于官学。哀帝诏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此事，诸博士为今文经学者，均不肯支持他的建议。刘歆写了一篇公文《移书太常博士》与诸博士讲理，成为经学史上有价值的文献。这篇文献概括了孔子以来特别是西汉以来学术流变经过，着重列举西汉古文经的几次重要发现，为古文经书的价值进行辩护。文中指出： 《春秋》三传中，《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与孔子同好恶，亲见孔子，《公羊传》、《谷梁传》的作者生于孔子弟子之后，《左传》的详实可靠后二书是比不上的。今存《左传》等古文典籍出于秘府旧藏，《公羊传》、《谷梁传》来源于学者记诵口说，《左传》远比后两者可靠，因此《左传》等古文经不可废弃。批评反对将古文经立于官学的博士们，不能正视战国秦代以来书简残缺的实际，拘泥于残缺不全的今文经书，因陋就简，分文析字，抢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未师而非往古。”(《汉书?楚之王传》)他们反对立古文经博士，出于恐怕暴露自己学问破绽的私意，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或者不考察实际情况，跟着别人随声附，说《左传》不传春秋。哀帝已下明诏，讨论立古文经博士之事，希望兴立被长期废遗的经艺，这些人仍然“深闭固距”，实非“士君子”应持的态度。况且“礼失求之于野”，难道出于秘府的古文经还不能盛过流失于“野”的古代制度文化知识吗? 宣帝以前，《书》有欧阳学博士，《春秋》有公羊学博士，《易》有施、孟两家博士，为什么宣帝又增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博士呢?对于经学不同派别“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同上)。《左传》等古文经书怎么可以绝弃呢! 这篇据实讲理、意深言切的移文引起今文博士和执政大臣的怨恨，有的以辞官要挟，有的上书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今文经学。虽然哀帝认为刘歆欲广道术，不存在“非毁”的问题，保护了他，刘歆仍感到处于诸儒和执政大臣怨恨的环境中极危险，因而请求离开京师去当地方官。先后出任河内郡、五原郡和涿郡太守。刘歆还作有《三统历》、《三统历谱》、《钟律书》，班固《汉书?律历志》收录了其基本内容，从中可见刘歆提出的“太极元气”说的世界运行图式。认为宇宙的根本是“太极元气”，其未分化之时天、地、人混合为一。“气锺于子，化生万物”(《汉书?律历志》)，认为太极元气在十二辰中的运行从子辰(十一月)开始，从而变化生出万物。子辰之数为三，以后每辰在前一辰的基础上增加三倍，丑辰(十二月)之数为九，寅辰(二月)之数为二十七，依序类推至亥辰(十月)之数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以酉之数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亥之数得九，证明律管中黄钟的长度应为九。这此说法把历法、数学、音乐联系起来，用来说明“太极元气”论的系统性。与《三统历》相关，刘歆还造有圆柱形标准量器，根据此量器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是3.1543，世称刘歆率。王莽称帝后刘歆为国师。后赤眉、绿林军起，王莽政权动摇，刘歆谋诛王莽，事泄自杀。著作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一卷，清人辑有《刘子骏选集》一卷。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学一直是封建文化的正统。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陕籍经学家，也有很多活跃于陕西的外来经学家，他们共同为陕西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他自幼聪颖好学，通晓《诗经》、《尚书》，擅长写文章。其父刘向负责整理宫廷藏书，他协助总校。由此对诸子百家、六艺、诗赋、术数、方技等均有所涉猎，并进而研究它们。

在校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读后，十分喜欢，认为该书作者左丘明生活的时代离孔子不远，其书中许多内容都是亲见亲闻，这与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系孔子弟子之后的传闻，有若天壤。因而便倾向于古文经，他亲自动手，用《左氏传》的传文来解释《春秋》的经文，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在此过程中，他与其父的观点有严重分歧，曾发生辩论，但彼此都不能使对方放弃己见。

刘向死后，他接替父业，继续领校群书，并写出了《七略》这本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他力主把《左传》、《毛诗》等古文经立于学官，受到以太常博士为代表的今文学家的极力反对。刘歆与之展开辩论。他责让太常博士，上书皇帝，指出今文经学只顾拘泥于一字一句的分析，把经文弄得支离破碎，对于掌握经义毫无益处，是一种烦琐的学问。他呼吁应从这条歧路中走出来，要“存其大体”，从整体上掌握经文含义，主张“兼包大小之义”。刘歆还指责今文学家是今而非古，依自己的意图随便发挥，用主观认识来解释经文，是妄断臆测而不切实际。他批评他们以门户之见对待各种观点，排斥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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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的这些指责，引起太常博士的一致反对，执政大臣也极为不满，他被排斥，无法立足，只得远离京师，到外地做官。

王莽掌权后，刘歆受到重用，他对古文经大加改造，利用它们为王莽改制提供理论依据。在王莽的支持下，古文经被立于学官，兴盛起来，在经今古文之争中，取得了暂时胜利。不过由于斗争双方在歌颂先王、先圣，为统治者政治服务问题上的一致性，所以自王莽败亡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逐渐走向合流，经今古文之争遂趋于湮没。他为王莽出了大力，后对王莽失去信心，想诛杀王莽，结果反为其所杀。

刘歆不但是一个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而且他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三统历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