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内迁于山西腹地

东汉初年，中原战乱方息，匈奴甚为强大，只得采取退让政策，建武十三年(37年)遣捕虏将军马武屯滹沱河以备匈奴，又将幽并边人迁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建武十五年(39年)将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边塞向南收缩，山西北部地区完全让给了匈奴。

不久，匈奴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草木尽枯，赤地千里，乌桓在东方又击败匈奴，使其北徙。在这种形势下，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争夺单于位的斗争。结果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仍独立于汉朝之外，也经常奉使称臣;南匈奴则由南边八部大人拥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袭其祖父之号)，臣服于汉，成为汉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

南匈奴内附以后，汉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为使节，在五原西部塞外80里处立单于庭，诏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又转河东米继2.5万斛，牛羊3.6万头，赡给南匈奴。山西与匈奴的联系又密切起来。

不久，南匈奴与北匈奴战而不利，奉诏徙居单于庭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汉置使匈奴中郎将以监护之。“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从此，南匈奴部众入居塞内，分布在北地、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后四郡大部分地区在今山西境内。南匈奴与汉人杂处，受免纳赋税的优待，从事农牧生产，同时助汉守边，防北匈奴南下。如永平五年(62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这时，南匈奴与汉族边塞地区的人民已经真正如兄弟般地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捍卫边疆的安定局面。

南匈奴入居塞内，是迁入山西腹地，融合于汉族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有经过这一阶段的汉与匈奴相互深入了解，彼此更多地熟悉对方的风俗民情和文化传统，才使得南匈奴进一步定居内地成为可能。后来发生的两个事件，造成南匈奴内迁的契机。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及右贤王叛乱，率兵围攻西河美稷，后又东引乌桓，西收羌、胡，骚扰并、凉、幽、冀四州。汉朝不胜困扰，于是将西河、上郡和朔方等郡治南移，南匈奴单于庭南迁至离石(即今县)。因此，原来分布在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地区的匈奴人随之南下，大多数集中到山西中部的汾河流域一带。

汉末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朝廷调发幽州乌桓突骑讨伐西凉韩遂、马腾，乌桓部众不愿出征，叛回本部。故中山相张纯借机联结乌桓反汉，自号弥天安定王、三郡乌桓元帅，众至10余万。灵帝任命刘虞为幽州牧。诏发南匈奴兵，随刘虞讨伐张纯。南单于命左贤王将骑诣幽州，结果激起匈奴部众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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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中平)五年，右部落与休屠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此时东汉朝政腐败，天下大乱，各族反叛出现了连锁效应。由于单于羌渠被部民杀死，反叛部众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羌渠之子于扶罗亦即位为单于。正值灵帝驾崩，于扶罗请求朝廷庇护亦无人受理，遂率数千骑与白波合兵。白波乃西河白波谷的黄巾余部，由郭大率领，当时活动在河东一带。于扶罗与白波联合，“寇河内诸境。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就停留在河东平阳(今临汾市)。由此时起，晋南也有了定居的匈奴。

曹操统一北方以后，对于山西境内的匈奴不能完全放心，采用政治手段，将南匈奴分为五部，使其互不统属，便于分而治之，却把单于留在朝中，控制起来。这样，改变了匈奴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加快了与汉族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另外，使汉匈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南匈奴原来类似属国的政治地位被取消，实际上“与编户大同”(《资治通鉴》卷67)，被进一步纳入汉族政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中。曹操所分南匈奴五部，全部散居在山西境内。史书载，“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汾阳);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即今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隰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忻州市);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文水县)。”(《晋书?北狄传》)

由于匈奴深入山西腹地，扎下根基，故于十六国时期，山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