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中原佛教的新特点

北宋初年，对佛教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建隆元年(960年)诏令各路：凡后周未及毁坏的寺院，予以保全;已毁寺院中的佛像、法器，要妥善收藏。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度天下童子17万人为僧。天禧三年(1019年)，度僧230万、尼2643人。天禧末，全国寺院达4万所。这些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园山林，享受豁免赋税徭役的特权。

北宋首都开封，是全国佛教的中心。乾德四年(966年)，宋太祖召僧人蕴崇入大内(皇宫)讲解《金刚经》，表示了这位行伍出身的帝王对佛教经典的兴趣。乾德五年(967年)，他又令僧人文胜编纂《大藏经》，并在开宝四年(971年)敕令将其全部雕版，费了12年时间始刻完工，在开封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印刷。这部《大藏经》共1078部，5048卷。这在世界印刷史上，是一项罕见的规模浩大的工程，它的诞生，对佛教在中国及东亚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

译经中心也从洛阳转到了开封。太平兴国年间，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施护等人，先后来到了中原。朝廷设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的西

，开展译经事务。后来这里改名为传法院，并在开封城内左右两街选拔童子50名送院受学，教以梵文和佛法，培养了如唯净、绍德等一批翻译人材。唯净曾译大乘经20卷，后来又主持传法院事。在太宗、真宗两代，传法院共翻译佛经234部。

北宋还继续着向印度取经的活动。早在乾德二年(964年)，继业就和沙门300人赴天竺取经。乾德三年(965年)，沧州僧人道园游学印度十八年后，带着佛舍利和贝叶梵经回到了开封。乾德四年(966年)，沙门行勤等共157人奉命到西域求法。中原和西域文化交往，络绎不绝。自宋初至景钓(960―1037)约80年间，印度诸国送梵本佛经来中原者就有80余人。

开封继洛阳之后，仍为东亚各国佛教的中心城市。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僧人?然、成算、嘉因等6人来中原求法取经，住在开封太平兴国寺。朝廷赏赐他们佛经5000余部。雍熙二年(985年)，他们携带大量经卷、释迦像、罗汉画像而归。咸平六年(1003年)，日本天台宗寂照来开封，进献金字《法华经》。熙宁五年(1106年)，日本天台宗大云寺僧成寻等7人来华;成寻留居中原9年以学习佛法，后竟死于开封开宝寺。

熙宁九年(1076年)，高丽使臣崔思训带画工至开封，要求临摹相国寺内的壁画，归国供养。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僧义天等来开封学习佛法，至元钓元年(1086年)，携带所得佛经千余卷回到高丽。这些活动，促进了中原佛教文化与亚洲各国的交流。

宋代佛教虽然还很兴盛，但和唐代已大不相同，不但在译经上已是强弩之末，在宗教的内容及风格上也起了很大变化。唐代着眼过去，承南北朝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倾向综博学风，集六朝之大成。宋人面向未来，掀开新时代的画面。洛阳僧人中仁认为：“依经解义，三世佛”。 重视在教义上进行理性思维的探讨，贵在空灵妙用，不拘泥于本经的章句和古注。在讲经的形式方面，以简明通俗的姿态，为世俗大开方便之门，受到新兴市民群众的欢迎。北宋僧人对新义及新形式的追求，是当时通俗的民间佛教兴起的契机。

东汉高僧以西天求法、东土译经为世人所敬重。南北朝至隋唐的高僧以注经讲经闻名于时。由讲经转为谈禅始于中唐，而盛行于宋。时代不同，重点有了转移，但全都在佛教范围之内。过去的高僧以不入城市，不叩权门，不拜帝王来高尚其志。宋代的高僧与以前迥然不同。宋代的天下名僧，大多集中在大相国寺这座皇家寺院。

隋唐时，佛教已经逐渐消融了它的异国情调，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北宋中原地区的佛教进一步民间化、通俗化，与社会世俗生活紧密联系。佛教在宋代已结束了与儒、道长期斗争的历史纠纷。如河南著名的道士陈抟，既拥护儒教的纲常伦理，也赞同佛教的教化。儒家的张商英、李纲等认为：儒释两家同样追求明心见性、仁民爱物、济世利人的目的，《易经》与《华严经》的旨意融洽无间。在伊川建立洛学的程颐、程颢，表面排斥佛道，但在洛学的思想体系中，吸收禅宗的观点不胜枚举。“三教合一”在当时已成了时代潮流。

宋代出现的儒学化和博学多能的高僧，就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产物。宋初主持相国寺的赞宁，不是以译经说法而驰名，而是以“有大学问，洞古博物”才为世人称誉。柳开给他的赠诗有“空门今日见张华”(《湘山野录》卷下)之句。他在开封撰写宗教史，有著作数百卷，王禹?称他“兼有董狐才”，(《小畜集》卷七)欧阳修也说他“博览强记，自能著述”(《六一诗话》)。博览、博物和撰史，都是以前正统佛教徒斥之为“邪门外道”，在宋代却以这些受到社会的尊敬。

稍后的秘演，由于苏东坡称他“作诗千篇颇振绝”而名扬海内。河南文人尹洙、穆修都对他十分倾倒，赞扬说：“秘演善诗，复辩博，好论天下事，自谓‘浮图其服，而儒其心’”(《河南先生集》卷五)。这位高僧的释家气味也是所剩不多了。同时代的僧惟俨，也以文章获得当时士大夫的尊敬，他“虽学佛而通于儒术，喜为文辞，平生所为文数百篇。”(《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一)

另外一些僧人还以技艺知名于当代。如元霭法师在宋太宗时剃落于相国寺，善于写真，尤善绘墨竹，士大夫争效其风格，蔚然成为一代风尚，被推为墨竹之祖。又如僧仁的弹琴，僧显的绘画，都在开封轰动一时，得到梅尧臣、刘敞、刘?等诗人学士的高度赞美。海渊的针灸妙手回春，智缘切脉如神，均以医术知名于中原士大夫中。这些本来都是违反佛教清规戒律的，但在宋代却为人们传为美谈。

宋代中原僧人从宏扬佛法转变为作家、诗人或技艺能手，只是少数的上智之士，中人以下，其徒实繁，他们有的作了官吏的清客和帮闲，有的从事商贩或手工业，连尼姑也带着刺绣品走进了花花世界的闹市。庄严古刹的僧房，开辟为接待南商北贾的旅社，有的则租给商贩坐收月租。大的寺院自己开设典当，甚至没典物引起诉讼纠纷，捉到公堂受审。有的僧人作居间人，到民间高价收购珍玩书画。在相国寺内，饮酒食肉已司空见惯，僧人的烹调技术超过市上酒楼，人们给以“烧猪院”的嘉名;寺中僧人娶艳娼为妻，人们又加以“双飞院”的称号。三规五戒扫地无余。

与此相反，上层达官显宦喜读内典佛书，莒慕禅悦，成为一时的风尚;不交佛教朋友，时人谓之俗。王旦在真宗时为宰相，在京城结社念佛，死时令家人以僧衣入殓。仁宗时大臣文彦博和净严禅师一道，在开封组织过上万人念佛的热闹场面。这是当时京城开封的情况。

商丘张方平，神宗时为参知政事，后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自号乐全居士，喜读《楞迦经》，以佛门弟子自居。这是中州地方长官的情况。

在真宗时当过工部尚书的晁迥，早年是儒家信徒，中年好道家之言，晚年醉心佛典，可谓出入儒释三教的典型。

文人学士、诗客画家多喜禅宗的自由放达和寺院的清幽，与僧侣结下不解之缘。一代文坛巨匠的杨亿，少以神童驰誉江南，真宗时为翰林学士，他礼拜汝州广慧禅师，在开封编纂《大藏经》目录，校刊《传灯录》，润色译经馆所出的佛经。宋初中原学佛的士大夫推他为领袖。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等人，与僧人佛印、元净等宴游唱和几无虚日。在开封时，他们和苏子由、孙子发、王晋卿等人游赏相国寺最勤，作书绘画，聚餐饮宴，流连忘返。此外，欧阳修、苏子美、曾巩等人也在相国寺撰文书碑，奏琴鼓乐。此外，如上元观灯、夏夜纳凉、寒冬赏雪也在相国寺举行。宋代的士大夫不再以寺院为寻求佛理之处，而是作为世俗生活游乐之所。相国寺成了文人聚集的俱乐部和市民的娱乐场所。

相国寺也确实是吸引游人流连观赏的胜地。它是封建社会里雕刻、建筑、书画的综合艺术宝库，具有博物馆和文化宫的性质。从唐代起就流传有相国寺十绝之称。如慧云铸造的弥勒佛象精美绝伦，光照天地，铸像技术在当时为天下第一。开元年间(713―741)杨惠之在寺中所塑佛像，名闻天下。到宋代，相国寺又有了新的创作：如李秀雕刻的佛殿障日，技术高超。边思顺修建的排云阁，宏丽精巧。圣容殿前的井亭，为宋代绝作。装饰相国寺门楼的墨漆价逾黄金。

相国寺内有在宋太祖时从庐山东林寺运来的五百罗汉和宋真宗时从颍州运来的五百罗汉。还有从洛阳迎来的佛牙舍利。这些文物，也都引起佛教徒和世俗市民的敬仰与兴趣。

寺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书画。唐代留下的有吴道子、韩干等第一流画师所绘的壁画。宋代梅尧臣来游相国寺时就曾被这些壁画所吸引，宣称不虚此行。

相国寺在五代时期又增加了许多新画。其中王求道的壁画精采夺目，为当时名手所叹服。汝南王寿仁，在相国寺文殊院两壁和净土院大殿的作品，人们看了都误为是吴道子的手笔。僧德符最善画林木，气韵潇洒飘逸，曾于相国寺灌顶院厅壁画一松一柏。这一新的题材的出现，人们十分欣赏，观者如市，诗人文士题咏者凡百余篇，开辟了相国寺壁画的新天地。

宋代相国寺的壁画，除了宗教题材外，还有“贡献、乐部、马队之类……楼台人物，莫非精妙”(《东京梦华录》卷三)。朝廷曾诏选天下丹青妙手，经过严格考核，参加相国寺壁画创作。如涿鹿高益，在寺中画有车乘、战士、鹿马及奏乐工伎，吴兴燕文贵在寺中画有山水、人物、石树，皆笔墨纵逸，风格高古。

北宋寺院面貌的改观，与佛教性质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宋代相国寺本来是座皇家寺院，太祖、太宗时期常在这里举行君主生日祝寿、祷雨祈晴、功成报谢、行香礼佛等宗教仪式。后来便逐渐成为举行百官宴会、进士题名、节日游赏等活动的公共场所。到战乱时期，它又变成为军队的招兵站，市民的避乱所，散失人口认领处，赈济所，平价口粮供应站等临时办事的公共地点。

《燕翼贻谋录》云：“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瓦市“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都城纪胜》)。这里是戏剧、杂技、女乐、优倡游乐的中心。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开封流传的俚语说：“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归田录》)，说明了相国寺前是惯常表演杂技的场所。仁宗时，已经在寺院内演戏了，人们可在“相国寺，依殿柱观优倡”(《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哲宗时，教坊经常在相国寺表演歌舞。与此同时，算命、看相、卜卦、卖药等各种江湖术士，也杂处其中，鱼龙混杂，无人不有，当时人称相国寺为“破赃所”是非常恰当的。

北宋后期，相国寺变成了开封最热闹的大商场。它的规模很大，“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者，必由于此”(《燕翼贻谋录》)。“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无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麈史》)。珍禽异兽，日用杂物，簟席屏纬，鞍辔弓箭，蜜饯饮食，时菜腊脯，绣作花朵，珠罩头面，幞头帽冠，笔墨书籍，画图玩好，碑帖字画，珍奇古玩，琳琅满目，无所不有。

这座五光十色的大市场的喧哗潮流，彻底冲跨了这一座宗教的庄严圣殿。时代的进步伴随着佛教的发展，在开封展示的这幅社会风情画是十分有趣和耐人寻味的。相国寺这种巨大的变化，是宋代中原地区佛教信仰变化的一个十分具体的缩影。

寺不讲经，僧不说法，却不妨碍佛教的广泛流行。讲经跑到了闹市广场，和尚让位给了说书、演戏的艺人。佛教历史、释迦本事、经典教义的宣扬任务，由话本、弹词、院本等民间通俗文学承当了起来。干巴巴的经堂说教，变成锣鼓喧天、音乐伴奏、丝竹盈耳的戏文和歌舞;神密艰深的奥义，消失在赏心悦目的娱乐之中。一批专业说唱艺人，不自觉地作了佛教的传播者。那些转世轮回、天堂地狱、善恶报应、因果循环的观念，人生如梦、色即是空的思想，广种福田、慈悲戒杀的行为规范，不是通过和尚讲经，而是通过优倡艺人在茶楼酒馆、剧场妓院中演唱传播，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大普及的地步，这是在庄严的寺院里永远做不到的。它在民间又和儒家的修身、道家的养生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宋代中原文化的基调，成为民众生活行动的无形的和最高的原则。佛教在宋代完成了它化民成俗的任务，与民众生活血肉相连，难解难分。其他朝代提倡佛教，一时搞得轰轰烈烈，其繁荣盛况空前，而转眼即逝。宋代这一新的变化却影响后世无穷，是一个很值得人们重视但却长期被人们忽略的问题。马克思在论及路德宗教改革的本质时说：“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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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但却更扩大了佛教的宗教地盘，把佛法的概念输入到人的内心及日常生活之中，即“把俗人变成了僧侣”，“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世俗化并不代表理性的觉醒，民间对佛教的依恋并没有降低，有时还把信仰变成迷信，向着蒙昧主义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