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定都平城时期

什翼犍的代政权亡后10年，由于苻坚在淝水之战失败，前秦政权覆灭，北方再次陷入混战局面。这时，依附于独孤部的什翼犍少子拓跋?收集旧部，乘机东山再起，大会诸部于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即代王位，建元“登国”，不久迁都盛乐，改称魏王。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政权正式出现，是为公元386年。

拓跋?称王后，先行统一大漠地区，东破库莫奚，西破高车，继灭铁弗匈奴刘卫辰部，开疆拓土，臣服弱小，并虏获无数战马和牛羊，很快建成塞北的强大政权。后燕慕容垂原曾助拓跋?统一诸部，后见其势力日强，派其子慕容宝来攻，被大败于参合陂。公元396年，拓跋?建天子旗号，改元“皇始”。其后攻下后燕都城及并州等，尽取黄河以北今山西、河北等地，隔河与东晋相峙。

天兴元年(398年)，拓跋?迁都于平城，正式称魏帝，是为北魏太祖道武皇帝。

拓跋?定都平城，入居塞内，首先是将鲜卑民族的游牧习惯革除，使部众成为定居耕种的农民。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魏书?外戚传上》)，将马背上的民族转变为安土重迁的耕作者。此即史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魏书?食货志》)。虽然地方官制还不健全，仍是游牧时期的兵民合一形式，但管辖的却是依附于土地、完粮纳税的农民。为了发展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拓跋?曾“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旋即“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魏书?太祖纪》)。也把其他少数民族纳入农耕轨道，使平城周围地区成为众多民族并肩耕作的良田沃野。

不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被模仿推行，“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辨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八国即原来的八部，是游牧时期的组织机构，定居后，“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魏书?官氏志》)。实行九品中正式的制度，辨族姓，举人才，门阀世族制将随之而产生。这也就是说，拓跋鲜卑建国定都以后，其社会结构正在向汉族中原社会的结构形式靠拢。

另外，仿汉族政权的职官制度也建立起来，皇始元年(396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已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魏书?官氏志》)。后对五等爵位做了些改革，变为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汉族文化的影响在政治制度中至为明显，但仍有属于民族特色的成分，如“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制，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之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侯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况”(《魏书?官氏志》)。

其他方面受汉文化影响的事类不胜枚举，如建都平城，就“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政权象征一取法于汉制;又“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建国后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遗意;还“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连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也接了过来;更有“《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魏书?太祖纪》)，显然是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

当然，仿照汉族政权的制作举措，都是出于汉族士大夫之手，拓跋氏自然没有那么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如“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成之”(《魏书?太祖纪》)。但是，汉族士大夫按照汉文化传统所规划经营的上层建筑形式，能够见容于拓跋鲜卑政权中，足以表明这个政权在吸收汉文化方面是很开放的，而且在模仿汉族政权建设方面，主观上的意愿也很强烈。比如营建都城宫室这样的事，也能表现出这种态度。“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魏书?莫舍传附莫题传》)。因为当时汉族的文明程度相对来说要高得多，对于其他民族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是十分自然的。

拓跋?以后，继位者均对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明元帝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魏书?太宗纪》)，意欲与汉代大学者刘向较一日之长;太武帝拓跋焘“起太学于(平)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魏书?世祖纪》)，还特别征召汉人的世族高门如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任以要职，并命清河崔浩修订律令制度。聘用汉族士大夫，采用汉人的文化制度，是北魏政权一贯的政策。

北魏定都平城，在政权建设上的兴革制作，开创了民族融合的宏阔规模。这个政权对汉文化的开放态势，对汉文化的不断吸收，奠定了进一步汉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