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

古代培养医药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秦汉时已有医官制度，由医官私人授徒。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始建医学校，称医学，不久即废。北魏设太医博士教授弟子，不久亦废。隋代复置，在太常寺下设太医署，明文规定太医署所属药园招待生徒，培养医药人才。有主药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皆医官。此外，设医学学官：博士、助教、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各2人。唐代自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央医学校承隋制，仍设在太医署。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新唐书?百官志》载，医学校建制，“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名额：医生40人，针生20人，按摩生15人，咒禁生10人。医科又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等五科。学习内容以《本草》、《甲乙经》、《脉经》为主。医学校修业、考核皆有规定，各分科学习年限或2年、5年、7年不等。考试制度严格，每月由本科博士主考，每季由太医令、丞主考，每年由太常丞总考。学生受业间，业务水平超过现任医官，可听补替。学生膳食由医学校供给，毕业授官待遇与国子监诸生同。自贞观三年(629年)起，诸府皆设医学。置医药博士(开元元年改为医学博士)、助教，但时兴时废。乾元元年(758年)后，医学入仕也仿效科举，进行考试，“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二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唐会要》)唐代尚有兽医学附设于太仆寺，有药学建于药园。五代时废医学。宋代复设，初隶属太常寺，神宗时，改隶提举判局，设博士一人。分方脉、针、疡三科。至徽宗崇宁年间归入国子监，大观四年(1110年)并入太医局。考试制度比较完备，分墨义、脉义、太义、论方、运气、假定，其中“假定”一项颇似现代的病案分析。学业优异者派尚药局医师以下职，其余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以外州医学教授。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设诸路医学，直隶太医院。学官有提举，掌行政;有教授，掌讲课。学科专习医经文字。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分别设置府、州县医学，学官为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中国古代职官性医学教育，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形成学校系统的专科学校，曾为我国古代医药事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古代培养医药人才的专门学校。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始设医学，但不久废止。北魏时置太医博士以教弟子，后亦废。隋复此制，唐袭之，设太医署主管医药事务，并分科培训学员，当时医学分医、针、按摩、咒禁四个门类，其中医疗类又分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角法(艾灸、拔火罐)五科。五代时又废。宋代京都与州邑均设医学，分脉、针、疡三科。元明时期发展到地方。历代医学的设立，对中医、中药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任何一个地区的医学的产生及其特点，无不受到那个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蒙古草原的医学也不例外，它一开始就和蒙古草原特有的环境紧密联系。

从事狩猎和畜牧业的蒙古草原上的人们整日与野兽、家畜打交道，经常飞马射箭，极易发生跌伤和骨折。为了防治这种经常性的跌伤和骨折，蒙古草原上很早就产生了适于狩猎和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特点的骨伤科医疗术。早在公元前100年就编写成书的我国医药学著作《医药月帝》中，就记载了蒙古草原上的先民所发明和使用的独特的骨伤科医疗技术。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医疗技术就地取材，简便易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例如，在复归折骨时，根据骨折的性质不同，分别施以不同的疗法;若前臂骨开放性骨折，往内开放，则往外牵拉，往外开放，则往内牵拉，归位后，腋下垫物进行包扎或用“充气皮桶”进行复归;对闭合性骨折，则在交叉复归后，再用煮于肉汤的毡子或木头作压垫进行固定，或者把搅拌在一起的温血和鲜奶涂于患处治愈，并在治疗过程中注意到外治内补，对年老者补以酒，年轻者补以酸奶，年幼者补以奶油。

蒙古草原的骨伤科医疗术，由于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对它有着特别的需求，所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很快，不仅技术独到，而且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清朝史草》载曰：“蒙古医师取骨折碎骨时，便使用了冰块低温麻醉术，其手术技术十分高超，故从蒙古士兵中调选了三十名整骨专家，在军营行医。”18世纪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整骨“神医”娜仁?阿柏，更是将蒙古草原的骨伤科医疗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她所采用的骨伤科治疗技术，方法奇特，颇具神效。198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三辑中，有一篇著者为包金山的《论中国蒙医整骨技术的发展》的文章，对娜仁?阿柏诊治骨伤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所述如下：“视伤肢功能，听骨折擦音，问病情经过，视伤疼痛情况，摸肢体变化。对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挤取死碎骨片，用蛇蛋花宝石按压止血止痛，用青铜镜和银杯按摩舒筋活血，治疗骨折。对颅骨、肋骨等凹陷形骨折，用拨罐提骨法复平，用热沙裹罨伤肢，恢复关节功能;对脊柱骨折病人采用两腿上吊牵引法复位;四肢骨折时，用牛皮、髓骨、蒙古栎等夹板和免子毛、绵羊绒毛、幼小兽类的皮、油鞣革等加压垫进行固定;对骨伤病人注意增补营养饮食和加强护理，并用蒙药配合治疗加快骨折愈合。”

蒙古草原上的人们，在诊治跌伤和骨折的实践中，还总结出一套独特的骨伤科理论，例如，“以震治震，震静结合，先震后静”这一理论，就是在治疗脑震荡时，蒙古草原上所特有的人工震动疗法的理论总结。

蒙古草原的医学，除骨伤科外，在灸疗、兵器创伤、饮食疗法诸方面，亦多有成就。

蒙古草原地处高纬，气候严寒，各种因寒气而起的疾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疾病，灸疗对这类病有特效。《内经?异法方宜论》载曰：“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故灸?者，亦从北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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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灸?”即指灸疗，“故灸?者，亦从北方来”，则说明了灸疗起源于蒙古草原。9世纪编写的藏医书《四部医典》中，对蒙古草原的灸疗也有记载。可见，灸疗最初是蒙古草原上特有的疗法，后来逐渐传到内地和西藏。

蒙古草原自古就戎事频仍，从匈奴到后世的蒙古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大帝国，无不是在武力征讨下形成的军事联盟。长期的战争使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兵器创伤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如用烧红的烙铁，烙烫流血的伤口，以达到消毒和治愈，用蒸气热罨的方法治箭伤等。在《元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成吉思汗的名将布智儿，在一次战斗中，身受箭伤，在拨取所中的箭后，“闷仆几绝”，于是成吉思汗叫人剖开一活牛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不多时，布智儿便苏醒。可见，蒙古草原上的人们在医治兵器创伤时，还创造了奇特的动物脏器疗法和浸热血疗法。在兵器创伤的治疗实践中，蒙古草原上的人们还结合了人体解剖学方面的技术。例如，公元1263年蒙将赵匣剌在与宋军作战中，左肩中矢，矢镞陷于肩中，不得出，遂提取了两名死囚，剖开其肩观察骨节的深浅，了解其构造之后，便凿开赵匣剌中矢处，拔出了矢镞。

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日以肉、奶、奶食、肉汤为食。长期的食用，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这些食品既有滋补作用，又能防病治病。于是，他们便创造出了一些具有草原特色的饮食疗法。元太医忽思慧在公元1330年用汉文编写了一本营养学著作名为《饮膳正要》，在这部著作中，就大量载有蒙古草原地区饮食疗法方面的内容。在蒙古草原的饮食疗法中，马奶酒疗法，算是突出的一种。据《鲁布鲁克东行纪》所载，马奶酒，古称：“忽迷思”，有“利尿”、“利于睡眠”、“益于健康”的功效。

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根据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生产和生活特点，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逐渐总结出一套独特的医疗方法。除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外，还包含有其他许多疗术，如刺血疗法、皮疗术以及具有草原特色的按摩术等。另外，他们还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如根据古籍记载，蒙古草原的人们擅长使用一种名为肉芙蓉的当地特产药物;著名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在其史学名著《史集》中，亦记载说居住于蒙古草原北部森林中的古代居民兀刺速惕、帖良古惕、容思的迷等部落，在治病时，惯用蒙古药剂;19世纪成书的《蒙药正典》则收录了879种药物。随着蒙古草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和地区交往的扩大，蒙古草原的医学还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先进的医疗成果，特别是到了17世纪初，根植于蒙古草原上的蒙医，大量吸收了藏族医学的宝贵经验，逐渐形成了以“三邪”学说(赫依、布曰、巴达干)为主要内容的医疗理论体系，使蒙古草原的医学更加成熟、更加完备。总之，蒙古草原的医学，包罗万象，丰富多彩，是人类医学百花园中一枝独艳的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