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南文化

与麒麟文化并存流行的是卑南文化。卑南文化的鼎盛年代大概距今3000年前或稍早，其持续年代可能相当长。

①

从时间上说，卑南文化与麒麟文化几乎同时出现在台湾东部。不过，在台东县东河乡都兰遗址，卑南文化叠压在麒麟文化之上，又说明后者先于前者。所谓“并行”，只是就大体时间而言。其次，在遗址的地理分布上，卑南文化也与麒麟文化并行，除一小部分遗址重叠外，大部分集中在花莲、台东纵谷地带，也是北而南，构成与麒麟文化基本平行的第二条巨石文化带，并延伸到恒春半岛。二者以台东山脉为界，卑南文化在西侧，麒麟文化在东侧。

卑南文化的代表遗址在台东市南王里“卑南遗址”(鹿野忠雄称Vuno遗址)。其他遗址有，花莲县瑞穗乡舞鹤、富里乡公埔(石牌)与平林;台东县东河乡东河南Ⅱ、都兰(上层)、岩湾，成功镇东河北、小马(第二层)，卑南乡老番社富山和大麻里乡大麻里等。卑南文化的典型遗物为板岩石柱、板岩石板棺、板岩石槽和板岩石杵等。其中的石板棺，在西部丘陵地带的南投县仁爱乡曲冰遗址，以及前面已叙述过的垦丁遗址等，也有石板棺出土。此外，卑南文化各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玉器、陶器、石器和装饰品。

卑南文化的石器，除上述石板棺等之外，还有农业生产工具，如用于掘土翻地的打制粗糙的锹形石器，收割用的双孔石刀、刃部带锯齿的石镰，脱谷用的石杵，还有用作制陶的扁平砾石陶垫;另有一种长方形石板，上边挖凿了3个并行的深槽，推测是用来饲养猪的食槽。在石器中，还有三角石镞。陶器有纺轮、鼎足、罐、壶形器和钵形器。在遗址中，还发现木石结构房址和陶制的穿山甲、穿山甲骨骸等。

②

从这些现象看，卑南文化的主人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主要作物可能是粟。

③

他们也兼营狩猎，捕食穿山甲等。

卑南文化的主人有用玉器厚葬之风。随葬品有成对的玉?、玉石制项链、精制的玉制枪头(玉矛)，以及其他小型玉石制品。其中B32石棺的陪葬物最丰富，共有36件玉石制品。此外，或在棺内，或在棺外的南段东侧，常常发现陪葬的陶罐。

④

后来，在另一座墓葬中，又发现31件玉器。其中有一件由8个小玉?和一个兽形玉?联结而成的“特殊形玉?”，以及制作精美的人兽形玉?。还有两端带孔玉棒、玉管、玉锛、玉凿、普通玉?、玉矛和玉镞。

⑤

这种情形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的审美情趣，制作技艺，同时也说明这两座墓主人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如首领、巫师等。这是否能说明贫富分化现象，所知材料很少，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卑南遗址墓葬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距地表越深处，大型石棺越多，而浅层石棺短小。

①

主持发掘该遗址的学者认为是营养不佳、夭折率高的原因。但是，从台湾考古文化的变异大、类型多，民族迁徙往来频繁看，大型石棺与小型石棺又有地层深浅的不同，或许说明各自所代表的民族不同吧?

关于台湾卑南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及其来源，宋文薰对鹿野忠雄的可能与中南半岛的巨石文化有点渊源、加拿大学者皮尔逊(R.J.Pearson)的可能由南方导入说，提出质疑。他在《台湾东海岸的巨石文化》一文中说：“该文化完全不见于台湾其他地区，而在中国东南部也未见有类似文化的出现。”

②

他表示，对麒麟文化与卑南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来龙去脉，尚需更多的证据，才好做更慎重、确切的解释。

宋文是在1980年写的，以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大陆东南沿海也有巨石文化的遗迹，如江苏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墓，浙江的宁绍地区、浙西的富阳、建德、金华，浙东南的黄岩、温岭，甚至舟山也有这种建筑。在浙江南部沿海的瑞安县，有一种南方罕见的石棚墓，其中岱石山一处就有10多座。但这种石室墓即石构建筑，是东夷人南迁、东夷文化对江浙地区的突出影响之一。

③

那么，台湾东海岸的巨石文化是不是由江浙一带的东夷人带去呢?可能不是。这些墓葬中，首先不是典型的箱式石板棺，而是用天然石块或粗加工的块石作材料，犬牙交错地堆砌成三面壁，顶盖大石板或石条，长3.85―11.4米不等，遗物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与厚胎瓷为主;如瑞安的石棚墓，四周也是用四块天然大石块作支柱，上面覆盖一块长约2米、宽约1米，厚约0.5米的巨石。

④

其次，在江浙发现石室、石棚墓的地区，不见石柱、石墙、独石等其他巨石崇拜物。第三，马家浜文化出土的?，无角状突出物，

⑤

与都兰遗址出土的软玉制“有角?状石环”

⑥

不同。而且，良渚文化遗址已出土木质葬具。

⑦

第四，台湾东海岸巨石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耳罐，或称为“安佛拉”式陶罐，

⑧

在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各遗址中发现较多，被认为是氐羌民族的遗物。由此看来，台湾东海岸的巨石文化，不一定是由浙江、福建沿海直接传入，很可能是环渤海沿岸而居的东夷人的一支，带来了此种巨石文化;有些文化要素，可能与氐羌、越等民族有关。下面就箱形石棺、玉器、陶器的主要特质，作一粗略的分析。

石棺，广泛地分布于我国大陆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在西藏也有石棺墓。据考古工作者研究，石棺墓的形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用石板围成墓室，上面盖以巨大的石板，全部埋于地下。可简称为A型。A型石棺墓的墓底，有的铺石板，有的铺河卵石，有的什么也不铺。这里只介绍与卑南文化相类似的墓底铺有石板的石棺墓。第二种是用石块垒砌墓室，上盖大石板，墓室在地下，盖石裸露。第三种是“石棚墓”，也称“支石墓”。墓室暴露在地表之上，四壁均以大块石板支立，硕大的盖石四面均伸出壁石之外，状若棚檐。

①

第二、三种分别简称为B型与C型。显而易见，卑南文化的石棺墓属于A型，且墓底铺有石板。这类石棺又被称之为“箱式石棺”。在许多古墓葬中，一般地都有这三种形式的石棺墓。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他们所处地域的不同和年代上的早晚关系。”

②

在我国，石棺墓分布的地域很大，如东北部的辽宁北部、辽东半岛，吉林省的通化和吉林地区，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西部、赤峰市;渤海湾的山东半岛、河北唐山;西部的青海省青海湖以北;西南部的四川西昌、阿坝，云南的大理，西藏的昌都等地区。与我国东北部相邻的蒙古东部、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奈良等地，也有石棺墓出土。

③

在时间上，早的约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的在距今二三千年以来的青铜时代，以至早期铁器时代。

④

在我国境内的石棺墓，都有一些与卑南文化相近的文化因素。如辽东半岛石棺墓遗址中的双孔石刀和石矛;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西部石棺墓遗址中，有饰细绳纹和方格纹的残陶鬲。陶鬲流行于黄河流域商周至战国时代，两种纹饰也是这一时期的较常见纹饰。陶鬲是我国中原地区古文化的标型器物。

⑤

双孔石刀、石矛、陶鬲在卑南文化中均有发现。这对于我们分析卑南文化的来源，很有启发。吉林的石棺墓，基本属于西团山文化范围之内。同时出土了与卑南文化相似的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石矛、石剑、穿孔石器、玉管等;卑南文化有较多的鼎足出土，似从鼎腹部脱落的。西团山文化中的鼎很发达，多为圜底深腹。C

14

测定的年代分别距今3055±100年、2675±70年，与2165±75年，上限可能早到西周初期，发展延续至秦汉之际。西团山文化是

人创造的以素面夹砂褐陶为主体的鼎鬲文化。

⑥

其时间与文化特质都与卑南文化相似。

人也是东夷族人的一支迁往东北的。 吕思勉认为，

与貉(貊或连称

貊)实江淮间族，渐徙而北者。 今河北沧县(今沧州)东北古章武县故城西，有

邑也，枝渎出焉，谓之

水。

①

属于红山文化的内蒙古那斯台遗址，出土的双孔石刀、石镰(原报告称镰形器)以及玉饰中的动物形饰件如鸟形、龙形、蚕形饰件、鸟形石?，

②

与卑南文化的动物形玉饰件有相通之处。这不仅表现在形式，可见反映在思想意识上的万物有灵、圈腾崇拜也是相近的。需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鸟形?”，体作卷曲扁柱形，首尾相近，尖喙醒目，额头隆起，浮雕圆眼，翅尖向外凸出，尾端呈圆弧状，肩部有透孔，身驱素面无纹。

③

这与卑南文化的“有角?状石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以为这种鸟形?，很可能是角状石?的祖型。此外，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玉斧与卑南文化的玉锛，上沿两侧有钻孔的石杯与卑南文化的口缘穿孔陶罐

④

都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寓于其中。学术界普遍认为，红山文化是受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地方文化，也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崇拜鸟图腾的商人之先颛顼、帝喾之遗存。

⑤

既然如此，红山文化也就是东夷太昊部落的文化了。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的祭台，是该文化的晚期遗址，该址为石建筑，东西长60米，南北宽40米，主殿约为10米见方的石基址，周边用石块整齐地垒砌，石块均经修整，内有成组的立石。

⑥

卑南文化的石墙与立石，好象是东山嘴祭祀遗址的简化，作为祭祀之用的功能则是一致的。

在卑南文化中，也有古代羌人及其先民们创造的文化因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是古代羌人活动的地方。”此外，“古羌人有一部分曾东下到了今山东地方。更多地是散布在今陕、甘、青、藏以及四川和宁夏的广大地区，称为氐羌或羌戎。”在中原的融合为华夏族，在西部的则成为有别于华夏的西戎了。

⑦

因此，我们认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与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河南龙山文化;“受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与继之而起的齐家文化，

⑧

都是古代羌人及其先民们创造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有以下文化因素，传到了台湾岛的东海岸。如：

鼎，学术界公认是华夏民族独有的文化。鼎的出现很早，见于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其中的Ⅰ式鼎，敞口，深腹圆底。

⑨

如果失去3足，则与台湾东海岸出土的敞口、深腹圜底罐

①

很相近。从裴里岗遗址发掘报告看，其双耳罐、三足器(足上部似钵形)、钵，多为圜底。在安阳后冈仰韶文化陶器中，就有一件完整的侈口折沿，深腹圜底，实心柱状足素面红褐色陶鼎。同时，还有鼎足和敛口薄唇，鼓腹圜底钵，有的口下饰有4厘米宽的一道黑彩;敛口圆唇，下腹内收小平底橙黄色罐出土。有的罐为侈口。后来龙山文化层中，夹砂粗灰陶的器形有罐、鬲、鼎，还有断面呈椭圆形的陶环。据C

14

测定，钵、鼎的年代为公元前3730―前3570年(仰韶文化);夹砂灰陶罐、鬲、鼎的年代为公元前1960―前1985年。

②

可以说，陶鼎一直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炊器。到了商周时期，更成为王室与贵族的专用品了。

鬲，在黑龙江省青铜时代的白金宝遗址，出土有泥质黄褐陶圆柱形实心鼎足，支座和乳状袋足绳纹鬲。C

14

测定年代为距今2900±100年(公元前950年，经树轮校正)，其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西周中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发掘报告的结语中指出：“陶鬲盛行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代，一直延用到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华民族在古代所特有的一种三足炊器。……黄河流域的陶鬲可能沿着内蒙东南、辽宁西部向北播及松嫩平原的。陶鬲的分布，向北远达今苏联贝加尔湖和鄂嫩河流域是值得注意的。”

③

在台湾岛东海岸，也出土了三只中空的袋形足容器，很象是鬲的袋形足。

④

东海岸卑南文化距今3000年左右，与上述白金宝遗址同时，说明黄河流域的鬲不仅流传到我国东北地区，也流传到台湾岛上。

双耳罐，金关丈夫、国分直一在《台湾东海岸卑南遗迹发掘报告》中说，有一种鼓腹壶形陶器，在腹部附有把手，一种是较薄的扁形把手，一种是横耳形把手。

⑤

鹿野忠雄报道，在台湾东海岸马武窟石板棺中出土“安佛拉式陶器”，有两式：一种高18厘米，身部近乎球形，圆底，颈部细长，口向外斜，自口缘至肩上，附有圆形剖面的竖?，另一种“外形近乎切掉身部下半段的安佛拉式瓶，底部当为平底;高14厘米，颈部比上一陶器者较粗较短;无纹;红色。”

⑥

据鹿野忠雄书所附图版九之“安佛拉式陶器”，是一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圜底陶器，口沿至肩有一对竖状耳。此器肩腹无明显分界，似鸭梨状。

在黄河流域，裴里岗遗址中已见双耳(在肩部)陶器。半坡的汲水器小口尖底双耳(在腹部)瓶。河南新郑沙窝李M7出土的黑陶双耳壶，据C

14

测定，是公元前5220±105年的作品。

①

后冈仰韶文化还出土有双耳马鞍口罐。后来，在仰韶文化晚期(大地湾，或称案板三期文化，公元前3540―2960年)，已出现灰陶扁平双耳陶罐;到案板三期文化(公元前2670―2575年)，则出现了双大耳罐;承案板三期而来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已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295―2000年。双耳罐显著增加。

②

由所附陶器图看，双耳罐的双耳，也是由口沿到肩。与台湾东海岸“安佛拉式罐”不同的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双耳罐为平底。在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分别出土有公元前2000年或公元前1世纪的双耳陶罐。

③

陈宗祥在《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初探》，张增祺在《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和田怀清在《略论大理地区石棺葬文化》

④

中，都认为四川、云南等地的石棺葬、黑色双耳陶罐、“安佛拉式”双大耳陶罐，以及绿松石串珠、玛

珠、软玉管等，是古代羌人因不堪秦人称霸之压迫，南迁入四川西部阿坝等地，再沿横断山脉金沙江等几条大河的河谷通道南下带来的，是氐羌文化已达洱海地区之证。黄河流域的以石棺葬、双耳罐、双大耳罐和粟为要素的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也传入西藏的昌都区。

⑤

人面纹、鱼骨纹和太阳纹，鹿野忠雄说，在卑南社故址出土的陶器，有鱼骨纹和太阳纹;在都兰遗址出土了附有人面纹饰的陶片。

⑥

金关丈夫、国分直一报道，在卑南文化大石柱上，有象征太阳的浮雕。

⑦

在大陆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中，就有人面、鱼纹、鸟纹等动物花纹，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⑧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彩陶器上的人头像，滚圆的头形，大嘴紧连耳部还各有一条小鱼。

⑨

这就把人面纹和鱼纹结合到一起来了。大陆发现太阳纹陶器的遗址较多，如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在盆形器的底部，有像轮子或太阳的花纹，是用有尖工具在坯胎将干时划上去的。”

⑩

甘肃辛店文化永靖莲花台瓦渣咀遗址(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彩陶罐上，发现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这大概是当时人们对太阳这种自然界现象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太阳崇拜的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

①

王大均认为，山东半岛的?夷，开辟了自山东半岛至日本的古航线。?夷和日本都是崇拜太阳的民族。

②

李洪甫在研究东亚古文化史中，就以日本、朝鲜民族的敬祀太阳的天体崇拜，作为他提出日、朝民族是少昊氏东迁分支新论的证据之一。

③

越人也是以太阳神为祖先的氏族集团。浙江绍兴城东的“云石”与“云石墩”，城西北的“云骨石”，分别是古越人的?柯神柱和祭祀太阳神的祭台。

④

这说明古代崇拜太阳的民族，既有东夷，又有氐羌与越。

台湾东海岸巨石文化与大陆有关系的另一要素就是“有角?状石环”。此种石环与?状石环基本相同，多系软玉制成。它的最大特征是在其外侧有4个突出物。在台湾本岛圆山遗址、大马?遗址与兰屿、绿岛都有这种有角?状石环出土。

⑤

鹿野忠雄认为，“其直接原型可求之于中南半岛东京出土的青铜钏(小林知生氏所介绍);模仿青铜钏的石制品便被导入于台湾本岛”。

⑥

他的这一结论，与他所主张的台湾考古文化深受大陆影响的总认识，

⑦

是有抵触的。这当然是由于他的书写在本世纪40年代，那时中国大陆考古发掘遗址少，许多遗物仍在地下，他不可能见到。但至少认为圆山文化中的有角?状石环，也是受青铜钏影响而来是一个失误。目前，我国大陆已发现东北红山文化、海岱大汶口文化和江南良渚文化三个玉器文化。

⑧

红山文化多兽形玉饰，前已引述。良渚文化以琮璧等礼仪用玉器为主，兼有饰物。这些玉器出土的遗址附近，都有玉石产地。如红山文化的玉器可能取材于辽宁岫岩县的岫玉。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则取材于山东泰山、邹县和莱阳等地的玉石。

⑨

郭沫若指出：“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里，曾经发现了成坑的半成品玉材。那时山东一带的玉工就用这种宝贵的材料，仿照实用的生产工具的式样，精工磨制成斧、锛、铲、刀等形状的礼器，表面光润，厚仅0.2―0.5厘米，有的刻着纹饰，相当美观。”

⑩

可见，我国大陆不仅产玉，而且早在5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已有了各种精致的玉器产品。但是，从这三个玉器文化的遗物看，只有普通玉?，没有“有角”玉?出土。所幸的是，我们在河南淅川县下寺一号楚墓的一组玉石饰物，包括璧、瑗、璜、?、环、笄、梳、珠等之中，不仅看到了常型玉?，还有一件外壁附有角状物的玉?。

①

此有角玉?已残，只有三个角状物，另一角状物可能随缺失的一段而去向不明。据河南省博物馆等单位推测，这座楚墓的时代，可以定在春秋晚期，或公元前623年前后。

②

因此，无论从大陆与台湾东海岸所出的有角玉?与有角?状石环的形制和出土的年代看，受中南半岛青铜钏影响而来的说法，实难成立。更何况越南东山青铜文化本身年代晚、又是受中国大陆影响发展起来的。童恩正在《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一文中认为，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某些因素，是以四川为起点，沿横断山脉间自北向南流的江河河谷通道传过去的。同时，黄河中上游古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常以四川为中介。他在文中列举四川古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的文化特质是：农作物中粟米的种植，葬俗中的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遗迹，某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他从高本汉(Bernnard Karlgren)说，认为越南青铜时代晚期的东山文化，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四世至公元一世纪之间。它从北面接受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本身又影响了马来半岛以南的广大地区。童恩正还指出：1942年，高本汉提出的东山铜器上最常见的星纹、锯齿纹、鸟纹、同心圆纹等，均与中国“淮式”铜器上的花纹相似的所谓“淮式”，主要是指淮河流域春秋时代与中原铜器有别的徐、蔡等器，以及战国时代的楚器。而对中南半岛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楚器。不过，东山文化所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来源，不在淮河流域、江汉平原，也不在云南，而是在四川。它是在吸收巴蜀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中包含的楚文化因素。

③

我们十分赞同童恩正的这一见解。他虽然没有谈到玉?等玉制品传播途径，不过我们同样认为，鹿野忠雄所说的台湾东海岸的“有角?状石环”，当是受到如淅川下寺一号楚墓出土的“角状玉?”的影响仿制的。而这种角状玉?可能是我国大陆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璇玑”或“牙璧”的抽象化的产物，或是由玉?与璇玑二物涵化出来的一种新饰物。如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苏北新沂花厅遗址

④

的墓葬中，出土了由24件玉佩合成的玉串饰中，有两件形制奇特的“鸟纹玉佩”，分别作近圆形中央穿孔、外缘附有三或四只相对卧鸟。这种“鸟纹玉佩”实是马家窑、庙底沟类型彩陶太阳纹和鸟纹的复合纹的延续，也是后来三鸟纹“璇玑”的源头。

⑤

1976年，在安阳小屯西北地一座殷代儿童墓中，发现绿松石片、玉戈、小玉牛、小玉燕、玉鱼、管状珠和牙璧一件。牙璧就是璇玑。淡绿色，近圆形，边缘有三个方向一致的“玑牙”，玑牙之间雕有两端略上翘的装饰。中部有圆孔。此种玉器在妇好墓中也出土过一件。

①

据尤仁德研究，鸟纹可以简化为三齿的形式。从仰韶文化彩陶阳鸟纹经过大汶口文化的“鸟形玉佩”、商和西周三鸟纹日晕形佩(即“璇玑”)，连成一条东西部文化相系的环链。它是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古东夷人崇拜日神和鸟神结缘的产物，带有礼仪与宗教上的意义。

②

璇玑，或称日晕形佩，同?、璧、璜、琮都是象征或模拟某种天象的，是用于佩饰兼礼仪的玉制品。如?象日月之蚀。甚至人面纹也是太阳神人格化的造形。在台湾东海岸卑南文化遗物中，既有人面纹，又有太阳纹，且人面纹四周有光芒之状，当与日神崇拜有关。其有角?状石环，也应是太阳神崇拜的遗物之一。不过，卑南文化中的由8只小玉?和1只兽形玉?组成的串饰，比之花厅大汶口文化的由24件玉佩合成的大型玉串饰，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总之，我们认为，从卑南文化的总体看，它仍然是由大陆传入的。其深层的大型石棺，说明当时人的体形高大，与夷为大人的形象是一致的。其上层的小型石棺，时代也较晚些，可能是越人的遗留。这与西海岸在公元前后的第二黑陶文化是越人文化的情形是一致的。

台湾的考古文化从纵向来说，是多源的;从横向结构说也是多元的。这不仅与越的分支众多，故称“百越”相类。东夷的分支也不少，东夷有“九夷”之称。少昊氏以鸟为图腾，也有24个小支。

③

他们之从不同时间、不同方向来到台湾岛上，就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有的文化间有共同因素，有的上下层文化之间好象又没有联系，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即使同时是东海岸的巨石文化，麒麟文化与卑南文化也是平行发展的两支。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彼此出于相近又相异的两个民族吧。如有的学者认为越是东夷南迁的一支，所以夷与越，有相同的文化因素，也有不同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