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秦国家形态与统治手段的继承

自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便成为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崇高目标。考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主明君，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元世祖、明太祖，直到清之康熙、乾隆，其终生业绩，哪一个不是同建立或巩固大一统的国家紧密连系在一起?! 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多数也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不少农民起义建立政权后，也是志在统一全国，如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及太平天国等等。

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就秦而论，其之所以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由于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铜精、朱砂，东方的麻布、鱼、盐，西方的皮革、旄牛尾，都运到中原地区来交易。这从经济方面为统一国家的形成奠立了基础。再者，经过长时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她能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促进各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这从民族方面为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时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这其中既包括一般的劳苦大众，也包括中小土地所有者以及中小工商业者。长期的割据战乱，他们遭受的痛苦和承受的负担最大，因此他们向往一个统一的国家及和平的环境。这就使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了广泛的民心基础。秦王朝的建立，正是在这许多的基础之上实现的。

秦以后各个统一王朝的建立，也无一不是当时历史发展使然。这里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一是农民的要求。中国是个小农众多的国度，小农本身天然具有一种统一的要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个个小农好比一个个马铃薯，而统一的国家犹如一条口袋;当分散的马铃薯被袋子装起来的时候，它们才能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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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地主阶级的需要。中国的地主和西方的领主不同，他们不能亲自掌有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为了保证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建立，各有其具体不同的背景和原因，但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始终是重大的推动力。

由此可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是顺乎时代前进潮流的，是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故而也是进步的。追求大一统的实践和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这种追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在今天仍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发挥着积极作用。实际上，我们中国无论在什么时候，分裂行为总受到人们的一致谴责，而维护统一的行为，包括对内的统一战争或平定割据叛乱的战争，对外反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或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总是能得到人们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种民族性的形成，秦文化显然有开创之功。

秦以后历代不仅继承了秦创立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而且也继承了秦的统治手段。所谓统治手段，可以概括为“实”、“虚”两个方面。“实”的方面指统治者设置官吏、军队、监狱等一系列国家机器实体和制定种种律令，使用行政、军事、法律乃至暴力等办法，对人民进行压迫剥削;“虚”的方面指实施精神统治的各种做法、包括使用思想信仰、鬼神迷信、宗教、祭祀等各种力量来束缚民众。历代王朝治民，都需要运用虚实两方面的手段，以达到巩固统治的最终目的。对秦来说，其统治手段中最令人注目的一点是，用暴力来消灭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这种手段的典型体现，即焚书坑儒，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第一次暴行，也是秦始皇的一大发明。尽管后世很少有人对此举表示赞许，但实际上，历代统治阶级几乎没有人不继承这一做法，以强化思想统治。这也许正是“口非心是”的一种表现罢!

历史上与秦焚书坑儒同出一辙者，虽然各代均有不同形式的反映，但最酷似者，莫过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众所周知，明代开国皇帝早年当过和尚，出身红巾军，因此很忌讳这点，凡臣下奏折中有“光”、“则”(与“贼”同音)二字者都要受到严惩。清朝的文字狱多发生在康熙、雍正及乾隆年间，总数不下七八十起，具有次数多、规模大，被杀、押、流放的人数多等特点。康熙朝著名的文字狱是“明史狱”和“《南山集》狱”。雍正朝的“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也轰动一时。乾隆朝的文字狱大都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如“蔡显狱”、“严嘉铨狱”、“胡中藻狱”，三人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清朝统治者制造文字狱的目的，主要是用这种滥杀手段压制士人中的反清情绪，加强思想统治。清代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使文化典籍遭到严重破坏，不仅犯事者的书籍都被焚毁，而且人们出于恐惧私下焚书者亦不断。特别是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凡是不利清廷统治的图书，都被列入“禁毁书目”而遭厄运。这实际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又一次大破坏。文字狱的制造和禁毁图书，显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为历代继承秦统治手段最突出最露骨的表演。

另外，历代对秦统治手段的继承还存在这种情况，即通过总结秦统治失败的教训而重新调整统治手段，如汉人在反思秦统治思想的基础上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即典型实例。尽管以后儒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自身形式有所变化，历史上出现了道教，传入了佛教等宗教，并几度势力相当可观，但尊孔读经却始终为各王朝统治者所遵循，任何宗教都不能取代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而只能被其改造，儒家思想始终是各个王朝统治人民的有力武器，直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仍需要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求变法的理论依据。这种形式的继承，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间接继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秦文化光大的过程中，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的王朝，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中尤其是汉、唐两个王朝。从秦文化到汉文化，直接相连，其间不存在外来文化的影响，情况比较单纯;而从汉文化到唐文化，时间相去数百年，其间既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又有中国境内胡汉文化的冲突融合，问题要复杂得多。不过无论如何，唐文化依旧是以秦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如果说汉文化是秦文化发扬光大的第一个里程碑的话，那末，唐文化则是它的第二个里程碑。大家知道，汉、唐两个王朝是中国古代最强盛、最光辉灿烂的时代，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这两个王朝恰恰又都是继承、发展秦文化的特别重要时期。仅此一点，亦足以令我们领会到秦文化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