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与民俗演变

民俗是一定区域的民众，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域性特征是民俗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上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她既不同于北京、西安等历史悠久的“古都”，也不同于完全后起的新兴城市；她既有吴越文化的渊源，又经过了开埠以后１００多年殖民地时期的畸形发展，在民俗方面，呈现了自己独具的个性。

从历史发展而言，上海建置较晚，元代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始置上海县。但据考古发现，上海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已发现２０多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青浦县城东约５公里的崧泽遗址，下层属于马家浜文化，距今６０００年上下；１９７９年在青浦福泉山又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居住遗址。上海县俞塘发现的马桥古文化遗址和柘林盐场发现的柘林遗址，均属良渚文化类型，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早在６０００多年前已有古人在上海西部地区生活。据上海博物馆黄宣佩先生的观点，上海远古时代的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如下阶段：

距今７０００年前　　　　　　　　上海西部已经成为陆地

距今５９００―６３００年　　　　属母系氏族公社的马家浜文化

距今４９００―５８００年　　　　属崧泽文化处于父系氏族公社转变阶段

距今４１００―４８００年　　　　属父系氏族的良渚文化

公元前１１―１７世纪　　　　　　属父系氏族公社的马桥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上海属吴国，据史书记载吴王阖闾（前５１４―前４９７年在位）为防御越国入侵，曾在上海境内筑阖闾城。《汉书?地理志》“娄县”注：“有南武城，阖闾所起以候越。”《大清一统志》对南武城的地理方位作了考证，认为“南武城在上海县东六十五里，亦名阖闾城”。公元前４７３年，越国灭吴，上海地区归属越国。公元前３３５年，楚国灭越，上海地区归属楚，为春申君的封地，今天上海的简称“申”即由此而来。秦代，上海属会稽郡?县；汉代将?县改称娄县；三国时上海是孙吴的一个重要军港，现属青浦的青龙港曾是重要的军事港口、造船和训练基地；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５０７年）改娄县为信义县，大同元年（５３５年）将信义县南部分出设立昆山县，上海地区属昆山；唐玄宗天宝十年（７５１年）将昆山南部、海盐北部、嘉兴东部划出设立华亭县，上海属华亭县。宋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设专门征收酒税的“上海务”，上海之名自此始。宋末咸淳初年（１２６５年）设上海镇，至元代，上海镇已“领户六万四千有奇”，镇内“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氓廛贾肆，鳞次而栉比”。按元代的制度，在江淮以南地区，户口在３万以上的可设

县制，因此在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上海改镇设县。元代上海县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公里，人口约为３０多万人。元末以来，由于棉纺织业和航运业的迅速崛起，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明、清两代，上海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生产和交易的中心，号称“衣被天下”，所产各色棉布不仅畅销湖广、江西、两广、山西、陕西、北京等地，还以“南京布”为名，远销海外。１９世纪初，仅出口美国的“南京布”，每年就达３００万匹以上。上海原本就是因港而兴，唐宋时期华亭县的青龙镇，就是当时东南地区的主要海上门户和河口港，来自漳州、泉州、明州、越州、温州、台州及广南、日本、新罗（朝鲜）的商船都云集于此。唐代中日间的使船往来，也有从青龙镇起锚的。此后，经过几次比较合理的疏浚治理，黄浦江取代松江，成为上海地区主要的通海河道和优良港口。清初，由于朝廷执行海禁政策，上海的海运和海上贸易一度受到影响。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５年）开放海禁后，上海港逐渐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航线，辐射全国各地和邻近国家，如连接天津、芝罘等地的北洋航线，连接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的南洋航线，连接长江沿线各省市的长江航线，连接江、浙、皖、鲁、翼等地的内河航线，以及连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外航线等。上海港成为中国的主要航运中心之一。

上海现存的城墙之一――老宝山城城门

仿古上海老街（徐华龙摄）

至清朝中叶，上海已发展成为我国东南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据嘉庆、乾隆年间的《上海县志》记载，当时的上海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辐辏”，成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尤其是商业相当繁忙，“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上海当时人口约５０万，已初具城市规模。以上是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前的简单历史情况。就民俗而言，这漫长的历史阶段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上海民俗的基质是吴越文化。从文化渊源来看，前述的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分属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它们都是吴越文化的源头；从上海的人员构成看，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至元代发展为３０万人的小县城。虽然缺少其人员来源的原始记载，但可以想象他们大多来自附近的浙江、江苏等地，职业以渔民为多。上海地区在历史上行政隶属关系的变更，对民俗的影响也相当大，方志上有上海为“古吴之裔壤”，惟其南沿“土风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的说法。事实上，即使府治所在地松江的风俗，也与嘉兴相同较多，这是由于松江在未设府之前，长期隶属于嘉兴，民俗文化趋向嘉兴的缘故。至元代从嘉兴府分出来后，情况依然如此。直到明清时期，松江府隶属江苏，上海的民俗文化才转而向苏州靠拢，连方言也以讲苏州话为荣。现在的上海话属吴语，与浙江省大部分、江苏省东南部分同属吴方言区，是糅合了上海本地话、浙北和苏南的方言而形成的一种方言。因此，从本质上说，上海的文化是吴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上海民俗也就必然要打上吴越文化的烙印。

第二，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支配下，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如元朝建县时有３０多万人，经过５００多年，至鸦片战争前也只有５０多万人。因为这些原因，因此，可以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上海的民俗与江苏、浙江的一些城镇基本相同，基本保留和延续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从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１００年时间，是上海耻辱的１００年，上海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重要据点。１８４２年签订《南京条约》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海因其地理位置之故，更是首当其冲，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开辟了租界。同治年间上海知县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描绘了当时的情况：

上海自泰西通商后，环北门外十余里，奏明给洋人居之，洋人岁输其租，谓之租界。租界为英、法、美三国分踞，一切公事归华洋同知暨三国领事会同办理。除盗案外，地方官不复闻焉。

夷夏揉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居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保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卤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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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洋人的“青睐”，上海的名声大振，十里洋场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而租界是“国中之国”，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在特殊情况下也是百姓的避难所，如太平天国时期和日本侵华期间），导致上海人口急剧膨胀。如前所述，在鸦片战争时上海的人口只有５０万，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达５００万，１００年间猛增了１０倍。这增长的４５０万人中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的，当然其中还有少量外国人。由于租界的开辟，进驻上海的外国人逐年增多，如１８４６年仅为１０８人，１９３０年接近６万人，１９３７年为７．３万人，１９４５年为１２．３万人，１９４６年减为６．５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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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四马路风情图（１８６４年建成）

随着各方人士的大量涌入，异地、异域的风俗习惯也随之传入了上海，使得上海的习俗呈现了南腔北调、五彩缤纷的气象。

同时，由于上海口岸的被迫开放，上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尤其是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如南京路、福州路、广东路等，已是“店铺林立，货物山积，往来行人，毂击肩摩”。开埠以来的短短数十年，“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笾笾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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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越了广东、汉口等当时其他大城市。而畸形繁荣所形成的工厂林立，商业网点密布，流氓帮会猖獗，妓院赌场大量出现，同乡会馆陆续成立……都伴随着新民俗的产生。如工业的发达（既有民族工业也有买办工业）而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纺织女工、造船工人、码头工人、汽车司机……每种不同的工种因生产方式、生产习惯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习俗。商业对民俗的影响更是巨大：服装行业一方面内部拥有自己的行业习俗，另一方面又对人们的衣着习惯起引导的作用，上海服饰至今闻名全国，领导全国服饰潮流。饮食业方面，全国各地著名的菜系如川菜、粤菜、鲁菜、苏菜、湘菜……和西菜相继进入上海，互相竞争，形成了上海饮食习俗的多样化特征。这段时间上海妓院林立，甚至还有外国妓女：“自同治纪元后，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搔首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娼缠头之利，于是中外一家。”妓院中有一整套严格的接客、待客、送客规矩，形成了独特的妓院习俗。十里洋场又是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场所，有各种各样的帮会，如青帮、洪帮等，旧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等都是帮会头子。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帮规，如收徒仪式、祖师爷崇拜、处罚规矩、定期祭祀活动、内部语言（切口）、活动方式等等。其他如同乡会馆是由上海的外来人员组织，如宁（波）绍（兴）会馆、潮（州）惠（州）会馆、徽（州）宁会馆等，其功能是保护在沪同乡的利益，在保持和传播本地民俗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而以行业划分的各种行业组织，如商船会馆、布业公所、青蓝布业公所、肉庄业公所、钱业公所、京货帽业公所等，则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业人员人人自觉遵守的行业风俗，依靠它来规范行业行为，调解矛盾纠纷。

总之，这期间由于外地人和外国人的大量涌入，由于上海的急骤发展，各个行业的兴起，使上海传统民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新兴的民俗大量出现，通过冲突、并存、交融、创新的过程，从而初步形成了上海民俗的独特个性。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也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地位的改变（劳动人民从社会最底层而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治制度的更替（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等因素，这个阶段上海民俗的演变也是相当快的，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部分传统民俗（主要是陋俗）的快速消亡。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滋生了许多丑陋的习俗，如妓院习俗、帮会习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取缔了妓院，对妓女进行教育和改造，使她们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因此有关妓院中流行的习俗也就自行消亡了；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帮会头子，取消了帮会组织，帮会中流行的习俗也就不复存在了；此外，同乡会馆也大多自行解散，有关这方面的习俗也就自行消失了。

二是有些传统习俗在逐渐淡化。其原因之一是党和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提倡移风易俗，破“四旧”立新俗，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其二是上海主要是工商业城市，工人阶级的觉悟普遍较高，对不合理的传统习俗具有较为自觉的抵制意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妇女参加了工作，双职工家庭无暇顾及繁琐的传统礼仪；其三是政府为移风易俗工作落实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推广火葬，修建殡仪馆，使传统的丧葬习俗无形之中得到了简化。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做得过分的地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一切习俗都归入封建迷信的范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些传统习俗在部分市民中间又悄悄恢复，如清明节祭祖扫墓，正月初五接财神等。

三是出现了旧俗的更新和新俗的形成。如传统春节习俗中，除夕夜全家老少在家中团聚，要吃一顿团圆饭。这种习俗在上海一直流传着，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未中断过。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年夜饭从家庭走向饭店，且愈演愈烈，几成新俗。其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生活节奏和生活情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年夜饭的特点是突出家庭的和睦、幸福、美满，因此特别丰盛、讲究，传统的年夜饭往往需要花几天甚至十几天时间购买原料和烹饪，尤其是家庭主妇往往很累，而上饭店不需要自己买、烧、洗，吃得舒服、快乐，虽然花上不少钱也值得；年夜饭讲究快乐的气氛，传统的年夜饭虽然合家欢聚，享受天伦之乐，但毕竟比较单调，而现在的饭店，往往有舞厅、歌舞表演、传统民俗表演等多功能娱乐项目，使人吃得舒服，玩得开心；同时，上海许多大饭店已意识到市民的这种需求，纷纷想出各种花招，以价廉物美、欢乐气氛、吉祥情趣吸引市民。因为这些原因，自１９８９年以来，到饭店吃年夜饭的家庭日趋增多，近一两年的除夕夜，各大饭店往往出现爆满的现象。又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西方的某些习俗也逐渐在上海流行起来，如圣诞节这个没有“根”的节日，却一年“热”过一年。类似的情况在婚俗、丧俗、娱乐习俗等方面均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