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记事符号说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有结绳记事的做法，利用不同形态的绳结记录备忘的事宜。逐渐结绳记事就被刻划记事所代替，在石头、木棍刻上不同的符号，记录事情。最后这种符号就会演变成一定的图形，使之记录的事物比较明确，不会因时间较长而忘记。巴蜀符号就应是这样一种原始记事符号，而不是文字。这种原始记事的特征在这几方面特别突出。

首先，巴蜀符号的数量太少，很难作为语言意义的记录符号。而且发现巴蜀符号的器物上，少的只有一个符号，多的也只有11个符号。要通过这样少的符号，读出确切的意义，似乎是非常困难的。李复华、王家钓在巴蜀符号的应用上认为：“这种用图象标志示意的习用成语是由巫师(古代知识分子)或兼任巫师的‘神王’(酋长、祭酒)来读诵韵释的。由于它不是准确的辞句文章，而是仅仅具有暗示或启示(占卜或预言)性质的图象，所以解释的伸缩性很大。可以随巫师的具体需要而灵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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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巴蜀符号不是代表了确定的词意，而只是代表了某一范畴的事物，允许不同的人作不同而又接近的理解。这不能称之为文字，只能是一种“会意”的符号。

其次，巴蜀符号的图形部分过于复杂，而且形象十分详细、逼真。人们只要通过图形就能理解所指的事物，具有“看图识字”和“望文生义”的功能。要利用这种图形作为一种文字表达较确定的含义，往往缺乏准确性和广义性，极易将意思传达错误。因而，巴蜀符号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记事符号。通过这些符号，记事者能回忆起某些事情和需要记住的内容。同时，因为巴蜀符号过分详细、逼真，因而在刻划上往往缺少规范性。在已经发现的巴蜀符号中，相似图形的具体笔划并不相同，有的地方多几笔，有的地方又少几笔，有的笔划位置都不一样。但这些差别并没影响图形的相似。由此可知，通过图形相似而会意则是巴蜀符号的目的，这也不是文字的特征。

最后，巴蜀符号发现的时期主要集中在战国后期。这个时期，巴蜀地区应当已经通行中原的汉字。当时，商鞅的老师尸佼就因商鞅被杀而逃避到蜀国，并且在蜀国著书20篇。《史记》集解中引刘向《别录》说：“商君被刑，佼恐洙，乃逃亡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如果当时巴蜀地区不使用汉字，而是使用巴蜀符号，尸佼何以能著书，又如何流传下来。显然当时已有汉字的使用，因而也就不需要巴蜀符号作文字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巴蜀符号是巫师使用的一种记事符号。这种符号解释时具有伸缩性，人们无法破译，因而能强化巫师的神秘地位。

如果把巴蜀符号当作巫师的记事符号，则在使用上就能看到具有一定的规律。在用于战争的兵器和乐器上，经常可见虎形、手形、花蒂形和鸟形等图案。在这些器物上使用虎形图案，孙华认为是因为“虎是百兽之王，虎的声撼山川的气概是人们所景慕的。……其用意大概是祜护使用者，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而使用手形、花蒂形、鸟形，则因为“鸟是东方以鸟名官的部族所崇拜的祖神，……原始巫术信仰往往不止一神，日月、山川、树木、星辰、鸟兽都常常被赋予神灵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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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图形就应是祈求吉祥如意的象征。另有一些巴蜀符号则可能表现共同的名称。例如，新都县马家的战国墓葬中，铜玺上有王字符号和其他一些符号。王字符号似乎应代表权力，其他符号应代表部族的名称。而且在其他的器物上都有和铜玺相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可能表明这些器物归这个部族所有，应是部族名称的代表。从这种推测看，巴蜀符号既是巫师祈求吉祥、悍勇的符号，也是部族名称的符号，但不是记述语言意义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