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工商，谋略叠出

我们纵观中原汉民族封建社会经济管理问题讨论的漫长历史会发现：高谈阔论抑制工商政策的疏稿、文著多如牛毛，可以车载船运。这些作者中，有的由于提供了这方面政策的详备理论依据官爵升迁，一生荣华富贵;有的因于这方面独树新见钻入了封建王朝的智囊团，被冠以治邦经国谋士的称号。许多封建皇帝也对他们的建议从谏如流，言听计从，有奏必用。蒙古草原历史上的大多数政治家和理财家，则不像中原封建社会多数君臣那样崇尚抑工商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原，先秦时代抑工商方面最突出的帝王是秦孝公，他与商鞅筹划了中国历史第一个完备的抑工商措施或方案。于是秦国境内的工商业者遭受了沉重打击。秦亡汉兴，汉高祖于此走得更远，规定以“重租税”之策困辱工商业者，不许工商业者“乘车衣锦”。其后人武帝刘彻居然下令没收工商业者的资财，实行所谓“告缗”的政策。自此之后中原封建社会工商业者的待遇大体如此。中原思想家中，儒学大宗师孔丘最轻视工商业者;先秦大思想家饱学之士荀况也居然言“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省工贾，众农夫”(《荀子?君道》)。自此之后，在西汉盐铁会议后重本抑末成了封建社会经济管理思想的三大保守教条之一，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中。主张对国家进行放任主义经济管理、鼓励工商业者自由经营谋利的司马迁的思想几乎在整个中原封建社会中遭受冷遇。总之，重视工商的思想以及工商业者本身在中原封建社会中同受排挤冷遇，命运不佳。然而，重视工商的思想和工商业者们在蒙古草原的历史上却大体上没有上述冷遇。从蒙古草原历代统治者言论及有关其活动的文献中很难找到打击工商的内容(个别入主中原，汉化程度明显，失去本民族特色者除外)。相反，重视和保护工商的条文更多。不过，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工商管理思想中仍有轻重之别。他们更重官营工商业、军事工商业，而对民间工商业的重视亚于前者。在官本位的、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且地位悬绝的封建社会这是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于总体上是重视工商业的，因此工商业于此的发展比起在中原明显顺利。在这里，我们比较明显地看到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进步的反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客观条件的反射，使蒙古草原历史上的工商管理思想品类多样，谋略叠出。其中虽有糟粕，但又不乏足可借鉴之处。

手工业管理思想文化方面：

(一)注意门类齐全，发展牧区特色的多种手工业

比如，匈奴帝国的手工业，不仅有事关饮食的制乳业，又有衣用方面的皮毛业。匈奴的制陶业，也主要以生产盛用乳浆奶酒等牧业液体产品或其它固体产品的器皿为主。其木器制造业也主要以生产为游牧事业服务的车辆马具为主。当然，这些产品中供牧业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比例不在小。不过，其手工业有明显的牧区特色、奶乳气息浓重且门类较齐全是无疑的。这说明：突出为牧业服务，而且注意种类，在蒙古草原早期的手工业管理思想文化中就已形成特点。这个特点正是在其早期手工业内容构成中显现的。

(二)注意技术引进，提高技术低下的本区手工业

对此，乌桓人于较早的年代就有了认识和实践。乌桓人原本不善于制酒。但为了发展自己民族的制酒业，从中原购来酒

，自己酿造白酒。匈奴人、乌桓人及其它早期和晚期活动于蒙古草原的民族，对战争中被俘的敌方工匠一般不加杀戮。让他们留居草原各操原业。对他们的技术不认为是奇技淫巧并且也不加以扼制。这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引进。实际上这种做法又超出了一般技术引进。是一种高层次的制作工艺的技术与技术人才的同时引进。它有助于技术长期扎根于本区域，无疑是上策。比只引进技术而不引进技术人才的做法高出一筹。我们不否认，在本区域早期有更多的外来技术人材被当做工奴的现象。随着本区封建制度的日益完善、奴隶制社会的完全解体，后来有许多身怀精湛技艺的工匠被开明的蒙古草原统治者们视为“能人”备受礼待。这里自然体现了一种优秀的经济技术人材管理思想。这种管理思想有助于吸引域外技术人材向本地区涌入。事实上，蒙古草原古代一些开明统治者的这种经济技术人材笼络术，确实使许多域外高级工匠世居其地而乐不思蜀。原因在于他们由工奴转为有户籍者，由中原地区的从事末业的属下九流之人变为了塞外享受礼遇的身怀奇才的能人。这些能人甚至可在祭祀成吉思汗亡灵的盛典祭辞中得到令人羡慕的赞扬。可见，蒙古草原统治者中代代相承的上述手工业人材管理思想确比中原传统的打击压抑工商的人材管理思想高明。

(三)注意时变之机，转变军用手工业为民用手工业

纵观蒙古草原手工业发展史，有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手工业往往在许多时候因受军事需要的刺激繁盛一时。有时，手工业还被完全纳入军事化的轨道。因此，相对来讲军事手工业在蒙古草原历来是发达的。不过，蒙古草原不少开明的政治家深知马上夺天下难，马下治天下更难。所以往往及时地抓住时变之机。每当长期的战争结束，政治稳定的局面出现之时，立即适时地把经济工作视为重点。表现在手工业管理领域便是将庞大的军用手工业转变为民用手工业。这种事例颇多，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忽必烈即位后，考虑到长期战争结束，应以发展经济为重，下令将原来铸兵器的铁铸业改换成铸造农具的行业。据《元史，世祖纪二》记载，仅中统四年一年之中，忽必烈就令马月合乃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铸农具二十万”。之后，这种记载于有元一代，史不绝书。

(四)注意重要原料，输入军事领域以发展军工

重要的手工业原料，尤其是事关军国大事的军事手工业原料，历来是古代世界各民族军事贵族间相互争夺的对象。蒙古草原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在这方面也大体如此思维和实践。西汉贾谊，曾激烈地建议中原统治者禁出口铁给匈奴，惧怕匈奴人以此从事军备手工业生产，造成对中原的军事威胁。应该说贾谊是汉廷中的远见卓识者，政治与军事的深思熟虑是明显的。无独有偶，当时匈奴统治者于此的眼光并不逊于贾谊。他们针锋相对，极力争取实现在汉匈边界的铁的贸易。他们以各种手段换取中原之铁，为本区域兵器手工业得到了急需的重要原料――铁，进而打破汉廷对匈奴的铁贸易方面封锁。北元时代蒙古阿拉坦汗努力创造和平的环境，从明朝输入本地奇缺的手工业原料，既加强了军用手工业，又改善了民用手工业的生产，使国力日益强大。《后汉书?鲜卑传》记载，其时鲜卑首领檀石槐从中原购进“精金良铁”。也是意在进口本区域稀少的军事手工业重要原料，以强化自己的兵器生产手工业。

(五)注意各族专长，发展不同类型的手工业技术

柔然是牧业大国。但是其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可汗并不排斥手工业。阿那?可汗把境内善长冶铁业的突厥族人民定为本国“铁工”，使他们于金山(今阿勒泰山)之阳专门从事锻造业，以满足本国铁器之需。契丹国境内的曷术部人善于采铁矿，搞铁冶。契丹族统治者便因其所长，让他们专门从事原业。渤海降户中也不乏善铁冶者，契丹帝王也因其长，任其从事铁冶，以其产品供应国内各地。中京道所属白川州(今辽宁朝阳境)之民以善纺织闻名，辽朝帝王也让他们发挥专长，专营纺织，取其织?之利。奚人有高超的造车术，契丹统治者便让他们专营车辆制造业，并以此供应全国。

(六)注意产品质量，制造各种遐迩闻名的名优产品

匈奴人在铁器铸造业中，就已开始注意研究拳头产品的研制。那时他们就已生产出了声扬汉地、誉满塞外塞内的“径路刀”。这大概就是生产于蒙古草原手工业的最早名优产品之一。于隋唐时代称雄于蒙古草原的突厥人，远在南北朝时就于高昌北山炼出堪称名优产品的好铁，且“充三十六国之用”。其产品受欢迎的地域如此广阔，自然是依靠产品质量来实现的。契丹统治者组织铁冶户炼出的“镔铁”(近于钢)，质量之优早被中原人刮目相看。契丹国人制作的马具，誉满天下。其中的“马鞍”号称“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可见，这已是他地区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拳头产品了。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向人们说明，古代蒙古草原的手工业经营者一般说来是不忽视产品质量信誉的。

古代蒙古草原统治者手工业管理的方略、策术举不胜举。这里仅因篇幅之限选述而已。但据此我们仍可以窥见他们有关管理并非杂乱无章，无可借鉴。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管理，有的时候更注重军事特色的管理，而有时忽视民用手工业的管理。宏观管理多而微观管理罕见(也许有关材料有而失散了)。管理谋略虽叠出不穷，但有些谋略并非纯粹的手工业管理谋略，而与其它谋略(兵家诡道、政界权谋等)相互杂存。

商业管理思想文化方面：

(一)内外贸易，等量齐观

这种商业贸易管理思想，早在匈奴帝国时代已出现。匈奴统治者很早就重视与中原汉地的互市。其时产生了蒙古草原最早的匈汉互市地点或都会。而且这种贸易的量不在小。这些贸易地点大多集中或分布于漠南靠近长城一带。匈奴人还同样重视蒙古草原内部诸族间贸易。匈奴人借东去向东胡系诸族征税之机带去妇童借机搞贸易便是这方面例证记载。这说明他们在商业管理方面，对内外贸易不是重此抑彼，而是等量齐观。

(二)对外贸易，首重铜铁

从西汉贾谊对汉廷的汉匈贸易建议内有迫不急待地禁铜铁交换的内容来看，匈奴其时进口商品中重点是铜铁。无疑，因为这种商品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军事手工业，对民用手工业也有原料补助作用。从总体看，其时匈奴进口贸易中，民用商品不是大宗的，贵族奢侈品虽多，但也没超过铜铁的进口量。足见他们的对外贸易首重铜铁这一事实。

(三)观察间隙，伺机而动

东汉末年，中原极荡。中原王朝统治者自顾不暇，已无精力顾及北部汉匈边市。这对匈奴人进行的南向商业活动是不利的。但其时匈奴对外贸易管理者积极寻觅适当时机，实现对外贸易。他们仔细分析漫长的汉匈边界线，看到东部靠近中原战乱区，中原人无意于此北向贸易。而西部河西一带边界线的今甘肃武威等地相对安宁。于是，他们积极地于此开展贸易，获取需要的商品。而且贸易的次数频繁，一日达三次之多。

(四)贸易活动，方位全面

蒙古草原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在对外贸易管理思路设计方面，一般采取的多是全方位贸易的战略。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单方位贸易所固有的缺陷：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中断，国家无外贸之利，坐受困苦。史载，匈奴帝国统治者们于外贸方面就大多不是那种眼晴只盯一方的人。他们既与南方汉地贸易，又与西南羌地贸易，也与西域中亚诸国贸易。后来的蒙古草原又出现了北向的与俄罗斯的贸易。实际上这是一种四向辐射性贸易，有利于搞活自身经济，也有利于借机了解祖国其他区域及外国的经济状况，从而可以取其长而补己短。

(五)以禁对禁，以和对和

对外贸易，本是一种无硝烟的战争，古今皆然。世界各民族中的表现皆然。其情形诚如我国近代汉族杰出的资产阶级商贸理论家和实践家郑观应在其《商战论》中的绘声绘色的描述。郑氏的描述完全适用于蒙古草原历史对外贸易中出现的与外界磨擦角斗的史实。古匈奴人、柔然人、鲜卑人以及后来活动于蒙古草原的各族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于对外贸易中采取过乱时求和，和中求贸易的方针。对方单方面一再禁市时，又不消极求和，时而又采取以禁对禁之策，通过主动的斗争实现对外贸易。他们的这种商贸思维大体正确。因为，贸易一般说来都是互利互补，互相有求，没有绝对的单方面恩赐。过于软弱，不一定求得贸易的恢复。必要的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往往能使已经中止的外贸得以恢复，收起死回生之效。在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者往往借助自身强大的外贸优势或雄厚的经济方面国力，单方面取消与塞外蒙古草原政权间的贸易协定，以示打击。东汉时，东汉王朝常对鲜卑实行“禁市”政策。鲜卑人也不示弱，相应采取“禁市”政策，以禁对禁，拒绝出口东汉内战中急需的皮、革、羽毛、马匹、鞍具、弓箭。但蒙古草原统治者也不只取这一种方法，也常常权衡利害而后和亲，并因乘“和亲”后出现的和平环境积极开展外贸，大量进口本区域短缺的军用、民用商品。这种情况在中原和蒙古草原的和亲史上史不绝书。这是典型的“乘亲而贸”之谋。也是创造外部的和平经济发展环境，借机发展内部经济之谋。

(六)偷梁换柱，以贡代贸，以卑取利

历史上的中原帝王群中不乏空图虚荣，以此自慰者。这类人物往往没有在事实上占领蒙古草原，他们在蒙古草原也不能以户以丁征发赋役。但是，他们提出只要本区域封建主每年向中原礼仪之邦的皇室奉送礼品，称其为大皇帝便准许互市。一些思维敏锐机灵的蒙古草原统治者便利用这类帝王的虚荣心态，向中原皇都遣使送礼，中原皇帝称这些礼品为贡品。蒙古草原的送礼队伍往往又是规模可观的商贸队伍。这些蒙古草原的官方商人不仅沿途大搞贸易，而且在皇都大搞都市贸易，得其所需，满载而归。有些中原皇帝于此时虽国力衰弱，但也为显示威严和虚假富足，特意压价出售商品，这就更使草原官商得利二倍，加上中原皇帝所谓巨额还赠礼品，又得利三倍。其实，在这种条件下的甲方之赐，乙方之贡，在实质上已构成了官方贸易。但这是一种变态的官方贸易，得利多的还是蒙古草原一方。对这个实质问题双方是清楚的，但只是心照不宣。不过，尽管这是转换了形态的外贸，但总比中止外贸要好，客观上有助于祖国中原和蒙古草原两大不同类型经济区域的相互沟通交流，淡化各族间矛盾冲突。同时，蒙古草原的贵族在这种活动中以卑为取利之台阶，以上贡为贸易之别称，用偷梁换柱之术曲折地实现了自己的商业目的。

(七)兵车导之，商队随之，以战求贸易

这是蒙古草原历史上有些统治者，在对外贸易中求利的目的受到中原王朝长期封禁，别无它计实现时往往采取的一种特殊商谋形态。这种谋略的产生和实施有时是中原王朝无理的单方面撕毁贸易合同引起;有时是蒙古草原贵族因内部危机无法解脱，为转移辖地人民反抗自己的政治视线而引起。这种商业谋略的施实，无论其起因怎样，但在客观上对各族人民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由此引起的战争是国内不同民族统治者为一己之利，不顾各族人民和平生活愿望而角斗产生的。这对于各族人民的友好相处、共同繁荣是无利的。这种事例，在历史上也不缺乏记载。但最典型的莫过于明英宗年间，由于明朝长期封锁明与塞外蒙古的贸易往来，蒙古瓦剌部贵族获取对外商业活动利益的愿望受扼制，该部也先可汗带兵南下攻明。其时也先可汗率10万大兵为先导，庞大商队紧随其后，大败明50万大军于怀柔土木堡，生擒明英宗，逼困北京。之后，以英宗为人质要求明廷开放边市。

(八)官贸民贸，并行同时，一箭双雕

从总体上看，蒙古草原统治者早期的对外贸易，更多地重视官方贸易。其贸易的商品种类中，贵族享用奢侈品的数目是较多的。民间贸易相对来讲并不十分发达。随着时间的推移，于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开明的草原政治家逐步意识到：民间贸易不可抑制，且对已有利;民间的对外贸易对搞活本区域经济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他们采取官贸民贸同时并举、一箭双雕的政策。这种事例也较多。但以北元时代蒙古俺达汗的做法最为突出。在他统治时期，明与北元的边界官市、民市并盛而不衰，且贸易数额很大，贸易地点星罗棋布。其实，这种做法之妙不仅在于一箭双雕，而且又在于它是体现顺应民意、任民贸易求利的放任主义经济管理的特点方面。

(九)施惠外商，减免商税，求利于后

施惠外商(既指外国商人，又指祖国历史上其它区域的商人)的做法，在蒙古草原早期政治家身上就已有了许多表现。但表现材料零碎且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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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蒙古草原后期历史上这种做法与日俱增。辽、金两朝的契丹、女真贵族统治蒙古草原时，在其地广建商业都会。在都城和其它重要商城中建立专门的外商居住区，给前来做贸易的外商提供方便。在元代，这方面的做法更加具体化和制度化。上都、和林城中的外来商贾待遇是优厚的。其时，来蒙古草原经商者有减税甚至免税的优待条件。对从西域远道而来的商人优待条件更多。实际上这是先施惠于彼而求利于后的商业经营管理谋略。这种思想与中原先秦思想家管仲所用的“先予后取”之术并不两样。它首先乘借商人们求利的欲望或心理进行诱引，最后达到互通有无，使蒙古草原商业与外部商业交融、草原贵族大获外商之利的目的。

(十)隔国通使，间接贸易，长线钓鱼

这种商业管理在蒙古草原早期的统治者中已发生。匈奴墓葬出土文物表明，其时匈奴人已与希腊人发生了贸易。但是，这种贸易无疑是间接贸易。因为，历史上还不见匈奴与希腊直接通使的记录。成吉思汗于建立蒙古帝国前后都曾派庞大商队与西域诸国发生贸易。有些贸易显然就是通过隔国通使来实现的间接贸易。这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贸易战略。成吉思汗之前的辽时帝王与西域各地各国的贸易显然也是典型的通过隔国通使来实现的对外贸易。

(十一)商市设计，兼顾各族，名类众多

中国汉民族经济管理思想文化历史上关于市场设计管理的文献并不缺乏。其中早期的如《周礼》中有关内容最为显著。不过它更多地体现了单一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市场设计心理。市场设计往往体现设计者的商业管理心理或气度胸怀。在这方面，《周礼》的市场设计比起后来蒙、元帝国统治者于和林、上都乃至大都的市场设计远为逊色。后者的设计显然突出地考虑了祖国多元历史经济的客观存在和特色，反映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商市各居其半。各种牧业商品的专门市场名号于此比前代增多。有些牧业商市之名虽原址有变迁，但其名却长期保留至今，甚至其原称以今日首都街道、车站之名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和林与上都古城虽在历史上惨烈民族战争烽火中荡然无存，但其多种农牧业商市之名或概况已在中外历史文献中得以保存。这些事实都间接或直接地表明了其时蒙古贵族商市设计方面兼顾各族、农市与牧市并重的管理心理和思维。许多地方仍可做为今日纯少数民族地区和各族杂居地区商市设计的历史借鉴。

(十二)借助统一，推行纸币，以利贸易

使用纸币之事，不是首先产生在元时蒙古草原的政治家之手。因唐时就有“飞钱”，当是纸币的萌芽状态表现。宋、金都曾发行纸币与制钱并用。但规模、方法远不及元时。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在全国范围大规模行使统一的纸币，是在来自蒙古草原的元世祖忽必烈活动时代完成的。必须指出，参与策划元初纸币方案的人，少估也有10几人。但其中除忽必烈外无一人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也无一人是多种方案取舍研究中的最后定夺者。忽必烈策划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纸币的金融谋略思维，早在今内蒙正兰旗漠南王府时已开始，后来逐步完成于上都和大都两城皇宫和都郊猎场的金融工作会议中。应该说，忽必烈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版图的奠定元勋，而且也是金融管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广泛推行纸币的有杰出贡献的总组织者。其贡献在于：他首先以敏锐眼光看到政治的大统一必须辅以金融管理工作的大统一，这样才能使国家版图更为稳固，因此果断决策行用纸币。灭南宋后，不顾汉族开国勋臣元老姚枢等反对在南宋故地行用元中统钞的迂腐之见，适时地完成了全国币制统一大业。当中统钞行使中的弊病日多时又适时另请高明。以南宋亡国遗民叶李为谋士改行至元钞，使元时纸币至其逝世大体稳定。在行使纸币过程中，无私反对生母从前不重视纸币之本的认识和行为，又无情地惩治破坏纸币发行进而贪赃舞弊的财政部门权臣，从经济法的制定方面有效地保证了纸币的顺利推行。是时，除云南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允许使用贝币外，其它各族地区全用纸币，国际间贸易也全以纸币成交。忽必烈的这种统一使用纸币的壮举，无疑给蒙古草原内外、中外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便利。这是蒙古草原政治家于商业管理文化方面的空前贡献之一。忽必烈的这一卓越的纸币管理思想也曾深刻影响古代伊尔汗、印度、高丽、日本等国家的纸币管理工作。这是我国古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实际影响最大的经济管理思想文化之一。

蒙古草原历史上商业管理思想文化不只以上内容，而且就其内容而言也有优劣之分。我们对它的态度是：劣者汰之，优者取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