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的足迹

迄今已在云贵高原发现了一大批古人类的文化遗址，对它们的研究结果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这一地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目前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猿人化石中，年代最早的是云南的元谋猿人，距今约170万年，他们已学会用石头获得食物。在云南境内发现的丽江人和西畴人，晚于元谋人的生存年代，但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同期的古人类文化在贵州有黔西县的观音洞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特点是使用打制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制作方法为用力方向与受力面垂直的锤击法。在贵州还有晚于上述古人类文化的年代，但又同属旧石器时代的其它有关发现，这些文化除在石器制作方法上稍有改进，即发展为锐棱砸击法外，并无其它明显特征。贵州省普定县穿洞的古文化遗址亦属旧石器文化，在遗址内发现大量骨器，它们与锐棱砸击法制作的石器一起构成这一时期贵州古人类狩猎及采集生活的地方特征。

把所打制的石器的表面磨光，使其更锋利更适手，这是石器时代的一大进步，它与陶器的出现一起共同成为旧石器时代结束、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云贵高原的分布相当普遍，它们在与中原、东南的同期文化保持一些共同点的同时，也表现出某些地域特征。

云南的新石器文化以在滇池地区及洱海地区的发现为代表。距今3000余年的今呈贡县大墩子的古文化发现就表明，当时的人们已聚村而居，会造木制房屋，以农业为主，渔猎、畜牧为辅，制作的陶器略呈红色，会用玉、骨作装饰品，有了灵魂观念，如把夭折的小孩装入陶罐中，上留小孔，供孩子灵魂出入，对死者要以其生前的喜爱物随葬，随葬品中有的是箭镞，说明部落间战争已开始出现。洱海地区的新石器主要是石斧、石刀，陶器呈黄色。云南其它地方的新石器文化也各有特色，滇东北表现为黑陶，滇西表现为石锄，滇西北则表现为穴居等。

贵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种类繁多的石器，集中分布于黔西北地区，以距今四五千年的赫章县可乐遗址为代表，陶器呈灰色，有石斧、双孔石刀、石杵、石磨盘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生活用具，有原始的纺织技术，能建简陋的房屋。

从上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了解到，云贵高原的原始文化起源是极早的，到新石器时代，都开始了对原始农业的经营，但云南、贵州两地的经营方式又不尽相同。云南的原始农业发展于湖泊周围，捕捞成为其重要的经济辅助部门;贵州的原始农业难借湖泊之利，狩猎畜牧的辅助作用就尤其显得突出。这一区别是由两省不同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有了萌芽，但整个社会尚未进入阶级社会的这一历史时期，在文化史上大致相当于铜石并用的时代，亦称红铜时代。云贵高原此期最富代表性的发现，是位于今云南省剑川县境内的海门口遗址，它距今3000余年，其风格及特征与该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有区别又有联系，遗址中发现10余件铜器，有斧、钺、刀、镰、凿、鱼钩、镯、饰片，它们是迄今发现的云南境内最早的铜器，均用石范铸造而成。此时的人们已开始居住干栏式房屋，说明农业、畜牧业已很发达。

综观云贵高原上的原始文化，旧石器时代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与中原、东部及东南地区的原始文化也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因早期文化的简单性而出现的偶合。到了新石器时代，互相间的联系与区别就显露出来。历史越向前发展，各种文化类型间的相似性就越少，而独具自然及人文特点的地方性就越突出。这无疑是文化的复杂性使然。当然，国家产生后，作为这个国家的核心文化类型对其它文化类型产生影响，而使相互间形成某种联系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如汉文化之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原始社会早期各种文化类型基本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中，而其间的异与同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云贵高原各地所发现的陶器，其所谓的地方特征也主要是表现于质地、色彩、用途，而这些特征更多地是受制于当地陶土及主要经济生活方式，而不是人类的想象。人们在谈到这些陶器的联系时，往往更多地举例说明其型制及纹饰的相似性。其实，这方面更需要制作者的想象，它们相似的原因之一在于其简单，故在以后的陶器中，真正被突破的恰恰是型制及纹饰的单一性。在考察一种文化的地方性时，不仅要重视它对自然环境的反映，而且要重视它对人文环境的反映，两种反映是相辅相成的。在原始社会人文环境尚不突出的情况下，各种远古文化主要是对自然环境的反映，故这些文化的异同主要根源于其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异同。

总之，过多地考察各种远古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有必要弄清楚的是人们如何代代相继，在这些古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哪些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些彼此相异又有联系的地域文化，既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反映了人文环境，成为历史发展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