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

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之父。武帝初年，官至太史令。学识渊博，曾著《论六家要旨》一文，首次将先秦诸子百家之说，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逐一评论其得失，观点明确，有见地。他推崇黄老之学，认为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顺应历史潮流，适应社会需要，因此主张以道学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提出“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的论点。曾根据《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成史籍。死后，由子司马迁续成《史记》。事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仕于武帝建元至元丰年间，官至太史令，尊称太史公。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纪》)。所著《论六家之要指》，首次将先秦至汉初各学派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评论了各家学说的长短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文中引《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认为六家皆“务为治者也”，这是所谓“一致”和“同归”。但各家学说所依据的师传不同，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方案不同，这是所谓“百虑”和“殊涂”。并认为各家学说各有所长所短，阴阳、儒、墨、名、法都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的长处，又有其错误或难以实行的短处。唯于道德家给于全面肯定，认为道德家学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全面肯定道德家，反映了作者的学派倾向，然而作者所说的道德家已非先秦的道家学派，而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新道家，即综合了各家之长的道家思想，也就是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这里反映出的主张兼采各家之长，在综合融会中发展学术的观点，表现出汉初思想发展的基本特色。《六家之要指》讨论了人的精神与形体的关系，认为精神是“生之本”，形体是“生之具”，二者结合才有生命。“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欲编著史籍，志未竟而卒。临终对其子司马迁说，自孔子之后四百余年，诸侯兼并，史籍流散失传。汉代统一海内，又有不少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涌现。自己身为太史令而未能著书论载，废弃天下之史文，深为不安。嘱迁：“无忘吾所欲论著。”司马谈的学术观点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中常以《老子》的论点为依据评述历史人物，对汉初黄老学者尤为赞扬，与司马谈称赞道家的倾向完全一致。《史记》中一方面批评汉儒的鄙俗迂腐与谀主取宠，另一方面对孔子表示出深厚的崇敬仰慕之情，肯定儒家提倡的“王道”、“仪法”，与司马谈肯定“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的思想有承袭关系。司马迁批评阴阳家学说“周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依于鬼神之事”(《史记?封禅书》)，批评法家“刻暴少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亦可看出司马谈思想观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