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刻书

吴越刻书最早而最为典型者，莫过于苏、杭二州了。元稹到江南，任浙东观察使期间，他的诗与白居易的诗均被人刊刻，“杨、越间多作书，摩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元稹的这一记载，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可以说是雕版印刷较早的记载。1953年，浙江龙泉县拆塔时发现的经卷，字大，欧体，刀法钝拙，经专家鉴定，认为是唐代的刊本。

杭州的雕版印刷，到五代吴越王时期已经相当发达。吴越王钱弘?大量运用雕版印刷技术刻印有图有文的经卷，这种图文并茂的印刷品，是印刷术上的一项重大发展。如1917年在湖州市天宁寺经幢的象鼻中，发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阮罗尼经》，卷首题刊：“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印宝箧印经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年)岁记。”扉页画有“礼佛图”。这是浙江已发现最早的有纪年的雕版印刷品。卷首题刊中的钱弘?还没有避宋讳，去掉“弘”字。

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坍，许多塔砖的侧面有口径约6厘米的园孔，孔上有木塞，内藏有经卷，经卷用白棉纸或竹纸精印而成，用小木棒做轴心，卷成一卷，外裹以黄绢，用锦带束缚，卷首题刊：“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两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钱弘?在位的乙亥岁，即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扉页画有“礼塔图”。此时钱弘?为避宋“弘”字讳，已将“弘”去掉，书为“钱?”之名了。

1971年在绍兴城关塔基发现约10厘米长的粗木圆筒，内有藏经一卷，卷首题刊：“吴越王钱?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钱?在位的乙丑年，即北宋乾德三年(965年)，接着在扉页画“礼佛图”。

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看，在吴越王钱?时代，他至少雕印过三次经卷，每次印刷了84000卷。有个延寿和尚，俗姓王，钱唐人，34岁出家，是吴越著名的高僧，有弟子2000人，颇为吴越王钱?的宠信，命他主持灵隐寺，赐号“智觉禅师”，后奉命住永明禅寺(净慈寺)据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宋本《心赋注》及元照主编《智觉禅师方丈实录》记载，延寿和尚刊印的有弥陀塔图、弥陀经、楞严经等佛教经像、咒语，共计682000卷。这样大的数量，在我国印刷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在五代吴越雕版印刷品中，还发现了彩色插图。如王国维在日本发现“久原文库藏彼国玄澄所摹吴越国印造应现观音像中，画观音菩萨，其手持莲花与足下莲座，旁注赤字，皆印成后复加彩。”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后彩色套版的前身。

到了宋代，杭州已是全国雕版印刷四大中心之首。据史记载，宋时的汴京、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峨眉山为全国的雕版印刷的中心。宋梦叶得在他的《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而纸不佳。 蜀与福建，多用柔木为之，取其

成而速售，故不能工。 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充分说明杭州刻印的书籍，不仅雕工精细，印刷技术精良，用纸也是最为上乘。就纸张而言，当时临安、绍兴、婺州产的藤纸，瑞安产的蠲糨纸都是贡纸。造纸业发达，从而促进了刊刻书籍水准的提高。“宋国子监刻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雕版。北宋监本刊于杭州者，殆居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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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杭刊刻的书籍除监本之外，同时也刻印了许多其他的书。如医书。因医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人命关天，刻印要绝对无误，故历来以宋刻为善本，宋刻本绝大多数出自杭州。这说明杭州的写刻与校勘都是极其精细的。再如临安进士孟琪刻于宝元二年(1039年)的《文粹》100卷。还有刻印大量的佛经等。

杭州等地刊刻的监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居首位。可惜的是，这些监本在“靖康之役”中，金兵将存汴都之监本或焚毁或囊括而去，今日杭州刻印的北宋监本书为数极少了。

南宋建都杭州，雕版印刷业也随之有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浙江各地府州刻书者亦多，坊刻书大量出现，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官刻的书籍，较为著名的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与两浙西路茶盐司本，其次有两浙东路安抚使刻本和浙东?司刻本等。此时私家刻书也很盛行，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钱唐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太庙前尹家书籍铺等等。

到了元代，辽史、金史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书籍，大多奉旨发到浙江一带来刊刻，如著名的西夏文的藏经，就是杭州大路万寿寺刊刻完成的。

苏州，是我国古代文人荟萃的著名文化古城，也是我国刊刻书籍最早的地区之一。大约在中唐时期，已有书商在苏州地区刻卖历书、诗歌等书籍。到了唐代末期，吴越王钱弘?刻印的《陀罗尼经》等经书，在苏州曾多次被发现。1978年，苏州市瑞光塔出土木版印刷的《大隋陀罗尼经咒》和《梵文经咒》，分别为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和景德二年(1005年)的印品。从经文的字体、纸张分析，可以推知是唐末五代时期的物品，这充分证明，此时的苏州刻书已有一定的基础了。

到了宋代，苏州刻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4月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洞内，发现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的木刻《妙法莲华经》一部，共7卷，卷轴装，岁卷六毁，一存六卷。第一卷首署：“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字样，题记为：“天禧元年九月五日雍熙寺僧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7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这是一部罕见的北宋初期的珍贵刻印经卷本。北宋嘉钓四年(1059年)王琪校刊了一部《杜工部集》，据《书林清话》载：“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氏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尝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这说明当时的司库、府县、书院都有刻版印书。

在当时，苏州寺院刻印佛经也是盛极一时的。绍定四年(1231年)，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刊刻的碛砂藏《大般若波罗密经》，共591涵，计6362卷，共用了91年的时间，才大功告成。可见刻经规模之大，耗时之久了。

宋代苏州的刻书，多用欧、颜、柳体字。笔划如真，质朴娟秀，其版式用左右双边白口，到了南宋，讳字较多，左右为黑口。

从五代至宋，江南的刻书中心在杭州，这与吴越王定都杭州有直接的关系，到了南宋，亦都杭州，进一步促进了杭州刻书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对苏州的刻书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元朝时期，重大史书如《辽史》等都交杭州雕刻，并取杭州等地的官刻书版，隶兴文署管理，各路儒学、书院、私塾相竞摹刻，鼎盛一时。

元代苏州刻书字体多请名家书写，版式承宋代程式，刻艺精巧，但用的纸墨质量较差，不及宋代。此时苏州官坊多刻经史，私家多刻诗文集。如平江路儒学刻《玉堂聚义》等，私家如范氏岁寒堂刻《范文正公集》等。

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刻书赶上或超过杭州，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当时阊门内外和吴县，集刻书作坊数十家，刻工数百人。因而有苏州“书肆之胜，比于京师”之说。而京师的书贾中，苏州人占有很大的比重。据胡应麟在他所著《少宝山房笔丛》中载：“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又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赵、秦、楚今该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该次之。”“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由此可见苏州刻书之盛。

宋代初中期，苏州刻书，通常官府刻书书面用蓝绢，内府内黄绢，版式大多为黑口双边，字体摹仿赵孟钗?啵?灿蟹卵照媲涮宓摹Ｕ庖皇逼诳淌橐匀寮揖?渥疃啵????睢⒌湔轮贫却沃?３苫?郧埃?阅究瘫疚?鳎?钣写?硇缘目淌橛姓?呈?荒戗1446年)苏州府常熟县魏祜校刻的《易经举义》，成化二十年(1484年)张习刻《雁门集》、高启刻《槎轩集》、杨基刻《眉庵集》等。

到了正德、嘉靖、万历年间，苏州刻书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复刻宋元版古籍较多，用纸也十分讲究，字体多用宋体，排列齐整，行格紧密，版式大多为白口，双边栏。当时最有名的刻书为顾元庆的“大石山房”，刻有《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等。嘉靖四年(1525年)，苏州府震泽王延哲刻的《史记》，刻工十分精美，为复宋本的最佳刻本，深受读书人青睐。万历年以后，苏州刻书又出现了彩色套印。在万历年间，由于小说、戏曲以及通俗书籍发达，书坊刻书印数大增，而且多数书籍附有彩色插图，深受读书人的喜爱。

天启、崇祯年间的刻本，其风格与前朝有所不同，字体狭长纤巧，其刻工、校勘亦不如前朝认真，大多较为马虎。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应数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当时毛晋可算做私人刻书的巨擘。他一生刻《十三经》、《十七史》等经、史、子、集、丛书等六百多种，在明代刻书人中，颇有地位和价值。相传毛晋“生而笃谨，好书籍，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

清代苏州刻书，已大大超过闽、蜀。咸书之后，天下书版之善者，仍数苏、杭和金陵。清代苏州较为著名的刻书有黄丕烈“士礼居”刻《严州本仪礼郑注》、《论语言义》、汪士钟刻《仪礼单疏》、沈氏“古仉园”刻《薛涛诗稿》等。虽说苏州于清代刻书数量多，但从总体来看，清代刻书还是比不上明代。

明朝初期，朱元璋定都南京，国子监在南京，即史称“南监”，南监把南宋和元代国子监的书版集中起来，进行修刻重印，其中最为著名的为“三朝本”。此时的金陵(南京)亦是江南刻书中心之一。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活字印刷最早的国家，相传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是杭州毕升。据沈括《梦溪笔谈?技艺门》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为经，后世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版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毕者，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间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从沈括的这段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印刷原理，与现在的铅印排版印刷，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即铸字(刻字)、排版、印刷。所不同的当时全为手工操作。

毕升发明的活字，后人称为泥活字。遗憾的是，毕升发明的活字大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并没有得到推广，雕版印刷还是占了主导地位。元代王损在毕升泥活字的基础上，制成了一套木活字，直到明清时代，才出现了铜活字。清雍正年间曾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苏州李瑶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用胶泥活字排印了自著《校补金石例四种》，这给泥活字增添了光彩，充分证明宋代毕升的泥活字是完全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