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的西进及其与楚文化的交融

一、吴、越对江南的开发及其西进

吴、越是春秋战国时代东南太湖流域的两个毗邻的国家，吴居北，史载从太伯传19世而至寿梦，都于姑苏(今江苏苏州);越国偏南，主要活动于宁绍平原，都于会稽 (今浙江绍兴)，两国在春秋以前尚很少见于史籍。其后在晋楚争霸的相持阶段分别得到两国的扶持而迅速崛起，两国所创造的文化是当时最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之一，这就是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起源于石器时代太湖钱塘江流域古文化。该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丰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古吴越族的物质文化创造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与中原地区以粟、稷旱粮作物为主的农业不同，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地区的水稻种植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考古发掘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家蚕已驯化成功。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已成为丝绸之乡。吴越地区的铜矿采冶和青铜铸造技术堪称一绝，某些技艺为列国之首。如青铜兵器剑、戈的铸技采用不同部位不同的合金比例和特殊的防锈处理，使之锋利无比。考古发掘已出土多把吴王、越王的剑或戈(如吴王光剑、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寒光闪烁，锋利依旧，是为其铸技高超的实物证据。其实，史料上有关江南盛产铜锡和铸技高超的记载很多，如 《周礼?考工记》 载“吴越之金锡”，《史记?李斯列传》“江南之金锡”，并盛赞吴越兵器之精美。庄周以为吴越之剑是 “宝之至也”，只可 “柙而藏之，不可用也” ( 《庄子?刻意》)。它 “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战国策?赵策三》)。近些年来，在安徽皖南地区的铜陵、南陵、青阳、繁昌等地发现多处先秦时期铜矿采冶遗迹，包括矿井、支架、炼铜炉和大量的矿渣等遗迹遗物，表明 “产铜之地莫过于东南”。有学者曾就江南铜材作过专题研究，认为中国青铜器的冶铸、技艺、形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来自南方的影响，吴越青铜工艺为古老的青铜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是春秋战国之际中国青铜业中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越对江南的开发是多方面的，其中吴国兴起以后，早于越国控制了安徽沿江江南地区，公元前601年楚灭舒蓼，楚王亲临滑(滑，水名，在今合肥东)，与吴商定两国疆界，数年后楚灭萧和舒庸。至此，吴居有巢县以东和沿江地区，而江北大部归楚。公元前584年，晋派楚亡臣申公巫臣到吴国，教吴人以射御乘车和先进的战术。其后数十年间，吴楚以江淮为战场相互攻伐，苦战不休，拉锯式的有进有退，互有胜负。公元前570年，楚伐吴，克鸠兹 (今芜湖县)，至于衡山 (今马鞍山市东南，石臼湖北)，后功败垂成。公元前560年，吴攻楚，败于庸浦 (今无为县滨江之地)。公元前537年，楚败吴于鹊岸(今繁昌大江中)。公元前525年，吴楚战于长岸 (今当涂西南的东梁山、西梁山一带)，楚先胜后败。其后吴楚又在鸡父(今寿县)、穷(今霍丘附近)等地交战。吴王阖闾时，在楚亡臣伍子胥的协助下，建城郭，实仓廪，整军务，任用军事家孙武，大张旗鼓地改革政治、经济和军事，使吴国真正强大起来，吴遂大举西进，吴楚之间为争夺江淮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从楚昭王以后，“无岁不有吴师”，直到公元前506年楚国的柏举之败，楚军五战皆北，致郢都被占，遭空前之浩劫。幸得秦国的救援，越国又趁机攻入吴都，才使形势急转。

越本是越族的一支，境内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堪称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但实力较单薄。楚国为了牵制吴国，采取助越攻吴的策略，数十年间越国由弱而强，公元前473年灭吴，并吞吴地，勾践北上徐州称霸，与吴王夫差一度称霸相似，这只不过是春秋霸业的强弩之末而已。越称霸未几，旋即告衰，公元前447年，楚灭蔡，江淮之地全归楚有，此后楚越基本以长江安徽段为界。战国中期，随着楚、越实力的消长，楚国在长江东岸建立了一系列据点，不断向东拓展，直到公元前306年越亡，“尽取故吴地”，“越以此败”，整个长江下游、江浙地区全部进入楚国的疆域。这样楚国就统一了中国的南半部，囊括了江汉地区、江淮地区、江浙地区及其以南的广阔领域，为这一地区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 中，把彭城以东的江淮地区称之为东楚，彭城以西的淮北平原、江汉平原称之为西楚，淮河以南直至江西湖南称之为南楚。伏滔在 《正淮论》 中的说法稍有不同，“淮南者，三代扬州之分也，当春秋时，吴楚陈蔡之与地; 战国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县，是为九江; 刘项之际，号曰东楚”(《晋书?伏滔传》)。但大致说来，江淮地区处于三楚的中心是可以确定的，这说明楚国和楚文化的东渐在战国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展。

吴越对江南的开发以及吴越之争、吴楚之争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时期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其主战场就在安徽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也是文化在特殊情况下的交融。

二、楚、吴、越文化的交融

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经过数百年的交流和碰撞，在原有江淮古文化的基础上彼此吸纳和融会，到战国时期，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江淮地区遂成为三楚的中心。

吴越文化的西渐就强度而言，不如楚文化东进来得猛烈，但通过出土遗物可以看到，在长达三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吴与楚、越与楚、吴与越在江淮地区的争夺中，彼此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交融，在此同时和以后，楚与吴越文化又在江南融合，融入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共同构筑起支撑秦汉文化大厦的擎天柱。

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当的差异，如盛行土墩墓，崇奉鬼神的神秘习俗，“断发纹身”的习俗，语言方面的独特方言――吴语，文字上虽使用汉字，但在笔画上往往附加鸟形装饰，即所谓“鸟虫书”等等方面。吴越文化与介乎夷夏之间的楚文化却有许多相似相近之处，以它们为主形成的南方文化系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两大主流之一。

吴越文化中颇具特色的青铜兵器传遍各地，其铸造技术对楚兵器的进步有很大影响。淮南蔡侯墓出土的兵器中有 “吴王诸樊” 剑一把，“吴王夫差” 戈一件，越王勾践之子赐蔡侯戈两件。1979年在南陵发现“吴王光自用剑，以战越人”的铜剑一把，在繁昌县也发现吴王剑一把。这一时期楚国的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明显提高，以青铜剑为例，剑身光泽耀眼，锋利异常，硬度和韧度适中，而且注意了防锈。1977年在贵池徽家冲出土一批青铜器，从其中一件铜鼎的铭文考知属于楚器。另一件鼎的形制与长沙楚墓、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所出鼎相近，说明当时长江中下游各地的生产技术，已经冲破地域性的隔离和封锁，相互交流，日趋一致了。这批铜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农业与手工生产工具众多，如刀、铲、锯、镰、斧、耨、耘田器等，其中耨和耘田器是江浙一带常见，且使用时间很长的农业生产工具，而安徽沿江江南在此之前却是很少见的，这表明当时生产技术的交流已较频繁。

由于生产技术的交流，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三楚之间的商业交通也沟通起来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鄂君启节的发现。1957年寿县农民在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金节五枚。金节计舟节二，各有内容相同的铭文163字; 车节三，各有内容相同的铭文146字。可能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赐与鄂君启，让他从事商业活动，经过各地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通行证。不论水路或陆路，运输物资的数量都很大，舟节规定以150舟为限，车节规定以50辆车为限。从以上所载明的规定不难看出，当时江淮地区和江汉地区之间的商业交通，已相当频繁。和商业交通联系加强具有密切关系的是度量衡和货币也在统一范围内通行使用。安徽出土的度量衡器各有多件，均属楚器，其中1959年凤台出土铸造砝码的铜范尤为珍贵，说明具有统一的衡器规格标准。至于楚国的货币，在安徽南北各地都有大量发现，楚币中的蚁鼻钱及铜范，“郢爰” 和 “陈爰”和铜布币记录下楚国商业的兴盛情景。

战国后期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虽是不得已之举，但在客观上对这一地区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使寿春成为三楚的中心。到了战国末年，共同的文化终于形成了共同的心理。在对强秦的斗争中，表现出同仇敌忾，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天地泣鬼神。

三、楚文化的缩影――楚都寿春的考古发现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能够集中地体现这个国家的各方面状况，所以考古界历来重视都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湖北江陵纪南城)，楚都东迁陈(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53年又迁钜阳(今安徽阜阳市北)，公元前241年 (楚考烈王22年) 再迁于寿春 (今安徽寿县)，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5年)被秦消灭。大片国土的沦丧，使楚国的实力受到惨重的打击，为了抗击强秦，楚人加紧对寿春城垣的建筑，完善都城的防御系统，现代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

古都寿县是由州来城南移而发展起来的，它西接颍尾，南连豫章，控扼江淮，处于南北交通的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吴楚为争夺州来曾连年用兵，战国中后期，寿春在江淮的地位进一步强化，楚迁都于此，显然是想利用寿春在地理上的优势，退可以静观战局之变化，据淮自守; 进可以渡淮出击中原，汇聚楚在南方、东方的势力，为复兴楚国而积蓄力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勘探及考古调查发掘，证实古寿春城位于淮水和淝水交会的三角地带，即今寿县城关镇东南。城东、北两面临淝水，南至斗涧河、范河一带，西抵寿西湖东岸，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夯筑的城墙隐约可见，有的地段至今仍残存二三米高，城内有数条纵横交错整齐划的水道，将全城划分为10多个矩形区域。这些水道可与城外诸河贯通，舟行无阻(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近年来，又通过先进的遥感技术对该地区做了调查和解译，取得重大收获。通过对遥感航片的解译以及实地勘探，该城有30―40米宽的护城河，全城面积为26.35平方公里左右，超过纪南城、临淄城、侯马晋城、曲阜鲁城、邯郸赵城及郑韩故城的规模，仅次于燕下都遗址。在寿春城北柏家台发现大型建筑(宫殿) 遗址，出土一批建筑材料，如板瓦、铜瓦、瓦当、方砖等。宫殿区前有一条作为中轴线的南北大道。城南部东西对称分布着一方一圆两个高台建筑群遗址，被认为是与礼制有关的建筑。城内陆道、水道纵横交错且水道与城外河流相通，这一水道系统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其一，由城南60里的芍陂 (即安丰塘)引水入城，既有灌溉之利，又有调节水源、保证城内供水的功能; 其二，沟通城内外的水上交通; 其三，将城内划分为一定数量相对独立的单位，有利于防卫和管理。规划整齐的水道系统构成了寿春城的一大特色(丁邦钧、李德文《寿春城遗址遥感调查的新收获》，《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城内陆上交通估计亦有整齐规划，见于记载的外廓城门计有棘门、石桥门 (草市门)、芍陂门、象门、沙门、金门等，其中有的是水门。

四、安徽境内的楚墓、楚器

安徽境内楚墓发现较多，就其类别而论，有楚国君主、贵族和一般平民之墓，也有受楚文化影响，活动于江淮之间的中小诸侯国的君主墓，大型的较少，中小型的偏多。丧葬制度，包括埋葬方式、安葬礼仪、棺椁结构、随葬器等都是一定文化观念的产物。

据研究，安徽楚墓中真正属于大型者仅1座，即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该墓解放前两次被盗掘，文物被劫一空，根据各方面陆续发表的材料和专家们的研究，该墓是一座有封土带斜坡墓道，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口长宽各40多米，是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该墓分为九室，随葬几套铜礼器以及兵器、工具、郢爰等，仅礼器就有百余件，其中鼎33件、壶13件、簋8件、敦7件、鬲5件……另有编钟30多个、编磬70余块，最大的鼎重约400公斤。其数量之众，质量之高，在楚墓中是前所未有的。中型楚墓如长丰杨公9座墓和寿县双桥木椁墓，这类墓为封土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墓道、台阶，墓口长宽在10米左右，可能属于大夫一级的贵族与官吏。中型墓有石质或木质棺椁，随葬品仿铜陶礼器普遍，常见的器物有鼎、敦、壶、簋等，青铜器较少。杨公2号墓出土包括36件璧在内的55件玉器较为罕见。小型楚墓形制和规模都较小，土坑竖穴无墓道，多为一棺一椁，随葬品有少量仿铜礼器，器组合形式为鼎、豆、壶、盘、勺等，偶见青铜器，墓主身份属于士阶层。

安徽发现的楚墓就其时代多数偏晚，此时楚国已江河日下，进入所谓的文化发展 “滞缓期” (张正明 《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楚幽王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有铭文者30余件。从铭文可知，这些青铜器由冶师、冶师之佐和铸客制作。虽没有细巧的纹饰和镂空构件，但操作严格，工艺精湛，形制不乏特色，如鼎体雄伟，纹饰精美，刻铭劲秀，犹存大国风范。一般中小墓出土的青铜礼乐器已很少，而青铜兵器不仅量众，且制作精良。表明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更加成熟，光泽耀眼，锋利异常的剑、错金、错银的矛、铜弩机等，这种器物种类的变化、意向的转移，反映着时势的需要。“滞缓期”伴随着青铜礼器的衰落，陶质礼器风行，各种仿青铜礼器的陶制品大都制作规范，同时，由于楚国贵族涌至淮水中游，大兴土木，使当地建筑用陶制造业剧兴，板瓦、筒瓦、半瓦当、圆瓦当、空心砖、大方砖等一应俱全，在寿春的宫殿建设中广泛使用。

在安徽出土的楚器中，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应首推楚国的货币和蚁鼻钱的钱范。楚国的货币有金币、铜布和蚁鼻钱多种，其中金币 “郢爰”、“陈爰” 在安徽阜阳、阜南、临泉、风台、寿春发现量最大。这些金币大多为窖藏物，一次出土量最大的是1979年在寿县东津乡，计出土38块1万多克，为各地历年出土总量的五分之一。另一次较大量的发现是1970年在阜南县三塔乡，出土金币、金饼、郢爰重5000多克。一般楚金每块250克左右，是为楚量制之一斤 (吴兴汉《楚金币研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楚蚁鼻钱在各地均有大批出土，安徽尤甚，总数不下数万枚，其中较大的几次为：1978年宿县固镇出土3856枚; 1982年广德县誓节乡出土1150枚; 1983年临泉县崔寨乡出土2355枚;1985年肥西县新仓乡出土9240枚;1982年巢县出土1000余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繁昌县文管所在该县横山古铜矿区征集到2件蚁鼻钱铜范，轰动一时，影响久远，这是国内已发现的5件同类范中最完整的2件。楚在迁都陈之后，货币显著增加，可见楚国虽在风雨飘摇之秋，商业活动却相当繁盛，与当时另外六国商业活跃的情形相比，似乎更胜一筹。度量衡的完善，与此相适应。安徽凤台县和淮南市采集的楚铜量两件，与楚幽王墓出土的大铜量容积相近 (约1100毫升)，是楚幽王墓出土小铜量 (200毫升) 的5倍多。凤台县还采集到一件铜砝码范，每次可浇铸球形(以前发现的一般为环形)砝码10枚，分为从小到大的5组，每组有大小轻重相等的砝码两枚。寿县还出土楚铜衡两件，作不等臂的秤状，用作称郢爰的天平也时有发现。

安徽境内楚国的玉器有较多的发现，除了吴越地区传统的璧、璜、管之类外，还有楚地常见的10余种动物玉雕。长丰杨公3座墓出土的玉器达79件，其中璧42件、璜11件，造型奇特，纹饰构图巧妙，想像丰富。在寿县出土的一件龙形玉佩，造型和雕工都堪称上乘，有巧夺天工之妙。以上表明，安徽是晚期楚文化的重要滋生地，在其文化基因中，已巧妙地融入了吴越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