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藏书

藏书和刻书是紧密相连的。刻书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收藏书籍的人。一般说来，我国喜爱藏书的人，特别是一些藏书大家，他们往往又是编撰、刻书、校勘的专家。这一特性，在江南的藏书家中尤为突出，明代毛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藏书的历史是很远久的，首先是皇家藏书，在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故春秋时代的史籍都掌管在“太史”手中，统称“图书”或“图籍”。因这些都是帝王的文献史料，故保管在史官手中，私人是不能保藏的，老子是一位周王室的史官，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藏书了。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的变化和进步，私人讲学也开始兴起，这就打破了贵族和史官垄断知识的局面，随之出现了私人藏书，孔子就收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史籍。著名的学者惠施“其书五车”，后形容学识渊博“学富五车”就是由此出。这也是最先出现的私人藏书的代表之一。自此之后中国藏书可分为两大类，即：皇家藏书和私人藏书。

江南皇家藏书最早为东晋。东晋定都建业(今南京)，秘书省的著作郎李充查点宫中藏书，重新登记造册，把荀勖《新薄》所列书籍只剩下3014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从此，四部分类法就长期固定了下来。

隋朝时，隋炀帝三下江都(今扬州)，并在江都大造宫室，并带来不少书籍藏于宫中，供其读玩。

五代时吴越王建都杭州，随着雕版印书的发展，吴越王钱弘?雕刻了大量佛经，藏于佛寺之中。而家藏亦多，到钱氏归宋后，尚有不少图籍运往宋都卞梁。钱氏后人藏书亦多，如钱惟演就是一大藏书人。南宋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后，颁布献书赏格，在江南各地广求图书，在秘书省特别设立“补写所”，专门从事抄书。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秘书省完成编目44486卷，后又新增添了14943卷。这是江南地区皇家藏书最多的一次。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第二年他攻下元大都之后，下令将元朝宫中藏书运来南京，又下令到各地访求民间藏书，藏于南京宫中的文渊阁。明成祖朱棣第二次派人到民间用高价收购文渊阁中所缺图籍。后迁都北京，便从文渊阁藏书中各取一部，共计100柜，运往北京，藏于北京宫中的文渊阁。

清朝时期所建藏书的“七阁”中，就有三阁在江南，这就是：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史称“南三阁”，建江南三阁的目的，是因为“江浙为人文渊薮”，为使“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特建此三阁。

江南私家藏书亦是极其丰富的，在江南藏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江南名儒子，他们以其学术成就而著称于世，也因藏书之丰，兼编撰、校勘、整理、收集而成为藏书大家;大贾、官僚，为学名教，大量收藏图书者也不乏其人;再则为寺院藏书其知名度极高。

自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之后，为书籍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私人藏书之风始盛。晋魏江南有范平和褚陶，范平为三国时吴郡钱塘人。陈颐道《怀范子安》一诗中称：“七录香芸新秘阁，百年黄叶旧江村”，说他“研览坟索，偏该百氏”，即《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都是我国最古的典籍，偏备百家著述。范平之孙范蔚继承祖业，据《晋书》载：范蔚“有书七千余卷。”在当时可算得全国第一。稍后褚陶于晋平定孙吴之后，曾出任尚书郎。他收藏的书到底有多少，因无记载，不得而知，但据陈颐道《怀褚季雅先生》一诗中说：“西京典籍同刘向，南国藏书匹范平。”诗中可能有点夸张，但他的藏书一定不少。

在南朝，江南最大的藏书家是沈约。他工于文词，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对近体诗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沈约曾在南朝宋、齐、梁三代为官。据《湖州府志?人物传》称：“沈约好坟籍，聚书到两万卷，京师莫比。”

到了唐朝末期五代时期，江南藏大家为吴越王钱氏后代。五代吴越王统治两浙时期，吴越王钱槿之子钱元?，孙钱弘?、钱弘?等都十分重视文化人士，钱弘?虔信佛教，曾多次雕刻佛经数万卷，分藏于各寺庙之中。钱惟演家藏书最多，最为著名。

宋代雕版印刷发达，这就大大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兴起，特别是士大夫藏书，可谓比比皆是。而宋代江南为全国雕版刻书的中心之一，故江南私人藏亦多。北宋时代杭州的钱?(生卒年月不详)，他在九里云松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当年苏东坡为之题写“钱氏藏书楼”的匾额，可见为苏东坡同时代人。据史载，钱?是吴越王钱氏的后裔，故为其子孙藏书之余绪。湖州沈思，据说他是大藏书家沈约的后裔，他不图仕进，专好藏书，以致“黄金散尽”。其子沈偕继承父志，专好藏书，他尽买国子监本，故沈氏父子藏书名噪一时。另外还有鄞县楼郁与陈谧，金陵的周启明，临海的陈贻范等，他们都是江南早期的大藏书家。

到了南宋时代，江南藏书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嘉泰会稽志》载：越中藏书家中，左丞张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三家最有名，藏书最多。

陆宰，字元钧，曾任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等职，金兵南侵之后，他弃官到家乡山阴隐居，建“双清堂”、“千岩亭”，藏书达万卷之多。陆宰之子陆游，他不但是大诗人，亦是大藏书家。他承其父业，据《嘉泰会稽志》载：“陆游……尝宦西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晚年归隐山阴，题书斋名“老学庵”，藏书之处名“书巢”。陆游之子陆子啭亦继承先人之志，爱好藏书。与此同时，陆游父子还刊刻《南史》、《剑南诗稿》、《剑南续稿》、《尔雅义》等20余种书稿，近300卷，可谓是位大的出版家了。

尚书石公弼，字国佐，会稽新昌人氏。史称他的藏书“无一不有”，并收藏了许多前代的古器，纂集成图记。其子石邦哲建“博古堂”以藏书两万余卷。

诸葛行仁，会稽人。南宋赵构绍兴五年(1135年)建秘书省诏求天下遗书，以充秘书省藏。诸葛行仁一次就将自己所藏的8546卷捐献给秘书省，而得赵构赐官，由此可见诸葛行仁藏书之丰。

杭州是南宋王朝的首都，又是雕版印刷极为发达之地，故藏书家亦多。当时著名的有陈起，他集出版、藏书于一身，又是位诗人，建藏书楼曰“芸居楼”，人称“万卷书中尘，一生闲里身。”再就是“借出一痴，还书一痴”的“书痴”周辉，藏书万余卷。

另外，还有上虞李光父子、吴县叶梦得、吉安陈振孙、湖州周密、宁波南有楼钥，北有史守之、吴兴许?、金华潘景宪等大藏书家。

岳飞之孙岳珂所藏“九经”，洪咨夔在西天目山宝福寺藏佛经最为著名，可谓为佛经收藏大家了。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在他的《少宝山房笔丛》一书中对宋代藏书作出的评价是：“宋世圣书，一盛于庆历(1041―1084)，再盛于宣和(1119―1125)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1174―1189)，四盛于嘉定(1208―1224)，而蒙古之师至矣。”

元朝初期，战火四起，江南为南宋都城所在地，故元兵对江南，特别是对杭州的攻击更为严重，由此而带来的恶果是对文化设施的严重破坏，藏书楼也难逃厄运，藏书损失惨重。故元代藏书稍逊于宋代，但尚有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如我国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赵孟睿??詹氐摹逗菏椤芳染?颐溃??氐氖橹柿慷己芨摺Ａ硗饣褂泻??　⒃?觥⑽嵫堋⒀钗?酢⒊率缆〉炔厥榇蠹摇＜/p>

到了明代初年，朱元璋定都金陵，对江南藏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明初时，朱元璋在分封朱氏藩王的同时，还赐给大量的图书，而这些所赐之书，均为宋元善本，明太祖之子周王朱棣和宁王朱权，拥大量珍籍古本。这一时期私家藏书也有较大的发展，名家迭出。如吴郡“金兰馆”，吴兴茅坤的“白华楼”、吴郡金李“泽远堂”、袁轿的“嘉趣堂”、沈辨之的“野竹斋”、长洲许自昌的“梅花墅”;常熟赵琦美的“脉望馆”、东吴(苏州)徐时泰的“东雅堂”，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宁波范钦的“天一阁”，绍兴祁承

的“淡生堂”，常熟毛晋的“汲古阁”，长洲顾元庆的“大石山房”昆山叶盛藏书万卷，太仓王世贞的“小酉馆”藏书3万卷，苏州扬

吉的“松筹堂”藏书10万卷。 明代私家藏书的总数已大大超过皇家藏书。家资富有者往往自己刊刻，故明代官刻本、坊刻本、私家刻本同时在社会上流行，得书较容易。

纵观明代私家藏书，江南数第一。

清朝建立之后，印刷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改善，藏书亦有较大的前进，这一点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此时的著名藏书家有长洲黄丕烈的“士礼居”，汪士钟的“艺芸精舍”，昆山徐乾学的“传是楼”，常熟钱谦的“绛云楼”钱曾的“述古堂”，瞿绍基的“铁琴铜箭楼”，海昌吴骞的“拜经楼”，杭州汪宪的“振绮堂”，汪启淑的“万卷楼”，鲍廷博的“不知足斋”、卢文?的“抱经楼”，秀水(今嘉兴)朱彝尊的“潜采堂”，宁波卢址的“抱经楼”，吴兴陆心源的“苞宋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等等。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征访天下遗书，得13781种，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两淮盐院呈进的有4666种，江南占第一，可见当时江南私家藏书之丰。故人称：“溯自元明以迄清季末叶，指不胜屈，拥有数千百卷之图籍者，多不胜举，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籍线装书的，并不为奇。”由此可见吴越人藏书之风盛也。

洪亮吉在他的《北江诗话》说：“藏书家有几等之分”，有长于收藏的收藏家，有精于鉴赏的鉴赏家，有掠贩的掠贩家，有长于校勘的校勘家。不论是那一家，他们对宏扬祖国文化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