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

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落拓不羁，颇涉史书、百家。游学京师，为太学外舍生。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献《汴都赋》，擢试太学正。宋哲宗元钓三年(1088)至绍圣四年(1097)，出教授户州，知溧水县，后还京师，为国子监主簿。徽宗时，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等职。政和六年(1116)，入为秘书监，提举大晟府。两年后外放顺昌府，卒于南京。赠宣奉大夫。其词多写男女艳情，羁旅行役，怀古伤今。成就主要在艺术方面。作词善借鉴诗歌、辞、赋手法，情景相生，浑化无迹;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尤善铺叙，勾勒精致。又精通音律，提举大晟府期间，审音协律，贡献甚大，完成了音律方面对词之规范。其词亦“妙解音律，为词家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国维说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乃颇为中肯评价。长于书法，楷书、行书皆善。有《清真集》。

北宋著名词人。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宋仁宗嘉钓元年(1056)，邦彦出生在一个父仁母慈的家庭，其叔父周?，为嘉钓八年进士。他自幼“究思诡奇”、“愁居慑处，精爽不完”(《祷神文》)，稍长，“性落魄不羁，涉猎书史”(《东都事略》)，并非规行矩步的儒生。加之正遇王安石新法风行之时，故而思想作风常趋于新。元丰初年，他以布衣西上，入京师，游太学。元丰七年三月，二十九岁的邦彦献《汴都赋》于神宗，其中对熙丰新法多持肯定。神宗倍加赏识，由太学外舍生擢为试太学正，“声名一日震耀海内”(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被命为学官后，邦彦居京五岁不迁，愈发尽力于辞章，同时对时政也多有指摘。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朝，罢黜新政，起用旧党，开始了“元钓更化”。邦彦以《汴都赋》得官，故而外放出京势在必然。他初教授庐州，知溧水县，旋为国子主簿，经历了整整十年浮沉州县，漂零不偶的生活。绍圣中，新相章?等秉政，打击元钓旧臣，起用新党人物，邦彦召还，可谓“以一赋(《汴都赋》)而得三朝之暮。”宋徽宗继位后，于崇宁四年成立宫廷音乐机关大晟府，欲整理古乐，创制新调。“邦彦博文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时已年过花甲。宣和二年(1120)，邦彦徙知处州，继而罢官，又徙居睦州(今浙江建德县)，遇方腊起义，辗转回老家钱塘。次年病死于南京，享年六十六岁。在宋代，周邦彦被公认为“负一代词名”的大家(张炎《词源》)。二百年来，“他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陈郁《藏一话腴外编》)。南渡以后，他的词流布愈广，影响益大，几被推到词之教主地位。邦彦之词所以致此，其一在于词之情境浑融，诸如《兰陵王?柳》，以柳起兴，却处处见出黯然销魂的别情;其二在于词之言情体物，穷极工巧，诸如《苏幕遮》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真能得荷之神理;其三在于词之善于铺叙，长于勾勒，诸如《夜飞鹊》“河桥送人处”云云，全然见出长调之曲折回环;其四在于调之审音协律，格调精严，这或许是清真词最明显的形式标志，所谓“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四库提要》)。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周邦彦于词史之地位云：“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这颇为公允。词之发展，本是形式与内容双双并进的，所以只以邦彦写过《汴都赋》、在大晟府呆过两年，便冠之以“帮闲文人”、“宫廷词人”，是不很全面的。他被目为“格律词派”之宗，也并非贬语。有《清真集》、《片玉词》传世。研究资料可参见《宋史?周邦彦传》(中华书局校点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等。

北宋词人、音乐家。字美成，晚号清真居士。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丰初到东京(今河南开封)，元丰六年(1083)以太学生献《汴都赋》，长7000字，赋文摹仿汉代《两都赋》与《二京赋》，描写与颂扬帝都汴京的雄伟壮观，赞许王安石的新政，大得神宗赏识，擢任太学正。一时名动天下，而得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之眷。元钓二年(1087)，出任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知溧水县。哲宗亲政，还朝任国子主簿，又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出知州府，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因其“妙解音律”，“能自度曲”，政和六年(1116)徽宗任命他提举新设立的大晟府，从事乐曲的整理。后出知顺昌府，迁知处州(今浙江丽水)，罢官后提举南京鸿庆宫。著有《清真先生文集》24卷，今已失传，仅存《片玉词》。

邦彦少时博涉百家之书，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尤长于词，诗文为词名所掩而多零落不传。《贵耳集》指出：“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藏一话腴》也称其诗“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耒)皆自叹以为不及”。其诗今尚存34首，其中如七古《天赐白》之咏战马，五古《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之咏古烈士，风骨凛然，可见北宋颇严诗词于内容、风格各有畛域区别。邦彦的词声调谐美，顺口悦耳，他自负音乐天赋，用三国时周瑜“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以“顾曲”为堂名。《藏一话腴外编》称其“以乐府独步”文坛，当时歌女以能唱周词而自增身价。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与大晟府的文士们搜求、整理、审定业已流行但尚未定型的古调，并“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不断创制新声。这些精心创制的慢曲、引、近、三犯、四犯等新曲，以四声入词，使词更格律化，给后人以填词的定律，在词律与音乐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周词今存近200首，语言典丽，法度精严，风格婉雅，意境含蓄，内容多为感伤主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游汴都期，其时负庠校隽声，风流倜傥，多写欢愉的恋情，风格妩媚浑成，情调亲切细腻。如《少年游》(并刀如水)纯用白描手法，以明快自然的口语入调，感情天真浓烈。第二阶段为贬官吴楚期，其时失意?徨，孤寂无聊，词风由软媚旖旎变为?怆悲凉，进而沉郁顿挫。如《满庭芳?夏景》(风老莺雏)曲折表达了对政治上不公平待遇的不满，宣泄了怀才不遇、羁旅漂泊、沉沦下吏的牢骚，体现出其抒情长调含蓄婉约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其温厚诚笃的个性与坎坷落魄的身世遭遇两相结合而形成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这种风格说：“但说得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第三阶段为重入汴都期，所作虽多为感新忆昔的恋情词，词法上则趋于炉火纯青。如《六丑》(正单衣试酒)借用拟人手法，写自己客中惜花惜春之情，格律精严，音调谐美，章法缜密，措辞精粹，比兴深婉，形象丰满，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第四阶段为衰年远宦期，多叹老悲秋之作，渴望退归林下，以渔樵为乐。如《西平乐》(稚柳苏晴)抒发岁月流逝和暮年萧瑟的感慨。近人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指出周词所创境界具有人人所欲道而道不出的普遍性和真实性，给予高度评价。周邦彦的词讲究字面色泽，运用四声变化，隐括前人典故，长于写景状物，对后世词作也不无借鉴作用。但邦彦词专重格律、 题材贫乏、 内容空虚、 语言雕琢， 对词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