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经济思想

商鞅(约前390―338)经济思想主要见于后人辑录的《商君书》中，在秦曾先后两次变法，使秦国力大强。

商鞅经济改革的中心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即废除井田制，承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合法地位，确立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实行“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商君书?垦令》，以下只注篇名)，按照粮食产量统一税收，公平负担。此外，他还推行农战政策，奖励建立军功和努力农业生产的人，禁止商贾技艺等的奢侈品生产及统一度量衡等。

商鞅继承了前期法家的农本思想，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凡将立国”“事本不可不抟”(《壹言》)，“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农战》)。“能事本禁末者富”(《壹言》)。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垦令》篇中提出了二十项发展农业的措施，批判了一切有碍农业生产的行为，并且从政治、思想、风习、流通、赋税、法制等多方面阐述了与农业的关系，集中反映了他要求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

商鞅把重农重战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只有推行农战政策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如果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则国必贫，兵必弱，这样其国必削。所以他十分强调“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主张以刑赏手段驱民耕战，堵塞耕战以外一切获利的途径。农战政策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秦国的巩固和完成统一大业，起了积极作用。

商鞅主张抑制商业，这也是他农本思想的必然产物。但从他又强调“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弱民》)看，其抑商思想不是反对一般商业活动，而是打击大工商主的投机倒把与破坏国计民生的奢侈品生产。所以他提出“重关市之赋”，加重关卡集市税收，“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垦令》)，同时采取提高粮食价格的政策“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一来“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二来“食贵，籴食不利”(《内外》)，从而抑制从事商贾活动的人数，管制粮食贸易，实行盐铁专卖，防止大工商主牟取暴利。

商鞅把追逐名利看成是人的本性。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算地》)。他指出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赏刑》)。为此，必须加以约束，做君主的应该把人们求利的目标引导到农战上来，“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一空(孔)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利出于地，名出于战”，以此来驾驭人们的思想。

商鞅的经济思想与改革影响深远，使秦由贫穷落后而一跃为富强先进的国家，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