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重农抑商的思想

战国时期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诸子百家，无论是力倡“耕战”的法家，还是鼓吹“仁政”的儒家，抑或是主张“无为”的老庄和畅言“兼爱”的墨家，以及朝秦暮楚、游说四方的纵横家，他们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思想都普遍存在着重视农业、轻视工商的现象，只不过是法家的主张更为鲜明，理论更为典型而已。这当中，又以商鞅一派法家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商鞅的重农抑商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重视农耕，抑制工商不过是作为重农政策的一个重要补充方面而提出来的。

首先，商鞅认为男耕女织的农业是天下的“本业”，是创造国家财富的源泉。他说“农则益勤，勤益富”;“壹务于农(指一心一意致力于农业――作者注)则国富”，反之，“田荒而国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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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商鞅所说的富国之物主要是指农业所生产的粟帛。耕地开垦愈多，粟、帛生产愈多，则国家愈富，否则愈贫。

其次，商鞅认为重农是“治国之要”，是发展经济、坐致“富强之功”的根本途径。他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篇》)。而农耕与征战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农业生产为军事征服提供物力与兵源，军事征服又为农业生产开拓土地和劳动力，如此方能实现国富兵强，稳定统治秩序。

再次，商鞅主张重农就必须奖农，必须充分调动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奖农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以官爵奖劝农耕，“不以农战，无有官爵”(《商君书?农战篇》)。二是以免除徭役之法来奖劝耕织，“大小?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免除徭役之法可以使农业技术比较熟练的人口心无旁骛地努力本业，从而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布帛。

在重农奖农的前提下，商鞅认为有必要限制非农业性的工商业活动，即必须“抑未”。他指出，从事农耕的人终年辛苦劳作，但获利甚薄，“民之内事，莫若于农，……”(《商君书?外内篇》)。而生活甚为舒适但获利最丰的是那些商人，“商贾之士佚且利”(《商君书?外内篇》)。因此，要使民众安心于农业生产，就必须限制那些不服国家徭役兵役而游移四方的商人及手工业者，“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商君书?佚地篇》)。

需要指出的是，商鞅抑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并非根本否定商业的作用。这一点在《商君书》里即有明确的反映：“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物，官法民。”可见商鞅认为商业活动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他之所以提出抑商主要目的在于减低商业对农业的压迫，以使尽量多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绝对不容许商业活动的存在。

上述商鞅重农抑商的思想在战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取的。因为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列强争雄，兼并战争连年不断，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内秩序的稳定。而稳固的农业生产可以为国家提供增强经济实力的粮食，定居的农业劳动力可以为国家提供壮大军事实力的兵源。商业和手工业由于其从事者游移四方，居无定所，且获利甚丰，势必影响国家兵源，吸收农业人口，而其过关越卡，交通异国的行为更对国家安全与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因此，这种重视农业、轻视和抑制工商的思想或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