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安徽的传播

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派，是三者的统称;狭义的基督教则单指新教一派。早在公元七世纪，基督教就开始向中国传播。从唐代至明末清初，先后共有三次大的传教活动，其中第三次，即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规模较大，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并在清初康熙年间传入安徽。

一、清初的传教活动

明末清初，以利马窦、汤若望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因得到当时的皇帝的礼遇和支持，其影响遍及全国。当时，教会势力最大的，是天主教的江南教区。这个教区管理着由江苏、安徽两省组成的江南省的传教事务。开始在江南教区活动的，主要是葡萄牙“保教权”控制下的耶稣会。后来，法王路易十四也于1687年派遣“遣使会”教士到江南教区活动。他们活动的重点，虽在东部地区，即沪、宁、苏、扬等地，但其传教之风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处于同一教区的安徽。

建立教堂作为传教据点，是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在安徽进行传教活动的主要内容。据有关文献记载，1842年以前，安徽固定的传教地点共有三个，两个在五河，一个在池州。约17世纪末，当时在淮安主持传教的比籍耶稣会神父卫方济 (1651―1729) 应许甘第大侄儿邀请到五河县，开始了建堂传教的活动，一次就吸收了几百名教徒。1702年卫方济返回欧洲，接替他的，是另外两名传教士，一个叫恩安当，另一个叫方惟一。其后，大约在1720年左右，法国遣使会也在五河城外建起了教堂。这些教堂到雍正、乾隆年间被废止。传教士们之所以选中五河作为传教据点，是因为它交通便利，为皖北的门户，而且与扬州淮安等老教区隔洪泽、高邮湖相望，便于互通消息，交相策应。

如果说五河是传教士在皖北开展活动的一个阵地，那么，徽州则是他们在皖南开展活动的一个前哨站。当时的徽州，地处皖南的婺源县东门镇(今属江西省)，已有教徒四百余人。由于这一地区，商业发达，文化水准较高，还产生了好几位中国籍神父，如歙县人姚若望，就是当时耶稣会神父中的一位著名人物。

为了打通通往长江上游的孔道，南京的传教士们，又把目光注视到安庆的池州。先是方济各会于1701年在安庆购买了一所住院，作为南京传教据点的分部，由副主教余方济管理。后是由接替他的神父梁弘仁又在池州建起一所住院。由于当时他们的活动区域，是以湖北、四川为主，安庆、池州只不过是他们进入长江上游的中间站，因而，这两个住院，对当地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清朝初年，安徽境内已有耶稣会、遣使会、方济各会诸派教士的活动，其足迹已涉及皖北、沿江和皖南。但因教堂规模不大，教徒人数不多，其影响十分微弱，并且随着清初的禁教政策的颁行而中止。

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的传教活动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局面。1840年，罗马教皇宣布恢复向江南教区派遣传教士。1842、1844年，两批法国耶稣会士相继抵达上海，开展各项传教活动。其活动内容有三： 一是利用道光帝 “驰禁” 天主教的 “上谕”，进行所谓 “给还旧址交涉”;二是利用《黄埔条约》中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天主教堂的条款，在上海徐家汇建立耶稣会总部，并向教区各据点派出教士，以接替和取代原有方各会和遣使会教士; 三是向内地渗透，主要目标是江苏和安徽。1845年，六名法国耶稣会神父接管了江南教区215座教堂和4.05万名教徒的传教事务。紧随在法国传教士的后面，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团体，也纷至沓来。他们仗着列强做后盾，置当时清政府对传教士进入内地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于不顾，采取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方式，加速了自东向西的渗透活动。1847年，一个叫龙保理的希腊籍神父，被派到常熟，负责西部地区的传教事务。两年后，另一个神父薛孔昭把传教中心迁到南京，主管东起苏州，西至安徽的传教活动。

作为皖北边境的老传教据点五河，在这种形势下，无疑会再度成为传教士首先关注的目标。据高龙倍、史式徽两种 《江南传教史》 中有关安徽传教活动的记载，先后去五河进行 “探视” 和“巡视”的，就达九次之多。其代表人物有龙保理、薛孔昭、马再新、赵方济、葛必达、张星伯等。为了以五河为跳板，尽早打开安徽的传教局面，他们还在皖省的上层官绅中寻求支持。如负责安徽教务的神父马再新，就劝化了居住在安庆的、曾任安徽学政和凤阳知府的官员文雅各全家入教，企图通过他们来推动省城安庆的传教活动。

但是，客观形势并未向有利于传教士预计的方向发展。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狂飙席卷安徽全境，传教士准备打开安徽传教局面的计划，也就跟着破产。从1855年到1864年间，不仅五河县城在一次战争中被烧毁，教堂被烧掉，教徒四散流离，而且连皖南唯一的传教据点东门镇，也受到太平军的沉重的打击。太平军打来，杀了一些武装抵抗的教徒，并烧毁了不少教徒的房屋，连1842年建造的一座 “圣母堂”，也差点变成灰烬。

就一定意义上说，武器的批判是胜于批判的武器的。正是由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才阻碍和延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势力在安徽的推进步伐; 也正是由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才使西方传教士在安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活动，而只能通过“探访”等形式，与康熙年间的旧传教据点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竟然与基督教在安徽的传教势力，采取不能容忍的态度，这是值得仔细玩味的。主张暴力革命的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与提供容忍克制的基督教教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原因，应是带有排外色彩的爱国主义。应当看到，面对入侵的列强，中国农民是具有强烈的反抗心理的。

三、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传教活动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天主教耶稣会和新教内地会对安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活动。广泛侦探、重点渗透、建立传教中心，使教会势力逐步推向全安徽，是这一时期传活动的特点。

为了建立皖北的传教中心，在清军攻占南京后不久，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中国籍神父张星伯和法国神父金式玉，便先后来到了原来的皖北传教据点五河。张星伯来五河，是为了恢复在战争中中断的联系。金式玉 (1829―1890) 来五河，一是为了恢复传教会口(即传教事务所)，二是为了建立每年派神父来此走访的制度。此人是近代西方教会势力入侵安徽的急先锋，他在安徽境内活动达25年之久，最后病在五河。在他的努力下，到同治庚午年间(1870年前后)，在五河县内先后建起了十余所教堂，教徒人数逾万，使五河成为名副其实的皖北传教中心。

安庆，由于是安徽省城，又地处长江中游，具有独特的政治和地理条件，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早就想方设法想要在此建立传教据点，但因受到安庆地方官员的反对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阻碍，两次努力，均未获得成功。这次，为了在此建立传教中心，他们采取了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做法： 一方面，派出中国籍神父熊尧臣化装成商人到安庆，以经营布匹买卖为名从事秘密传教; 另一方面，于1865年5月，由新任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乘法国军舰“唐克雷德号”亲赴安庆，并率水兵闯入知府衙门，要求 “谈判”建堂传教事务。由于安庆地方官员拒绝谈判，结果一无所获。几个月后，由熊臣尧出面，要求将布店以私人名义“过户”给教会，引起合城绅民强烈反对，不仅捣毁布店，而且将熊逐出省城，又宣告失败。但是，教会通过法国公使馆的强行干涉，最后还是得到城内 “东右坊民房十二间”作为传教据点。此乃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安庆争得的最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新教的“内地会”，也把安庆作为渗透的重点，并于1869年派密道生和卫养生二人来此，在西右坊租下民房15间，挂上“圣爱堂”的匾额传教，与东右坊的耶稣会教堂遥相呼应。这说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势力，已在安庆扎下根来，也预示着安庆将成为安徽的又一个传教中心。1868年底，法国驻沪总领事向六安地区的中国官员送去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要求保护传教。这是教会势力要向皖西地区进行渗透的信号。1869年，安庆天主堂本堂神父韩后贞亲自去皖西，拜访了六安知州和霍山知县，经得他们同意，每年派出神父去那里进行一两个月的传教活动。1873年后更增设了常驻神父。至此，安庆成了名副其实的传教中心。

西方的传教势力，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不仅迅速扩展到皖北和沿江，而且将触角很快的伸向皖南。1867年4月，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金式玉便来到原来的传教据点东门镇。当时那里只剩下33名教徒，遗留下的教堂也残破不堪，已不是建立传教中心的理想之地，因此，他只住了四天便返回九江，进行新的探寻。经过一番谋划之后，他把目标选定在宁国。从1868年春天起，金式玉等人集中力量在宁国府的水东镇以及相邻的徐村和欧村 (属建平县)传教，很快发展了400多名教徒，并于1873年在水东镇正式建立了宁国府天主教总铎特区(即总堂)。从此，便有了皖南地区的传教中心。

总之，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失败后的短短几年内，以耶稣会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凭借列强武力和外交的支持，先后在五河、安庆、宁国三地建立了传教中心，并以此为基点，将教会势力逐步推进到全安徽。这是西方传教士在安徽进行传教活动的最兴盛的时期。据统计，此间，在安徽活动的传教团体，除耶稣会和内地会外，还有圣公会、宣道会、来复会、公信会和美以美会等，传教士主要来自法、英、美、德、意、西诸国。可以说，在近代安徽无论是繁华的州县集镇，还是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到处都留下了传教士的踪迹。他们依仗特权，巧取豪夺，强占土地，到处建立教堂和教会机构，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省共有大小教堂406所。其中最密集的地方是宣城(37所)和芜湖(23所)。他们采用办“义学”、开医院、设育婴堂等形式，大力宣传宗教，充当了资本主义列强文化入侵中国的急先锋。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有三： 一是促进了安徽半殖民地近代化的进程。二是使传教势力在一些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山乡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如皖南徽州府、宁国府、太平府、广德州，1888年统计的教徒人数为4500人，到1913年即达到47 839人。三是在广收的教徒中，混入了不少流氓地痞、无业游民，他们有的仗着洋人势力为非作歹，干涉地方事务，引起中国人民的仇视。总之，西方传教士的大肆活动，给近代安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