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文化体系

墨家思想主要表现在《墨子》书中。《墨子》书，是墨子的弟子整理而成。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原有71篇。至宋代散失，仅存53篇。《墨子》书中表现的墨家思想，不仅有政治、哲学，而且还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重大成就和系统而精深的逻辑知识，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下边分几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墨家的政治经济思想

墨家的政治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十论”当中。“十论”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这十条主张。这“十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同样使用的，而是“择务从事”，看实际情况而进行不同的说教。《墨子?问鲁》载：

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择务从事”，对“十论”的宣教有所轻重缓急，是墨家“务时”之风的一个特点。

1. 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尚贤”、“尚同”，是墨子政治思想的第一要务，是庶人即劳动者要求政权的口号。《墨子?尚贤上》云：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定)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尚贤中》又云：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十分明显，这是劳动人民对政权的要求。他们主张，不分贫富、贵贱，那怕是农民、渔夫、手工业者，只要是有才有德，只要是“贤”，就选择出来做官，甚至可以成为最高统治者。墨子虽然是托古改制，抬出尧舜禹“禅让”，古圣王“选贤举能”为依据，但他喊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口号，这是对世卿世禄，用人唯亲宗法血缘贵族政治的一次挑战，在中国政治史上是此无二家的。

尚同。所谓“尚同”就是要求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墨子认为古者生民之初，没有国家刑政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不能统一，造成人“交相非”，互相亏害而不能互相帮助，结果是天下大乱。这样就需要实行选举，按照贤能的次第，设立天子、三公、诸侯、政长，使百姓服从。《尚同上》云：“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而且要“上同而下不比”。百姓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若不上同，就予以刑罚。这种“尚同”是同于天子，同于天，是一种中央集权政治。这种统一和集权思想，是对战国时代，大国争雄，天下纷争现实的反思和抗争，是对现实政治的改革，也是对世袭政治的一次否定。因为，墨子主张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是选举产生的。“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之以为三公。……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政长……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 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这样不论农民、手工业者，还是渔夫，只要是贤者，就可以通过选举登上政治舞台了。墨家集团的领袖――“巨子”的产生，就是他们理想的“禅让”或选举制度的实践。再说，墨子理想中的统治者，从乡长以至天子，都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的人，而不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人。《尚同中》载：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放)佚而错(措)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

兼爱。“兼爱”主要是伦理，但也有政治意义。童书业先生认为，“兼爱”的政治意义在于：墨子想叫贵族阶级对人民让步，减轻些剥削、压迫，同时也让庶人阶级上层分子再上升，爬上政治舞台。这样，他就和儒家一样，要统治者“爱民”，统治者对人民也要“兼相爱”，“交相利”，不要互相攻击。

①

非攻。“非攻”是“兼爱”的表现，是由“兼爱”推出来的，为庶人阶级利益着想的，也是针对春秋战国数百年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残，兼并战争惨烈局势而提出的和平要求。因为，受战争损害最重的是劳动人民。墨子认为战争一起，“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再加上兵器装备、车马、辎重的损失，远道运输，粮食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非攻中》)总之，战争“兼国覆军，贱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非攻下》)不仅被攻者受害，就是对攻人者，也有害处。于是墨子警告好战的统治者说：“古者天子始封诸侯也，万有余(国);今以并国故，万国有余皆灭。”(同上)再打下去，你们也会灭亡。墨子还号召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大国进攻。《非攻下》载：

今若有能信效(交)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援)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利天]下不可胜数也。

童书业先生认为这种小国团结抗敌主张，“直是‘合纵’政策的理论根据”;“宽吾众，信吾师”以胜人，“则天下无敌”的办法，又是孟子“王道”战略的先驱。

②

墨子的“非攻”，主要是反对掠夺和兼并战争，对于防御战争和革命战争还是不反对的。他“止楚攻宋”，一边去说服公输般和楚王，一边也教宋国作好了守御准备。再是对历史上的“征诛”之战，也不反对。《墨子?非攻下》载：有人问墨子：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曰：

“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

也就是说，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是“征诛”之战，不是“攻”之战。墨子反对的是“攻”人的战争，不反对“征诛”的战争。

墨子的“非攻”，从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来讲，对人民、对社会都是有利的，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战争的性质，只从“攻”与“防”来划分是不全面的。进攻的战争不一定是非正义的。进步阶级的统一战争不一定是非正义的。进步阶级的统一战争和革命战争，大多是进攻的战争。当然，墨子肯定了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诸圣王的战争，是很有见地的，但对春秋、特别是战国时代的战争，只以攻守来划分正义与否，就难免缺乏分析，陷于片面了。像战国时期的战争，有些就有统一战争的性质，墨子未予分析肯定。因为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人民的愿望。但统一的实现和不义战争的消灭，还必须用正义的战争。因此，墨子的“非攻”和孟子的“王道”主义，都带有空想的性质，在当时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不利于统一。

2.节用、节葬的经济思想。“节用”、“节葬”本是理财，也就是经济问题。墨子和孔子一样，把经济问题作为“为政”的内容。墨子说：

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用了有利)而为也，是故用财不费，民德(得)不劳，其兴利多矣。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节用》)

“为政”的关键是得民心。如果统治者节用，使民得温饱，人心归服，统治者的统治就巩固;反之，统治者浪费，“民财不足，冻饿而死”，必然失去民心，政权也就稳固不了。所以经济问题也是国家大政。

“节葬”是“节用”的内容之一。古代讲厚葬，统治阶级、权势者们，用于死后的浪费，不亚于生前的挥霍。这在宗法观念已很淡薄的墨家看来，是造成浪费、造成“匹夫贱人死者殆尽家室”的重要原因，因此便极力反对“厚葬”、“久丧”，一再强调“节葬”，矛头指向统治者宗法贵族。其办法曰：

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丧)，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节葬下》)

“非乐”是“节用”的延伸。因为古代重“乐”，而且和“礼”联系在一起，为礼必须有乐。统治阶级喜、丧、祭祀、宾朋宴会，都要有“乐”，这是礼仪不可缺少的，而且规模宏大。如儒家主张的天子有《八佾》，诸侯有《六佾》。所谓“八佾”，就是八排，每排八人，八八六十四人。从天子以下，大小贵族都有乐舞，耗用大批人力物力。再说贵族阶级无不穷奢极欲，极力追求享受和安乐。因此，在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墨家看来，贵族阶级的“乐”，就是劳动人民的苦。因为“乐”只有富有的剥削者才能享受，劳动人民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整日为衣食奔波操劳，那有时间和闲情去追求娱乐――听听音乐，看看歌舞呢? 墨家认为“乐”是“亏夺民衣食之财”的不仁之举，是仁者弗为的。《墨子?非乐》说：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

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为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非乐也。

墨子非乐的落点是“万民之利”。但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对贵族阶级行不通，就是对劳动人民也未必就是长远利益。因为墨子对“乐”“非”得太笼统，连必要的社会文化也给“非”掉了，这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但他反对贵族阶级过度享乐，则是有利于人民，有利经济发展的。

(二)墨子的伦理思想

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兼爱”要求：君臣、父子、兄弟，所有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室与室之间都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天下大治因于“兼相爱”，天下大乱，由于“不相爱”、“兼相恶”。他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 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视人国若其国，谁攻?……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总之，“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

墨子的“兼爱”和孔子的“仁爱”，虽都是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但本质上有许多不同。孔子的“仁爱”强调以孝悌为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是由亲到疏，有差等的，宗法血缘关系极重。墨子的“兼爱”，虽未完全否定宗法观念，也还讲究孝慈，但对宗法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因为他强调“爱人若爱其身”，不分亲疏、远近，一样相爱，爱无差等。因此，孟子攻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从对宗法观念冲击这一点讲，墨子比孔子进步。从实际效果看，爱有差等，更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因为要求对不同阶级、阶层和远近、亲疏关系的人都一样地去“爱”是不可能的，不仅古代办不到，就是今天和将来也是空想。就说墨家本身吧，他们对劳动人民爱，而对贵族阶级就不那么爱。从骨子里讲，他们与剥削阶级根本对立，对贵族的所作所为是敌视和反对的。后来儒学大行而墨学衰落，与此有密切关系。

墨子的伦理中也有仁、义、礼、智、忠、孝、信等观念，只是与孔子的仁、义、礼、智、忠、孝、信内涵不同。《经上》云：

仁，体爱也;

义，利也;

礼，敬也;

(智)，明也;

忠，以为利而强低(君)也;

孝，利亲也;

信，言合于意也。

有人说，“体爱”是肢体的爱，是“别爱”或“偏爱”，不是“兼爱”，如“亲亲”。只是墨子不反对“亲亲”，因为墨子也讲“孝”。

①

义就是利，礼就是敬，智就是明，忠是利君，孝是利亲。这与孔子的定义就有区别。

在以上这些德目中，墨子最强调义。《墨子》书中有《贵义》篇云：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墨子的“义”与孔子的“义”有相同之处，都含有合乎道理而恰到好处的内容。但又有不同，就是墨子强调义就是“利”，而孔子讲：“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

墨子的伦理观是功利主义的，明确地把“兼相爱”“交相利”并提。事实上，“兼爱”是内在的道德思想，“交利”是“兼爱”道德的表现和实行。墨家的功利主义，贯穿于其整个思想体系当中，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十分突出的，与儒家重义利之辨的义利观比，尤其旗帜鲜明。《墨子?耕柱》中有一段与巫马子的对话很典型，大意是：巫马子说，自己同墨子不同，不能兼爱，只能从自己出发，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实行有差等的爱。墨子则说巫马子是利己主义，利己的结果会导致同意你观点的人要杀你以利己;不同意你观点的人也要杀你，因为你说了人家的坏话。“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常(子)之身者也。”这是以利害为说的。意思是“兼爱”有利于自己，不兼爱反于己不利。墨家的“兼爱”伦理，是劳动者阶级功利主义思想的反映。

(三)墨家的哲学思想

1.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有人说墨子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墨子》书中，虽有《非命》，但也有《天志》、《明鬼》，讲“尊天”、“事鬼”。但这种观点是只看到了墨子“尊天”、“事鬼”的表面。究其实质，墨子的“天志”、“明鬼”，只是一种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神道设教”，其“天”和“鬼”的意志，事实上是人民的意志，墨子是想通过鬼神去支配或警惕统治阶级，要统治者“以天为法”，顺从天意。天意是什么?天意就是民意。“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因此，“天意”就是墨子的意志，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宗教化。《天志上》又说：“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之所欲。”什么是“义”呢?“义，利也”;“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庶人”，“天之为政于天子”。天子之政顺从天意，就是义，“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难道，这不是墨子自己的意志、或者说是下层劳动者意志又是什么?说墨子认为“天志”主宰宇宙，不如说是主张人民主宰社会。

在墨子那里，不仅天意就是民意，而且鬼神也是民意的执行者，因为鬼神能左右人类，赏善罚恶。墨子不仅“神道设教”，而且简直是“托神改制”。因此说，墨子的宇宙观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只是转了个大弯，且披上了天帝鬼神的神秘外衣，揭去那层神秘的外衣，就可看到其实在意义了。

墨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十论”中都有表现。如他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鲁问》)这种“择务而从事”的主张，就是从实际出发的。

墨子的“非命”，更是其唯物主义思想的要点。否定人的死生、贫富、贵贱是由命注定的，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通过努力奋斗，向上发展，改变受剥削、受压迫、受穷受苦的命运，即通过生产致富，再因富而贵，直至夺到政权，支配天下的愿望。因此，他们把“命”与暴王联系在一起，说：“命者，暴王作之，穷人所术(述)。”(《非命下》)命是暴王造出来的，愚昧而怠惰的穷人而相信，实际是没有的。《非命上》说：“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暴王造出“命”来愚弄人民，穷人为什么相信呢? 《非命下》又说：

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

相信命的人是因为好吃懒做，受穷而不知反省，就用命来自欺欺人。这种人受穷是自作自受，并不是什么命注定的。墨子在“命运”之说相当流行的春秋战国时代，敢于否定“命运”存在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再是墨家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关系问题的说明，关于时、空、物、力运动形态的论述，都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因素。这表现在《墨经》和《经说》当中。

2.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论上，墨子认为人的认识起源于人的感官能感觉到的客观实际。《明鬼下》：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请(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

看见听见的就是“有”，看不见，听不见的，就是“无”。看来墨子是重视经验的。墨子“非命”的理论前提就是这个经验论的认识观。《非命中》云：“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 则未尝有也。”

但墨子的经验并不限于直接见闻。如对时间虽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但墨子承认它存在。《经上》：“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久，合古今旦暮。”《经下》：“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经说上》：“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如此等等。这里用的“时”、“久”、“始”、“古”、“今”等都是时间概念。《墨经》中有关时间的概念还很多，说明墨子根据人们的经验形成了时空概念。

在“名”“实”关系上，墨子主张“以名举实”。“名”是用来“拟实”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实”。墨子针对孔子颠倒名实关系的“正名”说，提出了“取实予名”的唯物主义命题。《墨子?贵义》：

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墨子认为“实”是客观存在，“名”是反映“实”的，“实”在先，“名”在后，“实”决定“名”。为了使“名”“实”相符，墨子还主张“察类名故”。

如何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呢? 墨子提出了“三表”法。《非命上》载：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于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废(发)以为刑政，察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意思是检验认识或理论有三个标准?一是古人实践之“事”(间接经验);二是百姓的直接实践之“实”;三是用于治理国家，看其是否能给国家人民产生“利”。“事”、“实”、“利”，三者具有内在统一性，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实际效用结合起来，就能检验认识。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观，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墨经》中涉及了数学、力学、光学、几何学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且有很深造诣(下文再讲)，反映了墨家手工业者出身的丰富生产实践经验，及其闪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首先在自然观上，墨子关于时、空、运动的概念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很辩证。上文提到的“久”、“时”、“始”就是三种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时间概念，久是指时间的一般或总体，遍括古今早晚等一切具体时间概念，通过具体时间表现出来。“时”指具体时间，如旦、暮、古、今。“时”，有始有终，“或有久”，可长至千百万年;“或无久”，短至一瞬间。“始”，指具体时间的开始，它可以在无限时间的任何一点，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始，当时也。”(《经上》)“始”只是分割时间的标志，本身没有时间量，故“始当无久”(《经说上》)。

关于空间，《墨经?经上》说：

宇，弥异所也;

宇，蒙东西南北;

穷，或(域)有不容尺也;

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

这里“宇”指空间，包括东西南北所有具体区域;“域”，指具体空间场所。具体场所是有限度的，故“或不容尺”，范围很小，也可能很大，“莫不容尺”，大到与整个空间一样。

墨子在时空观上，在整体上，时间、空间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在具体时空上，又是有始有终、有边际限制的。而且无穷无限寓于有穷有限之中。这种观点是辩证的。

关于运动与时空的关系，墨子的看法也是辩证的。《墨经》：

动，或(域)徙也。(《经上》)

宇，南北，在且[旦]有在莫(暮)，宇徙，久。(《经说下》)

这里的“行”、“动”，指机械运动，表现为空间的移动，即所谓“域徙”;表现为时间的推移，即所谓“宇徙，久”。这是深刻的、可贵的、辩证的运动与时空统一观。

墨子认为，事物变化的形式多样而复杂。但其总的结果有二：或成或亡。如《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为：早(造)台，存也;治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蛙鼠，化也。”建筑城台，为使之“存”;治病，为了消除(亡)病痛;买鬻，是交易;霄尽，是荡然无存;顺长，使事物更完善;蛙变鼠，是化为异物。而事物变化的最终结果呢?《经上》说：“已：成、亡。”《经说上》解释说：“已：为衣，成也;治病，亡也。”做衣裳是“成”，治病，是消除(亡)病。

墨子认为事物变化是复杂的。如一般人认为“五行相胜”是真理。而墨子则认为是机械论。因此提出了“五行毋常胜”(《经下》)。《经说下》解释说：“五：合(金)、水、土、火、火(木)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就是说“五行相胜”不是绝对的。火多可烧化金;金多也可压灭火。五行不仅“相胜”，而且也互相依存。“离”就是“丽”，依附之意。墨子这里讲的变化道理，不仅有质的因素，也有量的因素。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

其次，墨子在社会观上，关于“择务而从事”、“兼爱非攻”而不废“征诛”、“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治乱在“人力”而不在“天命”、“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也就是“述古作今”。在古今、继承与创新关系等等社会问题上，都表现了一定的辩证法思想。

另外在认识论中，墨子对认识的几个环节概括为“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经上》)这几个环节，确是人类认识过程的主要环节，墨家这种对认识过程较全面的认识是很辩证、很可贵的。对认识的起源，墨子认为“生，刑(形)与知处也”;“知，材也”。(《经上》)“生”，指人的生命体，人的生命体，是形体与知觉的统一。“知材”，是指人的感官有感知能力。人的感官与外界客观事物的接触，就会感知事物，然后再经过“虑”、“论物”等思考分析、逻辑推理，认识还会一步步深化。这也是辩证的。

4.墨家的逻辑思想。墨子善辩，极重逻辑。后期墨家，在百家争鸣的大辩论中，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逻辑思想体系。《墨子?小取》云：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其所谓“辩”就是逻辑。论辩的目的作用，在于明辨是非的区别，审度治乱规律，弄清事物的异同，考察名实关系，判别利害，解决嫌疑。辩要取得成功，达到目的，就要遵循逻辑规律，“以名举实，以辞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辩论还要尊重对方，自己用的方法，也不反对别人用，自己不用的方法，也不强求别人不用。

所谓“以名举实”，就是用名称概念来反映、模拟客观事物;所谓“以辞舒意”，就是用判断、命题来表达思想观点;所谓“以说出故”，就是以推理、论证的形式讲明根据和理由。墨家根据“以类行”的原则，提出了“譬”、“侔”、“援”、“推”等推论形式。(见《小取》)。这是因为事物是多种多样的，事物之间的同与异、因与果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同，又不完全相同;异，又不绝然对立;或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因此，逻辑推论的方法，也必须是多种形式的，灵活的。譬、侔、援、推这些推论形式，只有在一定限度内运用才正确，滥用会发生错误。更由于“言多方，殊类，异故”(《小取》)，推论还可不受以上形式的局限。

墨子在辩论中很会使用逻辑。《墨子?公孟》载，墨子同儒者辩论“何故为乐”。儒者答“乐以为乐”。墨子说，“你这等于没有回答我。好比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之为乐也。是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乐之为乐’和‘室以为室’都是没答出理由、根据，等于没有回答。”墨子从逻辑上指出了其错误。

《贵义》又载，墨子北到齐国遇到一个“日者”(占卜先生)，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违)心而虑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墨子用逻辑性很强的推论方法，把算卦先生骗人的把戏给戳穿了。

总之，墨子和墨家哲学思想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中国古代是可贵的，尤其逻辑思想，更为突出。但其宇宙观和方法论也有矛盾和缺陷。其宇宙观，从其《天志》、《明鬼》、“尊天”、“事鬼”来看，至少在形式上是唯心的、迷信的，宗教色彩很浓的，与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很不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