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坌坑文化

大坌(bèn，音盆)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1962年，台湾大学师生考古队发掘了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1965年又发掘了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遂将这种以粗绳纹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命名为“大坌坑文化”，亦称“粗绳纹陶文化”。大坌坑文化主要分布在北部淡水河沿岸、西北海岸、中部海岸和西南海岸、东海岸也有零星分布。主要遗址有台北县的大坌坑下层，台北市的圆山下层、芝山岩下层、青云岩、圆山子，台南县的八甲村，高雄县的凤鼻头下层，宜兰县的新城，花莲县的月眉和澎湖县的菜叶等遗址。

大坌坑文化的主要遗物有陶片和石器。陶片多红褐色或棕黄色，含粗砂，多手制，胎厚，质地粗糙、松软;器形主要有罐、碗、瓿(bù，读布)等。有的瓿可高达40―50厘米，有时附柱状把手和根部带孔的低圈足。唇部上缘薄，向颈部加厚，最厚的可达1厘米，有的颈部有一道厚圆脊，纹饰有压印绳纹，或用贝壳压印出成片贝纹(即“贝印纹”)，或用小棍拼在一起刻划出来的波状纹、方格纹和左右斜线，有的在唇外或体外涂上成面或成条的红彩。石器类型不多，主要有打制的小型石斧，磨制的小型石锛(有的在两侧上下磨制出“段”状)，长三角形中心带孔的石镞，网坠(用河床砾石打制，有的在两端打出缺凹，有的在两端和腰部均打出缺凹)和树皮布打棒。目前，只知道大坌坑文化中八甲村遗址的一个碳十四年代，即距今5480±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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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树轮校正的年代是公元前4350―4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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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都认为这个年代应是大坌坑文化较晚的年代(八甲村遗址为大坌坑文化晚期遗址)。一般认为，大坌坑文化在台湾本岛存续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七八千年至二三千年之间。从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等情况看，大坌坑文化的主人主要从事打猎、渔捞，以及动植物的采集;在制陶、石器加工(如在板岩石镞上穿孔)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树皮布打棒和陶器上的绳纹又告诉我们，大坌坑人已懂得利用植物纤维来缝制衣服。这比披兽皮、树叶的旧石器时代人，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韩起介绍说：“好多位植物与地理学家一直相信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地区最早培植农作物的住民，便是住在水边从事渔猎，并且利用野生植物和纤维的一种住民，他们也是世界上最初培植芋头和薯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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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坌坑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张光直教授主张，“在中国有两群早期农业文化平行发展：一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为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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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有的考古学成果而言，在台湾地区尚未找到大坌坑文化的祖型。宋文薰教授指出：“粗绳纹陶文化与先陶阶段的长滨文化显然不相连接，而是一个已有制陶工艺及磨制石器工业十分发达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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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大坌坑文化不是由台湾本岛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发展而来。那么，大坌坑文化的主人是从什么地方把粗绳纹陶文化带上台湾岛的呢? 我们认为，要寻找大坌坑文化的源头，不能只是看到它的夹砂粗绳纹红陶与打制石器为主这类现象，而应从该文化存续年代的早晚，陶器的组合、纹饰是否相同或相似、石器类型等因素来考察。比如，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火候很低，胎壁厚0.2―0.8厘米，纹饰以粗绳纹为主。这些与大坌坑文化相似，但其石器是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与石核、石片等，缺少大坌坑文化中的长三角形石镞、石网坠与树皮布打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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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独料遗址的陶器陶质、绳纹及制作上的粗厚作风，以及拌有石网坠出土，但其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4585±1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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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坌坑文化的年代要晚。这类情况，还见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报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找不到充足的证据来说明台湾岛上大坌坑文化起源于华南。

再从福建省金门县的富国墩贝丘遗址的文化现象看，那里的陶片大致为厚质，厚度达4至7毫米，表面虽呈红色，中心部尚留有黑色，可见火候不高。其纹饰以贝纹和指甲纹为主。富国墩的陶片贝纹是利用蚌壳沿刻印的，呈波纹、点线纹、直线纹等;指甲纹是用指甲印出弧纹，排成一列。还有横线、斜线、横列短直线的刻印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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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然没有绳纹的报告，其刻划纹、贝纹和指甲纹与台南八甲村的相近;富国墩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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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经树轮校正，在公元前5500―3940年之间，其平均数值在公元前4000―5000年之间，与八甲村的年代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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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墩文化与大坌坑文化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它的存续年代的上限毕业比后者晚得多，两者谁影响谁，还很难下结论，所以韩起审慎地指出：它“至少可以与大坌坑文化一起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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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同源异支。

为了寻找大坌坑文化的源头，我们不妨把视线移向黄河中下游以至环渤海地区的考古文化。在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物中，我们既能看到饰有绳纹、指甲纹和贝印纹的含粗砂的红褐陶，也能看到三角形的石镞与打制的石网坠。同时，这些文化遗址存续的年代大体与大坌坑文化相近。

仰韶文化与大坌坑文化的类似因素：首先从黄河流域早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磁山一裴李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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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貌看：陶质粗糙，以素面红陶为主，磁山文化中有绳纹陶片和个别彩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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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淇县的花窝新石器时代遗址，陶器火候低，质地粗糙，以夹砂红陶为主，占出土陶片总数的69.6%，纹饰有压印纹，划纹和篦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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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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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5495―5195年或5340―4905年;磁山遗址为公元前5405―5110年。其次，从仰韶文化的因素看，半坡类型的夹砂粗红陶片，有的饰细绳纹，有的陶器形制大，陶胎厚，绳纹粗;而接近于北首岭类型的陕西渭南白庙遗址的陶器，“以绳纹的三足?、罐为主，?沿上绘有彩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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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为公元前5010±1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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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庙底沟类型的遗址中，不仅有饰细绳纹的夹砂粗红陶瓮或罐，还有打制的石斧。石网坠(扁平椭圆形，两侧打制成缺口，长9.9厘米)和石镞(扁平，呈长三角形，无穿孔，长4.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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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的遗址，还发现有指甲纹的圜底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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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坡类型的陶器上，还有指甲戳印而成的条状、三角、梯形或方格组合成的几何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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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化因素，与大坌坑文化有相似之处。最近，已在环渤海地区的河北省任丘市三各庄村，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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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它与大坌坑文化存续的年代相当。

我们还可以在辽宁等地的，甚至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看到有许多文化因素与大坌坑文化相似。这主要表现在夹砂红褐陶片上饰有绳纹、指甲纹，以及打制的石网坠这些因素。在以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仍有强烈反映。如辽宁锦县山神庙遗址，有打制石斧，将扁平椭圆形河砾石的两端打出对称缺口的石网坠(同时有陶网坠);黄褐色夹砂陶质地粗松，火候低，饰有刻划横线纹、斜线纹与交叉纹等;绥中县大台山遗址也有打制石网坠与饰有平行划纹、刻划交叉纹与指甲纹的陶片。这类纹饰的制作手法主要有压印、刻划、戳刺三种，与大坌坑文化相似。与山神庙文化类型近似的遗址，在内蒙古、辽宁其他地区与河北省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达70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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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河卵石打制成的石网坠，在我国东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能见到，如辽宁太子河流域的本溪北甸三角洞遗址、通江峪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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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汪清县的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其中用河卵石打制的网坠，一直沿用到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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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今属内蒙古)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三角形圆底、平底、凹底石镞，条状平底石凿，打制石斧、石锛(也有磨制的)和石网坠(上部为球形，下部横断面为椭圆形);夹砂红褐陶与夹砂褐陶占标本总数的75%，陶胎中均羼有较大的白色石英砂粒，纹饰有以直线为母体的划纹、绳索状附加堆纹和指甲纹等。器形主要为罐、盆，并有少数钵、瓮。据研究，这一文化属红山文化系统，受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影响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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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绳纹纹饰，在山东、河南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东北地区的白金宝文化、甘肃的辛店文化、先周文化，河南的商文化中都能见到，有的还与指甲纹、划纹、刻纹同时出现。时代有早有晚。至于绳纹陶的产生迟早，过去认为最先产生于华南，再传向中原以至更北地区。“可是近年来在河南裴李岗和河北磁山先后发现七千年前的新石器较早的文化遗存，在磁山遗址中就出土有百分之三十的绳纹陶，还有彩陶，并发现小米”，“可见华北绳纹陶的产生并不很晚，不一定就是受南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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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台湾本岛的大坌坑文化，与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从绳纹、刻划纹、贝印纹，特别是指甲纹和石网坠等文化因素来看，再联系到台湾少数民族对粟的种植与崇拜等民族学资料，华北乃至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对于大坌坑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台湾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在淡水河口的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1963年与1964年发掘。上层属圆山文化，下层为大坌坑文化遗存。同属该文化的遗址有台北市圆山贝丘下层、台南县归仁乡八甲村、高雄县凤鼻头贝丘下层等，主要分布在北部淡水河下游和西海岸一带，东海岸也有零星发现。测定年代约为前4400年左右，与大陆华北的仰韶文化大体相当。出土器物有磨制的锛、镞与打制的斧、网坠等。陶器多为红褐色砂陶，质地松软。器形有罐、瓮、碗等，多数为圜底与平底器，少有圈足器，缺乏三足器;器腹普遍印有绳纹， 口部见单线、双线刻划纹，有少量红色条带彩饰。未发现有种植物与饲养家畜的明显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