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

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一种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即认为天和人可以感应相通，天意可以下达于人，人意亦可以上至于天。该观念产生很早，夏殷之世，天为上帝，而人间的统治者则为下帝，被赋予“天之元子”的神性。《尚书?周书》载，周可“格于皇天”，即是说，他们能与天相通。战国时的《孟子?尽心上》提出：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大儒孟子认为人性与天性相通，认识了自己的善性，也就是认识了天性。西汉自武帝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于是全面张扬天人感应说，《春秋繁露》云：“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形而见光者，天之行也。”《顺命篇》云：“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人类是天按照自己的构造而创造的，使之为万物的灵长。《人副人数篇》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下。”因人类不能违背天的意志。王者，受天命而统治人民。《深察名号》曰：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据此观念，人间的活动，特别是代天治民的君主行为的好坏，天是知道的。天若满意，就出瑞祥表示嘉奖;若不满意，就出灾异以示警告。君王也罢，百姓也罢，都要按天道行事，否则，会受到天的惩罚。董仲舒之后，宋明理学亦好谈天人关系。如张载《正蒙》曰：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二程《遗书》曰：“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皆主张天与人相通相感应。

董仲舒提出的天与人交互感应的命题。天有意志，这是第一前提; 天人相通，这是第二前提。这两个前提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是自然成立的。人的活动与行为根据其善恶，能使上天作出相应的反应： 善则天心喜悦，示以祥瑞如凤凰、灵芝、甘露等; 恶则天心震怒，示以灾异如日食、月蚀、冰雹、地震等。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观念，商周时就已有 “天命” 的说法，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而尤其是帝王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到西汉董仲舒那里，便发展成一种完备的神学理论。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 “天人之应” 的策题时，开篇即说： 臣读《春秋》，考察前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以此来推求天人相与之际的种种问题，那真是令人恐怖啊! 天子将有过失，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告; 不知自改，又现出怪异来恐吓; 如果还不知变改，大祸就会降临了。这就是风行两汉的 “谴告说”。这种危言耸听，实际上是对帝王行为的一种限制。帝王虽然为人间至尊，但他不能无法无天，否则将遭到天谴，甚至灭顶之灾。在董仲舒时代，“天人感应” 并非一种道德说教，而是一种真诚的信仰。曾经有一位名叫眭弘的儒生，根据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推论 “当有匹夫匹妇为天子者”，并公然上书建议汉家天子 “求以贤人，禅以帝位”。这在家天下的古代，实际上是拿生命在做赌注。如果不是真诚的信仰，他这种行为的动机就很难解释。同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的 《史记》 中有一篇《天官书》，就是 “天人感应” 的范本。《天官书》说的是天文，对应的是人事，近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布留尔读罢此文的法译本，感到震惊无比，才萌发了研究“原始思维” 即他所谓 “前逻辑思维” 的念头。其实，在二十四史中，“天人感应” 的记载比比皆是： 暴君在位或天下大乱前，一定有陨石、地震、山崩、洪水等怪异出现; 贤主在位或天下太平时，则一定有龙凤、嘉禾、甘露、天书等祥瑞出现。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历史记载作为依据，所以天人感应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 又由于人事与自然现象的某些巧合，连现代科学也无法解释清楚，所以天人感应的观念在现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还并没有彻底消除。

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认为天和人相通，天主宰着人类社会，人的行为能感通上天。商周天命神学中已有这类观念。《尚书?洪诰》中说，君主敬肃、正直、明哲、善谋、知理，自然界就会风调雨顺，寒暑适时。君主狂乱、僭差、逸乐、峻急、昏庸，自然界就会风雨成灾，寒热异常。《尚书?汤浩》中说：“天道福善祸?。”《左传?僖公五年》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儒家学说中保留了商周天命神学的天人感应观念。孟子认为，君子尽心、知命，就能知天，就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中庸》更认为，“至诚”可以赞天地之育化”，“与天地参”。西汉董仲舒吸取阴阳五行学说，将其系统化。他认为天与人相类似，“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所支配的阴阳二气的变化，造成自然界的变化，人之作为亦影响阴阳二气的变化，因而与天感通。他又提出谴告说，作为天人感应的具体说明。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有必然联系。自然界出现某种非人力所能致的美祥事物，是天表示对天子行为的嘉奖，或表示授命某人做天子，这叫做“天端”，或受命之符。天子必须“承天意以从事”，虔诚地敬天爱民，实行德政。如果?佚衰败，不能实行德政统理群生，滥施刑罚而贼害人民，就会导致阴阳缪戾而生邪气，从而发生灾异。灾异代表天对天子的谴责和警告。“国家将有失政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同上)天人感应说在汉代广为流行，两汉之际谶纬迷信思潮更加助长其盛行。翼奉、眭弘、谷永均有同类观点。刘向、刘歆、班固也承认政治得失会导致自然变化。《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中有大量灾异怪变的记载。天人感应说给封建君权提供了神学依据，同时有监督君权的作用。一些思想家曾利用它作为政治改良的理论工具，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学说歪曲人和自然的联系，妨碍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和自然，受到另一些思想家的批判。东汉王充从事实和推理出发，对天人感应说提出责难。《论衡?感类》问道： 商汤无过，何以大旱?“如《书》曰，汤自责天应以雨。汤本无过，以五过自责，天何以雨?”《论衡?变动》又说： 人在天地之间，犹如蚤虱在衣裳之内，蝼蚁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的活动不能影响衣裳、穴隙里气之变动，人“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

主要流行于中国汉代的关于天人相互关系的神秘主义观点。意指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天能左右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上天。此说起源于先秦而为西汉董仲舒所发展。《尚书?洪范》说：“肃，时寒若”，“?，时?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春秋时占星家之言、战国时邹衍的学说以及《吕氏春秋》之十二《纪》中多有此类思想。董仲舒则建立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例如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男女。人的阴阳依照天的阴阳而动。人间如不依天道，天就降灾异对人谴告。人也可用宗教仪式祈求天的护佑，天根据人的祈求予以照顾。人只有敬天、畏天，才能受到天的保佑。天人感应说把天人关系神秘化，把政治问题宗教化，具有封建神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