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出奔的是哪一个吴

太伯知道自己“争国”无望，在古父和商王朝的强大压力下，只得“望风”而逃，“亡于荆蛮”去了。到了“荆蛮”之后，“自号句吴”，也就是自己封自己为“句吴”的头头。那么“荆蛮”的“句吴”在什么地方呢?据史书记记载，“称吴地”的有三处，即西吴、北吴和东吴。西吴在陕西的陇县境内，离宝鸡很近;北吴在山西的平陆县;东吴在长江下游的江苏。史籍记载三吴的情况为：《元和郡志》：“吴山在今吴山县西南五十里，秦都咸阳，以为西?，今为国之西镇。《国语》谓之西吴。”西吴在今陕西陇县境内，近宝鸡。北吴，“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谓北吴，后世谓之虞。”(《汉书?地理志》)这里的“于河北”即《史记》中所说的“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里的“夏墟”是一个地方，即今山西平陆县。东吴，《皇览》载：“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而《史记正义》说：“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梅里是太伯奔吴首先到达的地方。此说自东汉以来最为广泛之说，也被传统研究所认定之说。尽管这里有吴县梅里聚、无锡梅里村的差异，但都地处太湖东面，相隔无几。

在本世纪30年代，卫聚贤首先提出：太伯、仲雍所奔之吴是西吴，而不是东吴。他还认为在商末时期，周太王地处陕西谓水流域，而且是个小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伯只身“奔”到长江下游的吴地，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西周时期“西周时河南南阳的申吕许为羌姓即羌，是羌人在殷末占据南阳一带，太伯仲雍二人，当不能绕道汉中东行穿过羌人的势力范围而至江苏……依甲骨文所示，其俘虏作为奴隶的多为女性，是殷人文化高，已成男性社会，而殷人四周文化低的部落(族)尚为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即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道德观，是凡遇见非本部落的人，非杀不可。太伯仲雍两个人由陕西岐山至江苏吴县，又回去奔太王的丧，再回到苏州，三次穿过杀人的部落(族)，而公然存在。并且‘荆蛮义之，从而归千余家’，不知古有征服而无义从! 太伯仲雍之举动，实非当时社会所能有，而为后人所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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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楚平也认为：“而在殷末先周的古公时代，周人还不可能从西北远征到东南。一来当时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宁镇都是商的领土;二来周人当时还是西北小邦，没有远征的必要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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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太伯、仲雍二人没有“必要”和“力量”奔江苏境内之吴，可是史籍记载太伯、仲雍的确出奔到吴，这一条是无可置疑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们两个到底奔的是什么地方的“吴”呢?这是因为，在古代，“吴”、“虞”同音，是后人把它搞混了。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把西吴说成是东吴，是因为“一般人倡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吴居东南，在中原人目中为夷，时周边地方各民族都想与周室发生关系，楚以熊

为文王师，秦赵以非子穆王赶过马车。吴是无所籍口，适中原人站在封建社会的立场上，不明氏族社会兄终弟及制，将太伯季扎之事误而为一，吴人乘此机会也就承认了他是太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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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条理由，第二条理由是吴之先民殷人原居长江下游，在吴县时称吴，徙至黄河流域乃称吴，后到平陆还是称吴，一部分人迁到陕西陇县还是称为吴。“由于吴民族迁徙於三地之故。而以同名之故，致使太伯的封地有三处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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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错把西吴当东吴。现在有的学者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认为太伯所奔之吴是在宝鸡附近的弓鱼氏族，即西吴。“据西周康王时代的宜侯矢簋铭文，知虞字早期作虞，虞乃后起字。其字从虍从矢必与矢地有关。从或从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矢地在

河流域西岸，包括今陇县、千阳县的

水西岸至宝鸡市东北贾村塬一带。虞字从矢，当在矢地范围以内，虞字从虍，这可能是因为巴族以虎为图腾，太伯、仲雍奔“荆蛮”跑到巴族弓鱼氏内，随从弓鱼氏之俗以虍为图腾，又在矢地建国，所以其国号为虞，从虍从矢，读为鱼。……石鼓文中吴字从口从矢，不仅可以证明春秋时秦人称虞为吴，也证明虞、吴通用。 “吴山在

河以西，地处古代矢地之内。吴国的始封地当在吴山附近，故后世得有吴山之名。”“总之，所谓的太伯、仲雍奔吴是到了宝鸡附近的吴山一带，这在情理上也才显得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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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定从周章之子熊遂改封之后，才从陕西

河流域转迁徙到太湖流域的。

以上两说是“西吴”说中最富代表性的论点了。至于“北吴”说，持此说者，如董楚平君研究了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青铜器“宜侯矢簋”的铭文后，认为，先周族原在山西，到古公?父时西徙至岐山脚下，在西迁时，太伯、仲雍二人可能留下了，成为西周在东土的前沿据点。王季在岐，太伯在虞，在当时的政治与交通条件下，相距不太远的两个“邦”，十分友好。为此认为：“季历在位时，大约不在江南，而在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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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说，给我们研究吴越文化，开拓了新的思路。但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文物与资料分析，太伯奔西吴说和太伯奔北吴说，无论是在实证上，还是在逻辑上，疑窦颇多，需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认为：处在太王明确表示要把王位传给季历以及季历的儿子昌时，太伯、仲雍知道不但自己“继位”无望，就连他们的儿子与“王座”也无缘。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的处境是何等的危急。《史记》中用“避”、“让”、“亡”来形容他兄弟俩出奔的状态，是极为狼狈的。同时，也显露出在“争王位”时的那种特有的火药味道。试想一下，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能在太王古公的眼皮底下“立国”吗?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推论，他俩逃得越远越好。不可能在弓鱼氏中立足。这是因为当时弓鱼氏与周相距不远，同在

河流域，太伯是“亡”命而“奔”，奔出后又在季历的眼皮底下，即在弓鱼氏中立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周虽为商王朝的附庸，受商王的挟制，可是，在岐山下，

河一带，周可是个强者，而弓鱼氏族决非是周的对手，在这种力量对比，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太伯在弓鱼氏族中立国是不可能的，就是弓鱼氏答应，然古公也绝对不能允许。所以，太伯出奔西吴说不但缺少实证，而且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北虞说，《史记》中已经讲得很清楚，是周武灭商之后，到康王时才封的。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周太王古公?父从山西迁至陕西“岐山下”时，因为战乱之所逼。在古代，一个氏族迁徙是经常的事，“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别现象，因为两种氏族纽带的强固结合，土地没有能够私有，是大邦所封，故使迁国容易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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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迁城”是倾城而迁，周太王从?迁到岐，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太伯留在?。因当时的?正处在战乱之中，“薰鬻戎?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币金玉重宝，而亦伐之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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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下，公古被逼得无法可施，才一“迁”了之。在周太王都对付不了的情况下，把一个年青的长子太伯留在原地，可能吗? 自己被狄人逼得站不住脚，那能还留什么东方的前沿“据点”啊! 为此，太伯出奔西吴说和太伯出奔北吴说，均缺少实证，又有违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在当时，太伯兄弟两人，“奔”得越远、“亡”得越快，对他们才越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亡”于远离岐与商的势力范围的东吴，似更能合符逻辑。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传统观点是正确的，太伯所奔“荆蛮”是吴地的“荆蛮”，并非是

水地区的“荆蛮”，而“故‘夏墟’”之地更无“荆蛮”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