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奔吴的原因

关于太伯、仲雍奔荆蛮的故事，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是不难找到的。如《左传?闵元年》：“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这里说的“无使罪至吴太伯”就是说太伯奔吴的事，可以像太伯那样，太子不能称王，就一逃了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又如《穆天子传》：“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太王?父之始作西土，封其之子太伯于吴。”这里的“封”应是“逼”的代词。

在先秦经典著作中，只记载“太伯奔吴”、“太伯奔荆蛮”或“亡于荆蛮”这一件事，他为什么逃到荆蛮，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至于吴国立国的过程，就更无记载可考了。直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列有十二诸侯《世家》和《传》，从此才能了解到吴国的立国的世系表，以及太伯、仲雍“奔荆蛮”、“以避季历”的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奂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周易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疆鸠夷立。疆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文中明确指出太伯、仲雍奔吴，是因为“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史记?周本纪》也说：“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字?’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太伯、仲雍(虞仲)两人，因同样的原因而“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证季历。”所不同的，只是“避”与“让”的区别而以。司马迁是一位极为严肃的史学家，他的著作，为后人研究吴国文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传统研究吴文化的基石。

《汉书?地理志》：“周太王?父兴

梁之地，长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太王欲传国焉，太伯仲雍辞行采药，逐奔荆蛮。”这时班固为伯太、仲雍出奔找了一个“辞行采药”的借口。可是，到了赵晔撰的《吴越春秋》一书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说：“古公之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世’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这里除了照搬《史记》一书中有关太伯的奔吴原委之外，又增加了两条内容：一是道出“辞行采药”是因为公古病了，父亲有病，作为长子的太伯当然要想法医治，于是就有了领着弟弟仲雍上衡山的理由;二是古公?父死后，外逃的兄弟两又回来奔丧的事。不仅如此，《吴越春秋》中还有：“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之证不受，故云太伯之以天下让。”故事到此就十分圆满了，而且符合儒家“礼让”、“孝恕”的教条。这一教条，对后世影响极大。如此同时，也引出不少是非，如清代崔述在其著的《丰镐考信录》中就提出了质疑，到了本世纪30年代，以卫聚贤为首的一批史学家，在考古的基础上，对这一段史历作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解释，“春秋战国时人只言太伯仲雍出奔到吴，但太伯仲雍为什么要出奔，他们没有说出原因，似乎是不知道。到了司马迁说出太王欲传季历以及昌，太伯仲雍因而出奔，但太伯仲雍奔出后太王不使人追吗?班固知道这一点，加上‘辞行采药’，而赵晔又加上古公卒太伯仲雍赴丧，以太伯仲雍又不失为孝子。这一个故事时间愈后，说的愈近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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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辞行采药”和“赴丧”以及“三让”之说是后人为了符合儒家“礼让”、“孝悌”而附合上去的。对“三让”之说，更是杜撰。自孔子提出“三让”之说以后，赵晔在《吴越春秋》中以“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

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为其作注脚，因为孔子在《论语?太伯》中没有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三让”的，而赵晔则说得一清二楚，同时还为季历这个圣主大唱赞歌。在传统研究中，历代学人也跟着认同。但是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只字未提“三让”和“奔丧”之事。而只说成是“避”、“让”、“亡”。从《史记?吴世家》和《周本纪》的“避”、“让”、“亡”中，不难看出都是逃避、躲避、逃亡的意思，丝毫没有“让国”的意义在内。“太伯三以天下让”是出自《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中，与孔子说的相同，并且更为圆满。

中国王位继承制传嫡不传庶的确立，实际是周灭商之后的事，在周之前，有传嫡也有传庶的，即便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王位传承也不完全一样，传嫡与传庶也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而定。正因为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孔夫子，周游列国之后均遭冷遇，“如丧家之犬”，失意之时，而他所面对的现实，他所见到的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混乱局面，败者有的还不如“寇”，形如牛马猪羊，任胜者骑，任胜者宰。故而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叹，提出了“法先王”的主张，希望以“礼”治国，故对“三代禅让”之传说大加渲染。正因如此，“进而为太伯‘亡命’涂上一层‘三以天下让’的油彩。其目的是宣扬周初的统治，这就使得明明白白的逃亡史实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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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为了生存，除用武力对付自然之外，对付其同类，也同样付之于武力。传说时代的中国史，同样如此，传说中的黄帝战蚩尤，黄、炎之争的神话故事，也是以武力征服为目的。这种征服开始只是在族与族之间进行，后来，随着农耕的发展，商品增多，流通加快，人们的占有欲大为增强，特别是统治者能为所欲为地占有和支配商品的时候，争王位即争占有权与支配权就愈演愈烈，在家族中争王夺位的事越来越多，占有的面越来越宽，内涵越来越丰富，故争夺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权力之争了。这种社会演变，可以认为是人类社会演变的一个共同特征。就以孔子最为称道的“三代禅让”为例，“举贤让能”只是事件中的一个方面，从神话传说看，尧为了能让舜接班时，传说是四方部落首领推举的，可是舜杀了鲧、共工、笙兜、三苗东西南北四方的四个大部落的首领之后，才坐到领袖的宝坐上。另有一说为尧被舜所囚，因而舜才夺得了领袖的桂冠。到了禹时，他的儿子启根本就不管那一套，自立为王，还把不服气的伯益和扈氏两族的首领杀掉。这也说明所谓的“禅让”，并非像儒家所说的那样彬彬有礼，而是全靠武装征服。夏商之际更是显耀武力的时代，周而继之。这就是历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古代社会发展史。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莫说有“三让”，就是“一让”，在当时“强者为王”的社会背景下，也是不可思议的。“血淋淋的武装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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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规律。然而，这种“武装征服”首先是季历在其父太王的支持下，且有其妻――商王族之女太任氏相助，从而迫使太伯、仲雍亡命“荆蛮”，并“断发文身”，表示与季历断绝兄弟之情谊的决心。

当太伯、仲雍奔吴之际的周太王时期，是岐山脚的一个小国，刚刚“贬戎狄之俗”不久，还正在向国家制度过渡之中，生产刚刚进入农业社会，政治上又是商的附庸，“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太王欲立谁只能按商王朝这个宗主国的旨意办事。从季历娶太任氏这一行动来看，商王室曾支持季历而不支持太伯也是十分清楚的了。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并不是传嫡不传庶的，在太王传位于季历前后不久，商王帝乙传位于少子帝辛。宗主国的一些重大决策，必然对作为附庸国的周朝来说，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太伯‘争国’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二人‘亡如荆蛮’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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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商王先选中的是季历，并把族女嫁给他，当季历不听商王指挥时，商王就将季历杀掉。从这个血淋淋的事实中，不是也可以探出太伯、仲雍奔吴的原因了吗?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太伯、仲雍二人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必须“亡”得越远越好。首先是要逃出周所控制的地域，继而是逃到远离商王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