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宗族奴隶制在春秋时期开始瓦解，晋国首开其端。进入战国，各国经过以否定宗族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先后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彻底转变。封建制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郡县制的普遍推行，二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

郡县制是对奴隶社会传统的以宗族统治为特征的都邑制的否定，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在地方行政建制上的反映，它产生于春秋时期的晋、楚等国，到战国时代已普遍推行。以郡辖县的郡县制最初流行于三晋，如赵之代郡有36县，韩之上党郡有17县，魏之上郡有15县，秦、楚、燕等国也效法三晋推行这种制度。郡多设于边境地区，长官称“守”，由武官出任，以守卫边地。县级组织与中央政府机构相似，县令为一县之长，下设丞、尉，分管民政和军事。郡县受中央严密控制，政令由中央统一发布，“百县之治一形”(《商君书?垦令》);郡县长官由国君委任，对国君负责，国君掌握着郡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总之，战国郡县制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期晋县的封建制因素，扬弃了晋县的奴隶制残余，机构健全，功能完备，成为新兴封建国家地方行政组织的基本形式。

官僚政治是在宗族政治崩溃的前提下形成的，由家臣制度和养士制度演变而来。商周奴隶社会的政体为贵族政体，国家各级政权由贵族宗主掌握，采取宗主共政的形式。宗族政权中有许多管理具体事务的官吏和家臣，如商朝的各种臣正，周王、诸侯和卿大夫宗族内的有司及各种家臣等，他们是以宗主的管家和管事的身份出现的，委质为臣，依附于宗主，和宗主的关系实质上是主仆关系。其中有些人凭借主子的权势耀武扬威，好象有很大的权力，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贵族的爪牙和奴才而已，社会政治地位十分低下。在宗主掌权的贵族政体下，臣官有职无权，身贱位卑，因而始终没有形成发达的官僚制度。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春秋时期，列国的旧贵族大量灭亡，宗族体系日趋瓦解，建立在宗族体系之上的宗族政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有的国家如晋国，异姓贵族逐渐掌握了政权，他们设县委官治民，重用官吏，向封建官僚政治的方向迈进。随着贵族政体的崩溃，臣官和家臣的地位迅速上升，有的挣脱了家臣不敢知国事的传统枷锁，想方设法参预军国大事，陪臣执国命者已非个别现象，成为新兴的官僚政治的代表。此外，许多贵族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广招士人，收养食客，与之结为主仆关系。这些才华出众但身世贱微的士人食客为报答收养之恩，忠心耿耿，任凭主子呼唤驱使。他们是官僚队伍的后备军，一旦主人夺取政权，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效忠其主的官僚，与执掌国政的主人结成新型的封建君臣关系。

经过封建化的变法运动，封建官僚政治在战国时代得以确立。为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新型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有效地发挥职能，各封建国家相继建立起一套与官僚政治相适应的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

官分文武。战国以前的奴隶社会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职官多文武不分，贵族卿大夫平时担任文官处理政事，战时又成为统率军队的将领，集文武二职于一身。进入战国以后，列国相继出现了文武分职的专职官吏。国君之下设“相”和“将”，相又称相邦、相国、丞相等，是官僚机构的百官之长，协助国君处理全国政务;将的称谓源于晋国，又称将军，系武官之长，专司军事，负责领兵打仗。地方组织与中央机构相似，官吏亦有文武之分。文武分职是为了适应当时纷纭的政务和频繁的对外战争的需要，因为处理政务要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经验，率军指挥作战则需具备相当的军事才能，一人很难兼顾两者。同时，文武分职使大臣的权力分散，相互监督制约，便于国君驾驭。“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所在。

俸禄制度。随着分封制的废除，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不是像过去那样分封采邑，而是采用俸禄酬劳。俸禄以粮食为主，有时兼赏部分货币或黄金。俸禄的多寡依官阶级别而定，高官可获万石厚禄，小吏则得斗食薄俸。官吏的基本生活资料依赖国家俸禄，否则便断了生计，这就便于国君利用经济手段有效地控制各级官吏，使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形同市场交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

上计制度。为督促臣下和地方官吏克尽职守，勤勉务政，国君要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其中最主要的考核方法是年终上计。具体做法是，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行政长官，每年将自己管辖地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重要经济指标作出预算，书其数于木券之上并上报国君，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作为考核的凭据。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向国君汇报一年的政绩，国君对照既定指标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王霸》)，国君根据考核的结果，以决定对官吏的升降赏罚。上级长官对下级官吏的考核，也采取同样的办法。

玺符制度。战国时代的封建君主普遍以玺、符作为凭证和信物，用于任免官吏、传达政令和调遣军队。玺即官印，国君任命官吏时发给玺印，免职时收回。下达命令或来往公文必须将文件封泥盖印，谓之“玺书”，否则不能生效。符即兵符，亦称虎符，铜铸虎形，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由国王保存，左半发给领兵在外的将帅。调兵时以兵符为信，左右两符相合方为有效，否则不得调发。如出土的秦国新嘀虎符铭文云：“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嘀。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玺符制度的推行使官吏和军队置于国君的严密控制之下，行政权和军事权都集中在国君手中。

选官制度。在列强争雄的战国时代，各封建国家急需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优秀人才，通过多种途径选贤任能，充实官僚队伍。当时选拔官吏的办法主要有：大臣和郡县地方官向国君推荐;士人通过上书和游说毛遂自荐;授予立功者以官职;国君在侍从的郎官中选拔;朝臣和地方长官选用下级官吏。这些措施的共同特点是选贤任能，与奴隶社会宗族政体下“任人唯亲”的选官原则背道而驰，具有进步意义。

不仅内部结构，国家的外部形态在战国时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为同一类型，夏代的族邦联盟，商代的方国联合体，周代的宗族城邦联盟，都属于列国并立的宗族城市国家，其间虽有变迁，但城邦国家的外部形态始终未改。经过春秋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剧烈兼并，“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使一批又一批的族邦国家亡族灭国。战国初年仅剩下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它们之间仍争斗不息，使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国的形势可用汉代学者刘向的一段话来概括：“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刘向书录》)列强争雄的结果，西方的秦国异军突起，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先后吞并了东方诸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兼制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王朝。至此，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列国并立的城邦局面宣告结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