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伦理思想

伦理，可概括为人伦道德之理，亦即人们互相对待的合理态度。这里的“伦”作等次讲，“理”作理性讲。《说文》：“伦，辈也，从人。”《谷梁传》：“兄弟，天伦也，言兄先弟后，天然伦次。”伦理和道德联在一起，就是指人与人之间互相对待的行为准则或规范，也是指评价人们言行善恶、优劣的标准，它的功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大体有五种，即孟子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伦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有一个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原始时代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以相生相养感情维系的、不自觉的、狭隘的天然亲缘关系。奴隶社会的伦理道德，则只限于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家族范围，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狭隘性。其特征是损人利己。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则建立在“仁学”基础上，是以“爱人”为出发点的。它要求社会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和谐相处，互相爱护，要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要“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所以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由此看来，孔子的伦理思想，既超出了原始时代人类的亲缘关系和原始群体关系，也打破了奴隶主阶级的伦理范围，扩大到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人据此认为，“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可以说最终是代表被压迫的奴隶阶级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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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未免片面，在当时不可能出现代表奴隶阶级的思想家，只能说，孔子的伦理思想，或者说他的“仁”的学说，突破了阶级的界限，既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对被压迫的劳动者有利，因为任何新的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了反对腐朽的阶级，往往打着代表全民利益的旗号，以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特别是孔子处在春秋末年大变革的时代，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已显示了其足够强大的力量。为了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不得不考虑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但归根结蒂，和谐的社会秩序，是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设计的。正因如此，孔子在设计处理人际关系的准标时，涉及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一个“仁”字。仁的核心是“爱人”。孔子的伦理理想虽打破了阶级界限，但却又讲“爱有差等”，对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爱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对统治阶级主要是强调仁、义、礼、智、信，对劳动人民则主要是关心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当人看待。除了对不同阶级阶层有不同伦理要求之外，对不同的人际关系，也有不同的处理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孝悌、忠恕、礼让。

(一)关于孝悌

孝悌是处理家庭父子兄弟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它建立在亲缘自然感情的基础上。在中国宗法家族本位的社会里，血缘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孝和忠联系在一起，统治者无不利用孝来维护宗法家庭社会秩序，进而巩固国家政权。所以孔子把孝悌看成是人际关系的根本。《学而》载：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姓有名若，孔子的得意弟子，忠实门徒。他的观点就是孔子的观点。有子这段话是对孝悌的上纲的最高认识。孔子对孝悌是很强调的，如，他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学而》)又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那么孝的内容是什么? 孔子有许多回答;如：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

从上述看来，孔子倡导的孝，有过时的糟粕，也有合理的精华。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路》)，互相隐瞒过错就是错误的。如果父或子犯法，不就成了包庇罪犯了吗?再是“无违”，也不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不可取。父母正确，可以服从;父母不正确怎能“无违”? 怎能“三年无改”呢?这些都有盲目服从的弊病。还有“父母在，不远游”，是古代自然经济的产物，今天看来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利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但是，孔子孝的基本内容是可肯定的。第一，继承父志和父业。父辈创业是宝贵遗产，不可丢弃;父母之志，也是宝贵遗产，应当继承发扬，才有利于进一步地发展。第二，孝基于慈爱，敬老和慈幼是不可分的。敬老慈幼不仅是人类相生相养的自然感情，而且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社会安定、和谐进步的需要，所以是社会的一种美德。第三，孔子的孝，并不强调子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而是父母不对的时候，子女是可以劝谏的。只是“事父母凡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再说父母死后，也不是死抱住父母的一套不放，而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和“居丧”、“带孝”三年是一样的，是出于对父母的尊敬之情，三年之后即可按实际情况而对父母的不当言行进行改正了。当然，这也还不彻底，但比起后来封建统治者把孝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至德要道”(《孝经》)，片面强调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父为子纲”，“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要合理一些。至于后来的《二十四孝图》那就把“孝”变成害人的愚孝了。第四，孔子对孝强调一个“敬”字。因此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不仅孝，还必须“敬”，察颜观色，使父母满意，这是很难的。他又批评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光对父母尽赡养义务，而不从心里敬重，与犬马还是没有区别。

(二)关于忠

忠，人们往往认为只是对帝王的愚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死前还要喊声：“谢主龙恩”。其实，在孔子那里忠并不是这个样子。

首先，忠，不只是指臣对君的关系，而主要是指“尽己”“为人”的、自内向外的情操，自我省察端正思想意识的道德规范。如“与人忠”(《子路》);“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对人要“忠诚”、“忠告”(《颜渊》)、“忠诲”。对人不能说大话、空话，这是“与人忠”的准则。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卫灵公》)就是说，忠信的人即使到偏远的落后部族中去也行得通。信是忠的表现，所以孔子强调“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学而》)，“信则人任焉”(《阳货》)。如果相反，“民无信不立”(《颜渊》)。这一点带有普遍意义，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效法。再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都是至理名言。

其次，孔子也强调臣对君要忠。如子夏说：“事君能致其身”(《学而》)，“臣事君以忠”等等。但臣对君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而是相互对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国君有了错误，臣民可以劝谏：“勿欺也，而犯之。”(《宪问》)这里没有一点绝对服从的意思。相反，“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

(三)关于恕

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的道德情操，孔子认为它是一切人一生都用得着的，也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的低标准要求，高标准要求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同上)。孔子对恕还有一些要求，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不念旧恶”(同上)、“犯而不校”(《泰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等。特别是对上面的统治者，更要求待人宽惠为怀。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阳货》)。政治上对百姓要“省刑罚”，“赦小过”;在经济上要薄敛厚施，“使民以时”。不仅如此，孔子还强调统治者使民要特别慎重，应当像祭祀天地祖宗那样虔诚，不要轻举妄动。他说：“使民如承大祭”(《颜渊》)。

(四)关于礼让

礼让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为人品格，在任何社会都是受人称赞的。孔子主张，在功、名、权、利面前，先人后己，把荣誉、利益、方便让给别人;在责任和义务面前，先己后人，把责任和困难留给自己。首先，孔子称赏“礼让为国”，认为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在国家权力方面，他极力推崇以礼让为国的泰伯、伯夷、叔齐和吴公子季札。他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泰伯是周太王古公?父的长子，古公?父以其孙姬昌(即周文王)有雄才大略，要把王位让给他，而姬昌之父是古公?父的第四子季历。泰伯作为长子，应当继承王位，但为了实现古公禀父的意愿，就主动把王位让给了四弟季历，自己和二弟仲雍避居吴地，成为吴国的始祖。孔子盛赞其为“至德”，多次以天下让，致使百姓们不知如何称赞他才好。在名、利、功、过面前，孔子盛赞推功让名的孟之反。《论语?雍也》载：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说的是孟之反不掌功邀名。 孟之反，名侧，鲁国的大夫。 有一次打仗，右翼军溃败了，他殿后掩护全军撤退。将近城门时，他快马加鞭赶了上来，说，不是我敢落后，是马走不快呀。 不掌自己掩护全军撤退的功劳。 孔子用这个故事教育弟子要谦虚礼让。 为什么?因为“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礼记?祭义》)，“则民让善”(《礼记?坊记》)。孔子对不谦让的人是不喜欢的。有一次孔子问其弟子将来干些什么。子路抢先回答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外国军队侵扰，内部也有饥荒之困，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我就可以使人民勇敢善战，且能晓得礼义。”孔子听了，讥讽地一笑。子路走后，曾晰问孔子为什么讥笑子路。孔子说：“治国要讲礼让，子路一点也不谦逊，所以笑他”。

孔子不仅要求别人礼让，而且以身行之，做出榜样。《论语》载：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子曰：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子罕》)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

如此等等，都说明孔子是谦虚礼让的。还有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那段话(见《子路》)人们多以孔子骂樊为小人，是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而前边他说的“吾不如老农”，“不如老圃”的话倒给忽视了。其实，那是孔子说的实话，也表明其谦虚精神。子贡对孔子的评价是“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子禽问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孔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能了解那个国家的政治情况，靠的就是温和、善良、恭敬、简要、谦让的态度。

谦虚礼让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有“礼仪之邦”之称，礼让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提倡礼让是有原则的，那原则就是“仁”。符合“仁道”的让，这既能使人取人之长，鉴人之短，不断进步;又能使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亲睦向善，最终能达到社会安定和谐的目的，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反之，“克、伐、怨、欲”，都不符合让的原则。争名夺利、好胜夸功，甚至“贪天之功为己有”，就会阻碍社会文明的发展，导致尔虞我诈，你争我夺，互相倾轧，以至互相残杀的局面。因此，在“仁”，也就是孔子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问题上是不让的，“当仁不让于师”，“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卫灵公》)

孔子的伦理思想和他的仁学体系是一致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在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里是难以普遍推行的。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不用说，剥削、压迫、欺诈，以至屠杀，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阶级内部，甚至是父子兄弟之间，也从来是以权、利的争夺为目的，为了争权夺利，子弑父，弟杀兄的事件史不绝书。但在劳动人民之间，礼让、互助，却是蔚成风气的，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形成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基本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的时代，孔子提倡的孝悌、忠恕、礼让等，经过改造，已成为新时代的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