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文化背景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代君主。他决然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积极推动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内容，以习俗和文化方面为主。他的意图，已不是以鲜卑民族为本位，最大限度地学习、吸收汉文化，而是要将鲜卑族改变成为汉族，让鲜卑族融入汉族之中。

如废弃本族语言，改用汉语。他说得很明白：“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早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魏书?咸阳王禧传》)很显然，孝文帝是要迁居洛下的鲜卑族人不再具备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故先从此类民族个性最明显的地方入手，通过政令的颁发，强行实施，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下》)。

其它如改鲜卑姓为汉姓，禁胡服改着汉式衣冠，均属此类。即便是迁都洛阳，亦是从移风易俗上着眼。孝文帝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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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地处北边，推行汉化的难度大;迁都洛阳，在汉族旧有的政治文化中心推行汉化政策，环境就大为改观。所谓兴文治，即是要使北魏政权全盘继承汉族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

孝文帝所实施的汉化政策，较之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规模之巨，难度之大，实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而且可以很快收到实效;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并无特别紧迫的必要性，看不出在政治上短期见效的优点，二者也无法相比。所以，我们不能不把孝文帝推行汉化的巨大意志力量归结到他所由生长的文化背景中去。

如前所述，北魏建都平城后，在政权建设上的汉化倾向，不断接纳汉族士大夫、吸收汉文化的开放态势，已经奠定进一步汉化的基础，造成了一个有利于民族融合的良好环境，兹不赘言。这个大环境对于造就孝文帝的文化观念至为重要，亦无须多说。

再者，史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魏书?高祖纪下》)。由此可知孝文帝在汉文化方面的素养。他不但熟悉儒、佛、道三家的学说，而且精通汉文的各种文体，运用自如，毫无隔阂。这无疑是他欲使北魏政权承袭汉族文明的精神资源。

孝文帝个人，也是异族通婚之子。其母李夫人(谥献文思皇后)为汉族人，祖籍中山安喜(在今河北安国县西)。其外祖家早已与鲜卑族通婚，李夫人祖父李盖尚太武帝拓跋焘之妹武威长公主，生其父李惠。当然，血缘关系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孝文帝是在文明冯太后的抚养和监护下长大的。文明太后在献文帝拓跋弘之世，就一度临朝听政。“及高祖(即孝文帝庙号)生，太后躬亲抚养”(《魏书?皇后列传》)。孝文帝5岁即皇帝位，10岁时其父太上皇献文帝去世，文明太后再度临朝执政。文明太后长孝文帝35岁，行辈上是祖孙，年龄上恰是母子，故这位妇女对孝文帝的影响，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别的任何人无法比拟的。躬亲抚养的日常熏陶，临朝执政的言传身教，造就了孝文帝的政治才干，也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孝文帝的民族观念。

文明太后冯氏是汉族人，祖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她的伯祖冯跋，建北燕政权;祖父冯弘(文通)于北燕亡后率部逃入高丽被杀。北燕政权是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下，文明太后之父冯朗又是在拓跋焘平辽海时所虏，后来仕魏，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太后出生在长安。冯朗坐事被诛，太后被籍没入宫。文明太后入宫时年龄尚小，适逢其姑为太武帝之左昭仪，把她抚养成人。故文明太后“自入宫掖，粗学书计”(《魏书?皇后列传》)，但她天性聪达，又得到姑母的呵护教育，因而后来能够临朝听政，省决万机。

史载文明太后崇敬孔子，服膺儒家学说，还信奉佛教，“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魏书?皇后列传》)。文明太后很注意对宗室子弟的文化教育，当然所教都是汉族文化知识。她下令：“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魏书?咸阳王禧传》)。可以想见，对孝文帝的教育训诲更不在例外，前引《魏书》本纪说孝文帝“学不师受”，恐怕是溢美之词。文明太后又“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很可惜，我们不能知晓其内容了。不过，光从数量上看，太后对孝文帝的教育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的。同时我们还从史传中看到，太后对孝文帝的管束也很严格，“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皇后列传》)。

文明太后执政期间，已经在实行改革措施，重大事件有经济方面的均田制度和社会风俗方面的禁止鲜卑族同姓相婚。因为这些改革措施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都是在太和年间推行的，所以人们往往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孝文帝改制。其实，孝文帝在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始服衮冕，朝飨万国”(《魏书?高祖纪下》)，才开始预政。均田制则在太和元年(477年)，即文明太后再度临朝的次年，已初步草创，规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太和九年(485年)，在此基础上颁发了均田令。禁止鲜卑族同姓相婚，则是太和七年(483年)的诏令，其中还特别提到“思易质旧，式昭惟新”(《魏书?高祖纪上》)。北魏推行均田制，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这种制度渊源于上古的井田制、西晋的占田制，不用说还受孟子“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观点的影响，汉文化的积淀相当深厚。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则是北魏建国以来，首次以政令的强制形式干涉鲜卑人的民族习俗。禁止同姓结婚，是把汉族人民认识到的优生原则输入鲜卑族，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干预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习俗，所冒的风险可以想见。文明太后执政期间实施的改革，在政策上是孝文帝全面实行汉化的先声，在行动上是一个示范，而在干涉鲜卑族习俗方面，则更是打破坚冰的开创性尝试。

孝文帝生长在文明太后这样一位杰出的汉族妇女的监护之下，无疑在他的文化背景中增加了汉化的因素。这种特定的个人背景，对于推行汉化这样的历史大事件，其作用确不容低估。历史的大趋势，总是借助许多偶然事件而形成;十六国以来北方各族人民的频繁接触，最终由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将民族融合的过程具体化，使那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走上一个新阶段，这与他个人的际遇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