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的经济思想

孟轲(约前372―前289)主张性善说，在他的经济思想中也强调道德规范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但他与孔丘在具体看法上有所不同，内容也广泛得多。其经济观点主要有：孟轲认为土地是一切物质财富的源泉。强调“民事(农业生产)不可缓”，要求人们重视生产，以时耕耘，如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下同)但他反对言利“何必曰利”，要求在财利面前，首先考虑道德规范，“仁义而已矣”。认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甚至把遵从“仁义”提到“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贱民兴，丧无日矣”的程度。

孟轲已经认识到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对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商业的存在也是完全必要的。但他的正确的分工理论却引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即“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在孟轲看来，统治国家是高贵的所谓“君子”的责任，而从事工农业的体力劳动则为卑贱的所谓“野人”之事。因此，脑力劳动者应统治体力劳动者并受他们的供养，相反的，体力劳动者应被脑力劳动者所统治并应供养他们。他把这看作是被普遍承认的规律。

孟轲提出了“恒产”与“井地”说。他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他的恒产是指长期拥有的财产，其范围包括农、工、商的个人产业，但尤重土地财产。在他看来，人们长期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使他们保持社会秩序和维护善良愿望的必要条件。孟轲还提出建立“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小农经济设想。孟轲的井地思想表现在，一是认为实行仁政必须先“正经界”，即经划土地沟涂封植的界限;二是主张全国农田按每方里为一井划分，每井有田九百亩，分给八家耕种，每家私田百亩，八家共耕公田百亩。孟轲的井地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且成为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孟轲认为国家财政赋税的总源是生产的发展，故应轻征薄敛，使民富裕。具体主张：在城市不征坐商税，关市、山林川泽也不课税，采取鼓励商业、自由经营垦殖的政策;在农村只实行“助”法，而免除其他一切赋税，不论城乡，宅地税、户税也统加豁免;在税率上既不赞成实行高税率，也不赞成实行低税率，而主张实行“什一之税”。

此外，孟轲对商品价格、商品垄断也有一定认识。他认为不同的商品应有不等的价格，而这不等的价格是由它们的不同用途所决定的。孟轲认为商业垄断是商人企图独占市利的牟利活动，并加以谴责。

总的来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孟轲经济思想的积极部分多于其消极部分。不幸的是他的经济思想中不健康部分被广泛传播。例如，恒产论中“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便成了后代士大夫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借口。关于社会分工的精辟分析被遗忘，而“劳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观点却经常被剥削阶级用作劫取劳动人民劳动果实的理论根据。垄断观念被用作诋毁正当商业活动的武器。尤其重要的是后代儒家忽视了他在实质上重视经济问题的基本精神，一味片面宣扬他所谓“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使孟轲的经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种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