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作家的小说理论与创作

一、安徽作家的文言小说创作

清代是文言小说辉煌的时代，也是文言小说结束的时代，它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丰富了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的绵绵长河，也与同时期的白话长篇小说一起，为我国古代小说史谱写了杰出的篇章。晚清时期安徽作家的文言小说创作，作为清代文言小说余绪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社会历史的变故，较多地接触了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巨变中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潮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晚清时期安徽的文言小说创作比较活跃，创作队伍庞大，作品数量较多，但是艺术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作品不多，其中只有 《夜雨秋灯录》及 《续集》、《里乘》这两部文言小说集的成就较为突出，代表了这一时期安徽作家文言小说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水平。

《夜雨秋灯录》及《续录》是清代比较晚出的文言小说集。作者宣鼎 (约1833―1880)，字子久，号瘦梅，安徽天长人。宣鼎出身书香门第，少负才情，但是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饥荒灾年的磨难以及家道日趋中落，使他无暇顾及功名。31岁起开始在淮北、山东为人作幕宾，伏案笔札，奔波使命，历时十余年。40岁时忽悟前半生沦落，一事无成，深感惭愧，于是 “裁笔为阄，取生平目所见、耳所闻、心所记忆且深信者，仿稗官例，先书一百余目，每夕作一篇或两篇”。至光绪三年(1877)，写成《夜雨秋灯录》150篇; 又三年，其《续录》150篇亦刊行，然作者未及见即谢世。宣鼎不仅是小说家，而且是诗人、书画家和剧作家，据 《申报馆丛书》记载，他还有 《天长宣氏三十六声粉铎图咏》、《返魂香传奇》、《铎余逸韵》 等存世。

《夜雨秋灯录》及《续录》是宣鼎晚年呕心沥血写成的传奇小说集，为蒲松龄《聊斋志异》 的仿作。书中故事虽系得之社会传闻，却凝聚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认识及切身体验，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思想情绪。如卷四《白老儿》篇，借白蛇仙之口斥责了地方官僚的腐败：“俨然人上者，不过人而兽，较彼之人而畜、畜而人者，更可嗤耳。”同时作者有感于清朝统治者不仅不能抵御外侮，反而与之沆瀣一气，通过浑身透着洋气、虐物害人的狐女形象，对清朝统治者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小说集中类似的作品不少，它们不仅体现了作者不苟流俗的志向和深沉的忧患意识，而且使这部小说集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因为这样，《夜雨秋灯录》及《续录》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深刻，其主导倾向是积极健康的。作品揭露社会黑暗，主要着眼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及其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如 《天魔禅院》 揭露桃花庵主广怜的罪行，并对地方官僚和朝廷权贵的种种丑行进行了鞭挞;《父子神枪》则写戈辽父子为民除害得好报的故事，从侧面批判了官府鱼肉百姓的罪行。其余作品，如 《金竹寿》、《赚渔报》、《蛇膈》 等，写豪门恶霸夺人田产、欺压百姓的恶行，也都表现了积极进步的意义。小说集中的婚姻爱情题材，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主张青年男女以爱情为主，自择婚配。《秦二官》热情赞扬了女主人公阿良对爱情的执著精神;《谷慧儿》则歌颂了才能高于一切的择偶条件和广众之下的择偶方式，这是对以容貌、财产、门第为主要条件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小说集中这类题材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当时社会上反对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权的潮流相呼应，应该说是一种具有民主色彩的爱情婚姻意识。小说集中还描绘了当时的社会世俗风情乃至市井细民的奇才异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小娜》写新春拜县宰夫人的习俗，颇能反映劳动人民祈求五谷丰登、岁岁平安的良好愿望;《驴化为履》写富翁朱叟，悭吝无比，受到馆师和术士的嘲弄，描摹世情，令人捧腹。其他如 《独角兽》、《盈盈》、《郁线云》等，均能尽显市井风俗，生活气息较浓厚。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劝善惩恶，往往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等宗教迷信色彩; 伸张正义，仍囿于封建伦理道德之内; 笔下的正面人物形象，结局大都是受封建统治秩序的荫庇，享尽荣华富贵; 面对揭竿而起的农民，也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些都是 《夜雨秋灯录》及 《续录》在思想内容上的局限性，不过毕竟不是主流，其思想内容从总体上看还是值得肯定的。

《夜雨秋灯录》及《续录》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颇得时人称誉。蔡尔康《序》谓“可以质仙佛，可以惊鬼神”，评价甚高。鲁迅先生称 “其笔致纯为 《聊斋》者流”，并将其列为 《聊斋志异》的仿书。其实，它与王韬 《遁窟谰言》等一样，在仿书中是出类拔萃的。概括起来，其艺术成就体现为如下数端：

其一，多数作品均有曲折奇巧、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真挚动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 《姜小玉》、《郝腾蛟》、《郁线云》及 《麻疯女邱丽玉》等，不仅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它们的主人公也都是一些个性鲜明的形象。如 《麻疯女邱丽玉》 中写陈绮与邱丽玉洞房花烛一段，邱丽玉当面揭穿这一场坑害人的婚姻骗局后，陈绮始而“恍然悟”，继而“泣”，再则“愤然悲”，最后“涕下可仰”，在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精确地描绘了陈绮的内心活动，同时也写出了邱丽玉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舍身救人的高尚品德。这种通过人物对话，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写法，颇有现代小说的味道，取得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艺术效果。

其二，构思奇特，想像丰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此书以写人事为主，纯粹的鬼神精怪故事不过十之一二，但是即或那些专写现实人生的作品，也往往摄入一些奇幻莫测的情节，如 《雅赚》、《麻疯女邱丽玉》等。就是书中那些志怪故事，也大都是作者驰骋想像、创造非凡境界的佳作; 与魏晋志怪小说不同，它们大都有曲折复杂的故事和精心编织的情节，人物环境虽是超现实的，却极富人情味，如 《冰炭缘》、《树孔小人》 等。

其三，语言风格丰富多采。叙事用严肃的古文，简洁典雅，人物对话多用生活中的口语，新鲜活泼; 抒情写景又往往具有骈文的韵味，富于形象性。如《髯樵》写清诸生王子栩事，通篇文言，惟王子栩讽刺岁试主司的文章用通俗的白话散曲，两者对照，显得特别风趣幽默、含蓄蕴藉。有的作品中还穿插一些诗词歌赋，间用一些楹联谚语。这些语言形式大都运用得生动、准确，对全书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夜雨秋灯录》及《续录》是艺术成就比较突出的小说集，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许多篇章被改编成了戏曲。

《里乘》是近代安徽又一部比较有影响的文言小说集，鲁迅先生称其“体式较近于纪氏五书”，并将其列入“盛陈祸福，专主劝惩”一类的志怪小说集。作者许奉恩，字叔平，自号兰苕馆主人，安徽桐城人。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据《里乘》中所载方?颐、刘毓南、方锡庆等人的 《序》、《跋》 以及 《自序》、《说例》提供的资料，大略可知许奉恩的生平行止。许奉恩一度作过县令，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间关转徙数万里，其历十三行省”，为人作幕宾，终老一生。许奉恩平生著述颇多，有 “兰苕馆所著十余种”，但大多散佚。

《里乘》大约作于1843年至1874年间，在作者生前即已刊行问世。《里乘》流传至今的版本，较早的有光绪五年常熟抱芳阁刊本，10卷190篇，题《兰苕馆外史》。就其内容而言，除神仙、鬼怪、狐仙、异人、奇物之外，还有社会生活中的士子科名、儿女私情、绿林豪侠、淫情狱讼之类，甚至少数作品还涉及到历史名人轶事，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是无论是写神鬼怪异，还是写社会生活，都是表现人情物理，体现劝善惩恶思想，训诫色彩比《阅微草堂笔记》更加浓厚，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说它“已不足以称小说” 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里乘》 的思想内容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里乘》揭发统治阶级的恶行，劝其对人民施行仁政，客观上自然也就表现了某些积极进步的意义。如 《当涂令》写安徽当涂县发生水灾，县令与其幕友合谋侵吞赈济灾民的公款，致使饥民 “枕籍于道，惨不能状”。其他如《某令》、《雷击某总戎》等，都揭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反映了晚清社会政治的黑暗。作者有意识地给这些昏官、贪官安排了罪有应得的恶报下场，也表现了作者善恶观念的民主思想色彩。《里乘》对绿林盗侠的歌颂和赞美，表现了作者倾向于人民的善恶观念。如《金钱李二》，主人公李二是个盗魁，与某巡抚公子偶然相识，公子临别，李二“以千金为赆”，公子不受，李作色曰： “公以小人之物为盗泉耶? 盗泉去贪泉几何?如恐为盗泉所污，则公囊中所有，亦未必果皆廉泉也!”这一画龙点晴之笔，道出官与盗并无本质差别，为盗者并非都是恶人，隐约流露出作者对晚清官场的深恶痛绝。其他如 《摺差》、《少年客》等，虽以劝善惩罪为目的，客观上对晚清黑暗的社会政治有所揭露，表现出了一定的人民性。《里乘》写妇女题材的作品不多，但仅有的几篇，却表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杜有美》写一场家庭纠纷，对封建夫权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儿》写尚书某公对待女儿的婚事的故事，隐约地表达了尊重女性的思想。此外，《柯寿鞠》、《仙露》、《袁姬》等篇刻画的几个烟花女子，都是不仅有貌、有才、有德，而且自信自强，敢于挣脱封建枷索，力图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这和王韬笔下以色悦人的妓女形象大相径庭。《里乘》的思想内容虽然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是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糟粕，主要表现为宿命论思想、对太平天国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思想局限。

《里乘》在艺术上最主要的特征是模仿。笔记小说大观本《里乘?提要》说它 “谈狐说鬼，无殊淄水之?洋; 善劝恶惩，犹是河间之宗旨”，大体即指它对《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模仿而言。其实，细察全书，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 《阅微草堂笔记》如出一辙，而且在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上也与 《阅微草堂笔记》颇多相似之处。比如，既要“劝惩”，就要让人相信“是书多系实事”，因此书中多数作品都严格标明故事出处，或见于某书，或闻之某人，清楚地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这种以志怪而求其真的特征与 《阅微草堂笔记》极为相似。此外，故事的结构模式也一如《阅微草堂笔记》，即前有因，后有果，因果关系界线分明，而连结这种因果关系的，往往是神灵。《里乘》在故事中也多发议论，形式虽如《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但是精神实质却似《阅微草堂笔记》，借题发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冗长繁琐，令人生厌，完全不同于 《聊斋志异》那种画龙点睛式的评论。《里乘》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模仿特征，根本上是由其“盛陈祸福，专主劝惩” 的创作思想决定的。《里乘》 的这种模仿并非一无是处，其中少数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如 《?儿》、《小卫介》、《仙露》、《林妃雪》等，颇类似 《聊斋志异》 中的传奇小说，比较富有文学幻想成分。

不过，《里乘》在模仿中也有创造。如文兼众体，既以志怪为主，兼有传奇、轶事、琐闻等各种样式，甚至还包括一些历史、地理、民俗之类内容的笔记在内。同时，它比 《阅微草堂笔记》更讲究小说的表现技巧，把志怪小说的寓言性、娱悦性提高到具有艺术鉴赏价值的审美领域。如《某太史鬼求代》，写的是一个缢鬼求代的故事，情节极为简单，不类传奇，但是蕴含着讽刺意味且耐人咀嚼。总之，《里乘》出现以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版本与 《序》、《跋》 之多，乃是空前的。

《夜雨秋灯录》及 《续录》与 《里乘》，是晚清时期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文言小说集。它们产生于政治窳败、外患频仍的晚清时期，对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均有不同程度的揭露与批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们产生于近代文学革新思潮高涨的时期，在艺术上能够兼采众体，既保留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固有特色，又吸取了其他文体的优点，为安徽文言小说创作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晚清安徽的小说理论研究

晚清时期，小说理论研究出现了缤纷繁盛的局面。晚清小说理论从无专集，只散见于报章杂志或个人著作中，其数量空前丰硕。从晚清小说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来考察，它虽然披蒙着相当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但是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其中也茁生着超越了改良主义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因素，尤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了与传统小说理论迥然有别的特征。晚清时期，安徽的小说理论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就其内容而言，有作家、作品论，有发展史的考证和述评，更多的则是批评和创作理论，触及领域之广，足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就其形式而言，有随笔、丛话、专论与论赞，还有序跋、书评、传记、史论、发刊辞等，可谓多姿多彩。晚清时期，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成就较突出、影响较大的安徽作家，主要有王钟麒、胡蕴玉、胡怀琛等人，他们的小说理论研究很能代表晚清安徽小说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也很能反映晚清安徽小说理论研究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王钟麒 (1880―1913)， 字毓仁， 号?生， 别号天?生。世居安徽歙县，后迁居江苏扬州，南社社员。历主 《神州日报》、《民呼报》、《天铎报》 笔政。早年即好文艺，长于写作。因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曾立志以卢梭、孟德斯鸠、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著名作家为榜样，创作能够批判现实、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可惜未成。而在小说理论研究上，却颇有建树，成为一位努力学习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而又善于运用的小说理论家。平生写有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剧场之教育》等，均先后发表在《月月小说》上。

王钟麒小说理论研究的特点，是注意从小说史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小说史”这个名称，也首见于他1907年撰的《中国历代小说史料》。据该文称，他曾将小说 “编而为史”，这应当是我国第一部有意识编撰的小说史了，可惜此史今不得见，但是由此我们也可以隐约体会到王钟麒从事小说理论研究的大致祈向。王钟麒的小说理论研究主要是立足于现实，其目的是为了 “振兴吾国小说”，“以救国民”，因此他特别重视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作为近代 “小说界革命” 的理论家之一，他基本赞同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所作的高度评价，但是立论却不像梁氏那么极端。他在1907年发表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对梁启超的 “小说界革命” 主张作了积极的发挥，并对其极端论述作了折中。他并不认为小说可以创造世界、决定历史，而是较有分寸地说： “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他所论述的重点是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批判 “新著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探索改良小说之 “道”。他说： “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 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 由此，他主张：

宜确定宗旨，宜划一程度，宜?定体裁，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凡一切淫冶佻巧之言黜弗庸，一切支离怪诞之言黜弗庸，一切徒耗目力无关宏旨之言黜弗庸。知是数者，然后可以作小说。( 《月月小说》 第九号)

王钟麒对“新著小说”在体制、内容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意在将新小说创作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毫无疑问，他的这些主张的提出，理论基础便是对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的充分而又恰当的肯定，这其间蕴涵的思想实质便是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王钟麒也非常重视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研究。针对当时创作上盲目崇拜西方小说而鄙薄中国古典小说的不良倾向，他指出： 中外 “事势既殊，体裁亦异; 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因此，他觉得有必要研究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宗旨、体裁、技巧等，为新小说创作寻求符合国情的创作原则和技巧; 这也正是他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在编次小说史的基础上，把我国“数千年来小说之沿革”分为记事、杂记、戏剧、章回、弹词等五种体裁，一一加以勾勒。王钟麒在这篇论著里所提供的一条小说发展的线索，未必很精审，但是它有自己的优点和特色，即在小说沿革史分析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说明了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并揭示了我国古代小说家的创作精神。他指出，“古之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说”，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士之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

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 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举亿兆之材力，咸戢戢于一范围之下，如羊豕然。有?弛不羁之士，其思想或稍出社会水平线以外者，方且为天下所非笑，而不得不一伸其志以死，既无可自由，不得不假俳谐之文以寄其愤

……

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一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执路人而强之合，冯敬通之所悲，刘孝标之所痛，因是之故，而后帷薄间其流弊乃不可胜言。识者忧之，于是构为小说……

显然，这里从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到道德礼教，全面地反映了王钟麒反封建的观点。他又指出： “吾国之作小说者，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则姑婉笃诡谲以言之。”这是对古代文论中“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同时又赋予其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从而体现了其小说理论研究中灌注的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理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的小说史观的进步性。

王钟麒既然强调古代优秀小说家的创作精神在于批判封建专制和揭露社会黑暗，那么，他把 “思想有能高出社会水平线” 作为衡量古代小说价值的标准，便是极其自然的了。根据这个标准，他特别推崇施耐庵、王世贞、曹雪芹这 “中国三大小说家”。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他认为：施耐庵“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遂作 《水浒传》; 王世贞 “以为中国之人物、之社会，皆至污极贱，贪鄙淫秽，靡所不至其极”，乃作《金瓶梅》;曹雪芹痛恨清朝统治者 “凭藉贵族，因缘以奸利，贪侈之端，乃不可偻指数”，遂作 《红楼梦》。这种看法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其中反映了他评价古代小说的政治性和功利性，也说明了他试图通过发挥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以达到改良社会目的的研究祈向。总的看来，王钟麒的小说理论有着较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但是其中也蕴含着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例如，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他指出要带着“种族思想”来阅读 《红楼梦》，这固然反映了他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但是也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小说理论中已经具有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

王钟麒不仅强调小说的思想性，而且重视其艺术性。他指出，《红楼梦》之所以杰出，就在于 “头绪之繁，篇幅之富，文章之美”。至于其他一些小说之所以不能与 《水浒传》等 “三大小说”相比，除了思想性方面的原因外，还在于艺术性上有所欠缺：“如《三国演义》，非不竭力联贯也，而文辞鄙陋不足称。如 《野叟曝言》，如 《西游记》，其篇幅非不富，其思想非不高也; 然 《野叟曝言》 事事在人意外，而此三书，则语语在人意中; 至 《西游记》之记事，更如于轮舟中观山水，顷刻即逝，更无复来之时。余子自郐，更不足道。”(《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 由此可见，王钟麒的小说理论虽然比较看重小说的思想性及其社会政治作用，但也还是兼顾小说的艺术性的。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他在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中呼吁道：

呜呼! 吾国有翟铿士、托而斯太其人出现，欲以新小说为国民倡者乎? 不可不自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天?生平生无他长，惟少知文学。苟幸而一日不死者，必殚精极思，著为小说，借手以救国民，为小说界马前卒。世有知我者，其或恕我狂也。

王钟麒反对那种盲目崇拜西方创作经验的不良创作倾向，强调小说创作要适合国情，要具有民族特色，这是其小说理论的落脚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钟麒的小说理论研究总体看来还显得比较简略，其理论重心是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及其社会政治作用，基本上属于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过渡的理论形态。在当时鄙薄中国古典小说遗产、盲目崇拜西洋小说创作经验，不能正确处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关系的情况下，王钟麒的小说理论尝试把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和当前的创作结合起来，努力推动小说创作沿着民族化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筚路蓝缕，不仅很有创见，而且富有深刻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除王钟麒外，胡蕴玉、胡怀琛、程善之等人在小说理论领域也颇有建树。他们提出了小说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尤其强调用小说来鼓吹反清; 强调小说的历史真实性，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小说与时代生活的关系; 论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方法; 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了。

晚清安徽小说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头几年出现的小说理论，代表了安徽小说理论研究的前期状貌，它以改良主义为内涵，较为明确地强调了小说应该鼓舞人们反压迫、争自由的战斗意志，也强调了小说应该掊击封建专制与民族压迫、否定旧礼教，更倡导小说鼓吹革命、发扬活泼不羁的时代精神。从1903年起，安徽小说理论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小说理论逐渐失去原有影响，而民主主义小说理论逐渐转为主导地位，其表现特重是： 小说理论开始从民主革命的高度阐发小说的社会作用。晚清安徽小说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表现为前期作家、作品少而后期相对较多，这种不平衡性恰恰体现了晚清安徽小说理论研究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特征，同时也预示了安徽小说理论研究的新时期即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安徽小说理论研究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