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

一、多姿多彩的现代诗坛

中国现代诗歌，在奔流而逝的现代文学思潮的淘洗中，经历了从相对封闭的古典形态到与世界诗歌融会的现代化的艰难转变，完成了从文人墨客的书斋吟咏到社会广泛传播的大众化的巨大变革。在这种纷纭变化、不断进步的现代诗歌创作的大背景下，安徽现代诗坛适应了诗歌的历史变革进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作家数量庞大，作品异彩纷呈，而且诗歌思潮和创作流派层出不穷，其中思潮流变的启迪与收获，更是意蕴深长，耐人寻思。安徽现代诗坛上较为活跃且具影响的诗人，有汪静之、宗白华、蒋光慈、胡适、朱湘和田间等，这里分别予以简介。

汪静之，安徽绩溪人，生于1902年。1918年开始写新诗，1919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2年4月，与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成立湖畔诗社，并合作出版新诗集《湖畔》。此后三年，汪静之先后出版了 《蕙的风》 和 《寂寞的国》 两部新诗集，是湖畔诗派中创作成就比较突出的诗人。朱自清在总结 “五四” 十年的新诗创作时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湖畔诗派的第一个特点是真正专心致志地“做情诗”，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汪静之的诗态度严肃，专心致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形式，反反复复地吟咏爱情，歌颂爱情，呼唤爱情。就其内容而言，汪静之的诗表现了爱的执著深沉，如 《太阳和月亮的情爱》、《不能从命》 和 《玫瑰》 等; 赞美了爱情的甜蜜幸福，如 《恋爱的甜蜜》、《伊底眼》等;歌颂了反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的精神，如《过伊家门外》、《定情花》等。就其表现手法而言，汪静之的诗有的正面直接写，有的侧面迂回说，有的借景抒情，有的因物起兴，有的直率，有的机巧，在总体艺术效果上能给人以真实感与和谐感。如《海滨》，先写“我”与沙滩的关系： “我把伊们当被褥，/躺着，想睡不睡地装睡着。”人融于大自然，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谐感。第三节写浪： “他抱着那靠近砂边的小石塔，/更亲密地用力接吻了。”不但生动、形象，还饱含着动律感和生命力。汪静之的诗清新、朴素、顺畅，他的诗中没有 “五四” 新诗中必不可少的外文词汇、翻译的生硬名词，绝少诘屈聱牙的句子，全都清新自然，保留着鲜态。当然，汪静之的诗眼界比较窄，格局比较小，意蕴也比较浅，这是由于他还只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学生，经历有限，思想也比较单纯，对人生的体验还不深。朱自清评论汪静之诗“一味天真的稚气”(《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在为 《蕙的风》写的序言中，他对汪静之诗的艺术倾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从汪静之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年轻学生、“少经人间底波折”的基点出发，认为汪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的，其所赞颂的 “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五四”是诗歌的时代，汪静之诗率直、质朴、清浅、流畅的风格是那样地与众不同，因而他能够以小小的年龄、不多的诗篇，引起诗坛注意，造成不小的影响。

1921年至1924年前后，中国新诗坛掀起了一阵小诗热。一种少至一两行、多至四五行的短小诗体，成了 “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变成了新诗坛上的宠儿” (任钧 《新诗话》)。这种也称为“短诗”、“繁星体”、“春水体”的小诗，就当时的新诗人来说，没有写过的人实在不多。在小诗的创作发展中，宗白华被誉为小诗派的殿军。宗白华(1897―1986)，安徽安庆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哲学家、美学家。他的小诗自1922年6月5日开始出现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小诗的总题为《流云》，后于1923年12月结集出版，其影响和 《繁星》、《春水》一样久远。宗白华在 《流云?序》中说：“读冰心女士繁星诗，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成小歌数首，聊寄共鸣。”虽然如此，宗白华的小诗与冰心的小诗在立意、旨趣等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冰心的小诗多是童心、母爱和自然的歌吟，而宗白华的小诗则多是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和对艺术的哲理性体验。如《投火的飞蛾》：“一切群生中，/我颂扬投火的飞蛾，/唯有他，/得着了光明中伟大的死!”这是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思索。又如，《无题》：“人静后/我立在梦里。/繁星的花开了! /我梦中的蝴蝶/飞过天河。”这里交织着对宇宙人生的思索和对艺术的哲理性体验。其余如 《不朽》、《夜》、《晨》 以及 《雨夜》等，都是饱含着哲理性思索的清新隽永的优秀小诗作品。宗白华在《我和诗》中说：“唐人的绝句，像王、孟、韦、柳等人的，境界闲和静穆，态度天真自然，寓?丽于冲淡之中，我顶喜欢。后来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和日本的俳句毫不相干，太戈尔的影响也不大。只是我的朋友左舜生那时常常朗诵黄仲苏译的太戈尔《园丁集》，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作者在这里谈到的唐人绝句的影响，主要还是精神实质上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形式方面的。不过，由于小诗毕竟格局狭小，容量有限，无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也无法表现复杂多变的心理情绪，因而宗白华的小诗总体上看内容显得较为单薄。但是，作为表现诗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对艺术的哲理性体验的一种特殊形式，宗白华的小诗清新流畅，深刻隽永，还是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的。

宗白华的 《流云》 出版后，小诗也就逐渐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戴着脚镣跳舞”的新格律诗。新格律诗以建筑美为核心，引进商籁体，讲究节奏，追求在整饬中求变化，它实际上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发起的新格律诗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留给历史的，是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新诗格律化的追求。新格律诗运动中的安徽作家有胡适、方令孺、朱湘等人，他们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为新格律诗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朱湘的创作成就较为突出。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安徽太湖人。学生时代开始写诗。1927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29年回国后任安徽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33年12月因贫困而投江自杀。著有诗集《夏天》、《草莽》、《石门》及论文《徐志摩的诗》、《闻一多的诗》等，译著有 《蕃石榴集》等。文学史家认为，最能代表新月派诗歌特色的诗集是徐志摩《冷翡翠的一夜》和《猛虎集》，闻一多的《死水》，陈梦家的《梦家诗集》以及朱湘的《草莽集》和《石门集》，可见，朱湘是新月派中很有影响的诗人。《夏天》出版于1925年，是诗人的第一部诗集，收录 《废园》、《小河》、《春》等26首诗。诗集内的大部分诗篇留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情调，同时也融合了一个时代青年的不安与寂寞; 对自然风光的流连，对逝去岁月的眷念，对友谊和爱的赞美，构成了这部诗集的基本思想内容; 而像露珠一般新鲜，像春风一般柔婉，像蚕丝一般缠绵和皎洁，则构成了它的总体艺术氛围。《夏天》是朱湘的第一部新诗集，成熟的作品虽然很少，但就其总体艺术风格而言，实在是 “已表现出一个特异的作风”。

比起《夏天》来，《草莽集》无论在题材上、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从1924年春离开清华到1926年秋重返清华这几年间，朱湘于现实人生有了较深的接触，化而为诗，便是对时事的关注和对世事的歌哭。如，“我们把九个太阳都挂起，/一个正中，八个照八方; /我们要世间不再有寒冷，/我们要一切的黑暗重光。”(《热情》)诗人忧国忧民，内心深处藏着改变河山的火焰似的热情。但是这热情的火焰经不住现实的凄风苦雨，于是诗人退避到宁静中。朱湘忧国忧民，由此形成生活上的 “焦躁”，然而他的诗歌则是平静的，“缺少那种灵魂与官能的苦恼，没有昏瞀，没有粗暴” (沈从文语)，这种人生意绪与诗歌风格之间的矛盾，正是诗人一种不自觉的精神上的平衡，曲折地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认识及其心态。《草莽集》前有 《序诗》，后有 《尾声》;《序诗》题作《光明的一生》，表达了诗人一生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 《尾声》题作 《梦》，抒发了诗人的感慨： 人生如梦，甚至还不如梦的味道“深浓”。诗人一面追求，一面失望，即使失望了还要追求，哪怕是追它到梦里，这错综交织的形象画面，最准确不过地覆盖了《草莽集》的内在精神层面。《草莽集》有着幽美的意境，整饬而具有建筑美的形式，自然和谐且具有音乐美的节奏，清新柔婉的艺术风格，在新诗的建设上有着不可泯灭的功勋，因此沈从文说：“《草莽集》才能代表作者在新诗一方面的成就。”(《论朱湘的诗》)

《石门集》出版于朱湘死后的第二年，共分五编，有着各种体式的试验，是一部异彩纷呈的诗集。朱湘抱着“日啊，升上罢”的心情回到祖国，但迎接他的却是“丑恶，与粗暴” ( 《祷日》)。这就不能不激起诗人的感慨和诅咒，不能不使诗人对人生作深入的思考，而《石门集》的基本主题就在此。如，“幸福呀，在这人间/向不曾见你显过容颜” ( 《幸福》)，“人声扰嚷，/不如这一两声狗叫汪汪――/至少它不会可亲反杀，/想诅咒时却满口褒扬”(《扪心》)，等等，诗人作了多方面的、深入的思考。理智的思考也究竟不能完全平息情感的波涛，于是诗人躲进幻想里，希望有“一间小房”，让他来躲避“外界的强暴”，而他“情愿拿海阔天空扔掉” ( 《十四行诗?意体?二》)。正因为这样，孙玉石说： 《石门集》“不乏一个受伤的心灵沉思的纪录和失望的呼喊。”朱湘的《石门集》在学习西方格律诗体方面用力较勤，它虽然和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有着明显的距离，但又确实给中国新诗增添了新的因素。

朱湘在创作上是个极其严肃的人，他把诗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毕生追求美，创造着诗美，并最终“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晓的地方”。朱湘在新格律诗领域的执著探索，对新格律诗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在2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还活跃着一股特别的诗歌思潮，这就是早期普罗诗派。早期普罗诗派是工农革命运动高涨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大传播、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产物，它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是高昂的，语调是高亢的，比较突出地描绘了时代的壮阔画面，反映了人民大众的觉醒，表现了先进阶级的历史责任心，为中国现代诗歌向大众化方向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彭湃、恽代英等先进知识分子当时也写了表现工农运动、宣扬革命意识的革命诗歌，但是真正代表早期普罗诗派的诗人，无疑当数蒋光慈。

蒋光慈(1901―1931)，安徽金寨县人。在芜湖读中学时，是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1921年到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诗歌创作。1924年回国，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赴上海组织太阳社，编刊物，倡导革命文学。蒋光慈比较早、也比较集中地宣传和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并最先为文坛提供了普罗诗集《新梦》 和 《哀中国》。

《新梦》和《哀中国》这两部诗集中的诗，最早的写于1921年去莫斯科的途中，最晚的完成于1926年10月，正是大革命的高潮之时。蒋光慈这两部诗集的突出特点是全都写革命，革命的题材和主题、革命的思想和情绪，弥漫在两部诗集之中。《太平洋中的恶象》抨击帝国主义耀武扬威，无处不在，呼唤人们赶快起来革命。《一个从红军退伍归农的士兵》真实地写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后退伍归农的红军士兵的心绪。这些解甲归田的士兵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从枪头上夺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革命为建设拓荒，建设保卫革命果实。《送玄庐归国》认为苏联是赤色的土地，莫斯科是自由的天国，革命是盛大的节日，诗中还首次出现了 “无产阶级革命” 的字样。《哭列宁》 以悲痛的感情，昂扬的调子，歌颂列宁的伟大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不朽功绩，“死的是列宁的肉体，/活的还是列宁的主义; /列宁虽死了，/列宁的心灵永化在无产阶级的心灵里。/倘若我们是列宁的学生啊，/且收拾眼泪，/挺起胸膛，/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把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新人、新面貌，以及革命导师列宁作为歌颂的主要对象和诗篇的首选主题，这是《新梦》的思想内容特色，在现代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诗人慷慨激昂，抒革命豪情，展阶级壮志，令人耳目一新。因此，由瞿秋白主办的 《新青年》 以显著位置介绍了这部诗集，称 “新梦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响雷，一盏明灯。新梦一定要如响雷一般震动人们的心灵，一定要如明灯一般照亮人们的眼睛”。

面对国内的现实，诗人心急如焚，血泪奔涌。《哀中国》是一首深沉的悲歌。诗人热爱祖国、歌颂祖国，“你身上排列着许多蜿蜒的江河，/你身上耸峙着许多郁秀的山岳”。但是太平洋恶象丛生，满国外敌横行，江河流着呜咽的悲音，山岳呈现惨淡的颜色。对中国现状的深刻认识，对中国形势的准确把握，对革命刻不容缓的急切心情，均流溢于笔端。《中国劳动歌》就直接呼唤革命;《血花的爆裂》有感于“五卅”惨案，向为争取自由而英勇献身的英烈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哀中国》有着广泛而具体的革命内容，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榜样、革命的主力、革命的方式等，诗集中都有所揭示，有所阐释，而贯穿于其中的便是他深沉的爱国思想和激越的革命热情。

《新梦》和《哀中国》直接反映现实，干预生活，以民族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直抒胸臆，少含蓄，不用暗示。蒋光慈的这些诗歌既有现实的根据，又弥漫着理想，启迪人思考的成分少而号召人行动的成分多，其在中国现代诗歌中自成一派是毫无疑问的。《新梦》 和 《哀中国》，作为早期普罗诗歌的代表，对于普罗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对抗战诗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和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大众化、革命化的历史进程。

在火热激烈的革命斗争和纷纭复杂的诗歌思潮的激流中，安徽现代诗坛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被誉为 “时代的鼓手” 的田间。

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人。1934年到上海光华大学就读，他以自己对中国底层艰难生活的深切感受和对理想生活的衷心向往，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进步的革命洪流中。同年，田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先后参加了 “左联” 刊物《文学丛报》和《新诗歌》的编辑工作。火热的革命斗争现实不断地鼓动着他诗神的翅膀。1935年，田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未明集》。1936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两本诗集。这三本诗集的出版使田间受到了评论界和读者的注目。

从田间一生漫长的诗歌创作历程看，上述三本诗集可以说代表了他的艺术生命的第一阶段。这三本集子中的诗作，基本是作者离开故乡后身居都市，接触到复杂的大千世界，尤其是进步事业，从而激发对自我人生体验和广大农村生活的反复咏叹。作品大多以现实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为题材，展示了30年代中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剧过程中农民的苦楚与反抗，也传达出诗人青年时代对世道不公的浓烈忧愤。从总体意义上说，这种浓烈的忧愤之情构成了诗人这一时期诗歌的抒情主旋律。在 《未明集》代序 《我怎样写诗的》一诗中，田间向世人展示了他真诚的灵魂：“我，/生长在南方的村野，/城市，给我又浪荡了十年。/我没有在她怀中哭泣过，/也没有流过泪! /在世界上，/在中国，/我养育着弱小的自己!”这里透露着一种既忧且愤，流露着一些伤感忧郁而又沉着豪迈的情愫，它们形成了田间这一时期诗歌的基本抒情格调。诗人是忧伤的，这忧伤既是历史的必然反映，又包含了文化的缘由。然而田间没有由忧伤走向悲观绝望，他在时代风雨中敏锐地捕捉到民族情绪的发展趋向，捕捉到饥饿的土地上蓬勃向上的旺盛生命力。他以简捷的诗行、急促的旋律和高亢的语言传达着一种战斗者的激情，“射击吧，/东北的民众啊! /松花江上的自由，/在红色的颤动里荡漾” ( 《中国牧歌?松花江》)，“在中国，/养育吧/斗争的火焰” ( 《中国牧歌?走向中国田野的歌》)。在那激情弥漫的粗犷画面中，没有太阳的街，荒芜惨淡的村野，忧郁流淌的河流……构成了凝重的黑色背景，而在这黑色背景上，诗人又歌唱着甜蜜的玉蜀黍、年轻的油菜花，歌唱着人民的生命力和他们“钢铁的健康”，歌唱着从死亡线上出发的 “渴望着盐和水” 的行列，以及他们挺起的 “森林般的胸脯”。田间的忧伤和呐喊都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随着时代的急骤发展，这个 “温顺” 的 “农民之子” 在充满暴风雨的革命斗争原野上迅速成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爱国烈火把田间的满腔激情再次引燃，由上海到武汉，他迅速追踪着抗战的烽烟，写下了 《中国的春天在号召全人类》、《棕红的土地》、《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 等著名诗篇，尤其是抒情长诗《给战斗者》，像战鼓，像号角，震动整个诗坛。1938年春，田间从武汉奔赴晋西南临汾，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任战地记者。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生活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夏天，田间到了延安，年底又随 “西战团” 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那里一直工作、生活到全国解放。丰富的生活经历不断使诗人迸发出创作灵感，他这十余年来创作的诗歌，除了一些散见于报刊的短诗，大多收录在 《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 (1938)、《给战斗者》 (1943)、《赶车传》、《戎冠秀》 (1946)等集子里。这些诗作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直接为历经千辛万苦的抗战军民输送精神炮弹的鼓动诗; 另一类是对夺取胜利的英雄将士和在斗争中觉醒的普通民众着力赞美的讴歌诗。

田间的鼓动诗集中收在 《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 和《给战斗者》中，像《我们的进行曲》、《五个人》、《晚会》、《我们会操》等。而最充分体现诗人 “擂鼓” 气概的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街头诗”。田间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非常重视街头诗的创作。他的街头诗的共同特征是诗行简洁、通俗明白而又带有警策哲理，能够迅速揭示事物的本质，并能高强度撞击人的心灵。如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 ‘看/这是奴隶!’”诗人有意设置一种辩论式假设，然后由此迅即推出一种毋庸置疑、令人震悚的必然后果，因而具有令人信服的鼓舞力量。又如 《义勇军》： “大风砂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他回来： /敌人的头，/挂在长枪上!”两个艺术画面的对比，以平淡舒缓的色彩烘托和暗示着无限内涵： 侵略者不堪一击; 而复仇战士的英勇自豪形象立即活跃在读者的眼前，给人以鼓舞。

田间的赞美讴歌诗大多是叙事诗。在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田间努力深入工农兵，下到基层做实际工作，以普通群众中的一员去细致体会群众的战斗生活和精神历程，在诗歌创作中努力追求大众化、民族化，从而带来了其诗从思想内容到语言、章法句式、形象结构等一系列变化。另一方面，当全国同胞通过浴血奋战，把早期的悲怆之情化作一缕缕胜利的喜悦时，田间的战斗激情也逐渐得到了升华，并在敏锐地追踪着民族飞跃的历程中重新寻找到新的情感兴奋点。田间日益轻松、从容地俯察人民走过的战斗历程，同时在作品中逐渐自信地倾吐着对人民战斗历程和民族光辉未来的讴歌。《她也要杀人》 是一首长篇叙事诗，通过描写一位叫白娘的北方农村少妇的悲苦命运和最后的怒吼抗争，象征性地揭示了横遭凌辱的中华民族由沉默到呐喊到拼杀的悲壮历程。诗人的描述与主人公的复仇心理独白交织构成长诗基本结构，在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推进中，激荡着强烈的复仇与抗争情绪。《戎冠秀》是歌颂被誉为“子弟兵母亲” 的晋察冀边区著名劳模戎冠秀英雄事迹的叙事长诗。诗作选取戎冠秀苦难经历和英雄事迹中的33个片断，展示了这位身居旧中国底层的农村妇女，在接受教育后成长为新时代的主人和英雄母亲的曲折生活经历及精神历程，读后令人感受到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和战争教育人民的伟大意义。《赶车传》 (第一部) 艺术地再现了当时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光辉斗争，作者以精湛的艺术手法精心刻画了贫苦父女石不烂与蓝妮的形象，唱出对现代中国农民在摆脱悲惨处境、追求解放过程中所显示的鲜明爱憎精神与顽强不屈品格的无限崇敬之情。除创作长篇叙事诗外，田间在这个时期还十分重视小叙事诗的创作，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写翻身农民精神变革的 《贫农和酒》、《下盘》、《进城》 等，有讴歌边区先进模范人物的《赞刘万诚》、《打锤老人》、《好医生》等。最著名的是写于1945年的一组小叙事诗 《名将录》，田间有意识避开琐屑事情的描述，着力于点睛传神式的艺术追求，简洁而深刻地展示了革命军队中率领正义之师的将领们的思想个性和心灵境界。田间的叙事诗比较注重情感的含蓄蕴藉，追求风格上的朴素平淡，同时把传统艺术手法与现代精神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富浪漫传奇色彩，又显示出时代革命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田间的创作再次出现丰产期，他以敏锐的艺术视角不懈地捕捉生活中真善美，及时地为新时代献出真诚的赞歌，取得了丰硕成果。

田间的诗歌创作历程，记录着几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忠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命运的艰难变迁，人们也能时时触摸到诗人那颗与民族的灵魂热烈拥抱的诚挚心灵。田间的诗歌以其鲜明的独特性，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不愧为时代的鼓手!

在纷纭变幻的现代诗歌思潮史中，安徽现代诗坛无疑是一片火热的沃土。安徽现代诗坛作家众多，作品如星，并且始终能够在多种诗歌思潮的斗争和融会中，紧紧把握住社会生活的脉搏，贴近生活，反映生活，以现实主义为主流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毫无疑问，安徽现代诗歌是全部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一个绚烂的篇章。

二、蓬勃发展的散文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发挥的作用也是极其显著的。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发源于五四时期前后，当它还处于方兴未艾的草创时期，就表现出了旺盛生命力。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也始终在蓬勃地生长着。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 中曾指出： “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这段话描绘淋漓尽致，足以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丰富多采，蓬勃发展的盛况。

伴随着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不断进步，安徽现代散文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安徽文坛自古就有优良的散文传统，在五四运动以来整整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安徽作家更是饱含激情，辛勤耕耘，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散文作品，响亮地回应了时代的召唤。纵观30年来的安徽现代散文创作，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潮，是强烈地要求从帝国主义，特别是封建主义的长期束缚底下挣脱出来，实现以 “民主”和“科学”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安徽现代散文创作顺应了这一主潮，虽然其间也有不和谐音，但是绝大多数作家都能自觉地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积极地回应时代的召唤。应该说，这正是安徽现代散文创作获得巨大丰收的根本原因。除此以外，还有散文自身的特点所产生的原因，这就是散文创作较诸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形式，在表现的方法上要自由自在得多，同时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种武器。因此当时许多从事社会斗争和思想启蒙的安徽作家，如陈独秀、胡适、吴组缃、方令孺、周而复等人，以散文这种文学样式作为自己从事战斗的武器，也就自然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安徽现代散文创作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除了创作主流的积极性、进步性以外，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散文创作队伍比较庞大。散文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文学样式，其作者无疑要广泛得多。各条战线上的人们，只要心有所感，而又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掌握一定的文学技巧，就都有可能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佳篇来。现代文学史上的安徽作家，几乎都创作过一定数量的散文作品，例如蒋光慈、台静农、朱湘、田间等人，虽然以小说或诗歌创作见长，但也都有散文作品问世。此外，安徽现代文坛还培育出了一些专门的散文作家，像陈独秀、吴组缃、方令孺、韦素园、阿英、周而复等人，在文学创作上都以散文见长，都有散文作品集流传于世，可以算得上是专门的散文作家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散文作家，都是安徽现代散文创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创作对于推动安徽现代散文创作的蓬勃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创作队伍保障。其次，散文体裁多种多样。安徽现代散文创作艺术形式自由灵活，艺术触角敏锐广泛，能够将叙事、抒情和议论的功能熔于一炉而又各有侧重，因而散文体裁多种多样。举凡杂感、短评、小品、随笔、速写、报告、游记、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等，在安徽作家的散文创作中都有恰如其分的运用。安徽现代散文创作就是运用这些灵巧轻便的散文体裁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在这里可以看见五光十色的世界，可以听到感情澎湃的激流，可以领略思想哲理的火花。由于散文体裁充分灵活的运用，安徽现代散文创作流派纷呈，风格多样，在实践上为现代散文创作理论的概括与总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总之，30年来的安徽现代散文创作时代性强，队伍庞大，题材广泛，形式灵活，风格多样，“确是绚烂极了”。

根据散文的不同功用，大体上可以从叙事性、抒情性和议论性这三种角度来对它进行区分。在绝大多数的散文作品中，自然都会具有叙事、抒情和议论的因素，它们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过也总会有所侧重，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现代文学史上统称为“杂文”;叙事和抒情并重的散文，就是“小品”; 至于侧重于抒情性的散文，因为基本上省略了叙事的因素，自然就写得十分简洁精炼，颇具诗意，这就是“散文诗”; 而侧重于叙事性的散文，则是在30年代以后正式勃兴起来的 “报告文学”。在安徽作家的散文创作中，这几类散文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当然，就散文创作的艺术水平而言，安徽作家的杂文、小品和报告文学创作成就要突出些，散文诗的创作成就略嫌薄弱。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安徽作家的杂文、小品和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以勾勒安徽现代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

在安徽现代散文创作中，得到重大发展和产生深远影响的首先要推议论性的散文。由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跟封建顽固派文人进行论战的需要，议论性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在当时除了出现很多的长篇论文之外，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匕首与投枪似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像刊载于《新青年》杂志上的“随感录”。由于这类文字在思想上的尖锐泼辣，以及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意味，因而立即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这就更促进了它的蓬勃发展。在这种议论性的散文创作方面，安徽作家当时是走在前列的，陈独秀和胡适就是在这方面最为勤奋、最有影响的安徽作家。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 “随感录” 的开创者，为杂文艺术的成长建立了重大的功绩。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随感录”这个栏目中，他也是撰写作品最多的作者。陈独秀的这类文字侧重于政治和社会问题，从“法律与言论自由”，谈到“革命与制度”，从 “军人与官僚”，谈到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抨击时弊，探索光明，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起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陈独秀的讽刺性的短评文字，往往写得直率流畅，颇具高昂激烈的战斗精神。他发表在 《新青年》第九卷第2号上的三篇随感录： 《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底误会》 和《反抗舆论的勇气》(1921)，就曾受到鲁迅的称赞，说是“独秀随感究竟爽快”(1921年8月25日致周作人的信)，由此可见陈独秀随感录的独特风格。

除了大量的随感录之外，陈独秀发表在 《新青年》上的一些议论性散文，也以生动的文字，激越的情感，喊出了急进民主主义的呼声。如《偶象破坏论》(1918)，号召“破坏!破坏偶象!破坏虚伪的偶象! 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 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伪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象，都应该破坏!”他的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言论，对当时的读者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就散文艺术而言，文章激情澎湃，气势博大，不失为议论性散文佳作。至于他为 《新青年》 编辑部的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1919) 更是张起 “民主” 和 “科学” 的旗帜，勇敢无畏地声明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战斗的意志显得十分强烈旺盛。陈独秀的杂文在五四时期很有影响，始终迸发出一种强烈地想要摧毁黑暗势力的思想光芒，在艺术上也比较成熟，写得很直率和流畅。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杂文主要侧重于思想文化问题。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八项文学改革的主张。在对这八项主张进行解释和发挥时，胡适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反对摹仿古人之作。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他极力提倡白话文。他说：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些主张对旧学产生了猛烈的冲击，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 一文中，认为胡适是 “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的 “急先锋”。随后，胡适又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并将他文学革命的诸多主张概括为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些文章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界影响很大。所以，郑振铎说胡适的文章是“最堂皇的宣言”。在此期间，他还提倡女子解放，呼吁社会自由，以及发展个性，这些都使他名副其实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胡适五四时期的长篇议论文，虽然也包含着深刻的批判性，但是并不像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那样热情激烈。作为关注思想文化的学者型散文，胡适的文章显得朴实而不失尖锐，理智而又缜密，像 《新思潮的意义》、《 〈吴虞文录〉 序》、《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等，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方面的特色。关于散文创作，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白话散文很少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 ‘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 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 ‘美文不能用白话’ 的迷信了。”胡适只强调周作人散文作品的成功，而忽略了鲁迅、李大钊等人散文创作的重要意义，自然有失偏颇。不过，他看到了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却又是合乎事实的; 另一方面，他对散文小品的“美文”性质和艺术特色的概括与肯定，对于推动散文艺术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陈独秀和胡适五四时期的议论性散文的创作，是有着较高水平和积极意义的，不仅代表着这一时其安徽现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平，而且走在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首列，其开创之功不可没。20年代以后，陈独秀、胡适的思想都发生了蜕变，因而他们的散文创作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战斗精神，艺术上也乏善可陈。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日趋严酷，20年代以后安徽作家的议论性散文创作相比之下显得较为平淡，一方面缺乏专门的创作队伍，另一方面也失去了五四散文鲜明强烈的批判精神。不过在一些进步的安徽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仍旧不难看到一些倾向性很强、艺术性很高的议论性散文作品，像蒋光慈的《纪念碑》、方令孺的《信》、阿英的 《夜航集》等散文作品集中，都有这类作品。例如蒋光慈的散文 《在伟大的墓之前》 (1925)，记叙了他瞻仰列宁陵墓后的感想，其中叙述了中国的苦力对列宁的崇敬以及衷心向往着列宁的印度民间传说，整篇散文议论性很强，并且具有一定的诗意。像这种抒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的散文创作中还很不多见，是值得在现代散文史上提及的篇章。此外，阿英的杂文也很有成绩。阿英是坚持在上海 “孤岛” 用杂文进行战斗的作家，他的不少篇章都是投向敌伪和黑暗势力的匕首。他的杂文《剑腥集》 (1939年出版)，以谈论文学艺术掌故为主，其中的《 〈西行漫画〉题记》一篇，歌颂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惊天地动鬼神的意志”，在当时沉闷的氛围中，洋溢着震撼人心的激情。总之，20年代以后，安徽的议论性散文创作虽然没有取得像五四时期那样的辉煌成就，但是它的主流始终是积极进步的。安徽作家大多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满怀社会正义感，创作了许多倾向性很强的议论性散文。这些散文不仅思想性强，在艺术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不乏璀璨夺目的“珍珠”。因此，总体上说，安徽的议论性散文创作，成就不菲，既符合时代的需要，又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发展潮流。

在安徽现代散文史上，抒情散文起步要晚于议论性散文，但是取得的成绩却是令人瞩目的。首先，安徽现代作家中从事抒情性散文 (主要是小品散文) 创作的要多得多，创作队伍相对庞大是安徽抒情性散文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表现。其次，就散文的艺术性而言，安徽作家的抒情性散文评论创作，与议论性散文和叙事性散文相比，无疑要显得更加突出。安徽作家的抒情性散文创作不仅充分发挥了散文艺术的固有技巧，而且将诗歌、小说的一些创作技巧融入到散文创作中，受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现代散文艺术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再次，安徽现代抒情性散文创作题材广泛，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上，又是议论性散文和叙事性散文所无法比拟的。安徽作家运用小品、游记、书信、日记等形式，或表达对自然山川的热爱，或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赞美纯真的情感世界，或鞭挞丑恶的世相百态，笔触所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无不得到充分、真实的反映。总之，安徽现代抒情散文创作在思想上是积极进步的，在艺术上也自有特色，从而丰富了安徽散文创作的收获。

在安徽现代抒情性散文创作中，吴组缃的创作无疑最具有代表性。吴组缃是安徽泾县人，1929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创作小说和散文。有 《吴组缃小说散文选》行世。吴组缃的散文，跟他自己的小说一样善于精雕细琢，有一种独特风貌。他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总是那样活灵活现，对情节结构的安排总是那样严密紧凑，对社会世态的描摹总是那样淋漓尽致。他的散文有着近乎小说的笔法，在叙述中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情趣，这样就使作品具有更丰富的艺术魅力。他的那些写得较为成功的散文，很少直接倾泻自己的感情，而是在精心勾勒的场景中，冷静和细腻地描绘出生动的人物来，这跟他的第一人称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小品 《黄昏》就是这样的篇章，通过自己回家探亲的那天傍晚的叙述，绘声绘色地描摹出了几个在乡村中濒于破产的人物。《柴》是通过对自己童年的回忆，细致地刻画了雇工鹭鸶哥悲惨和暗淡的一生。这些篇章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农村经济的萧条，有着较高的思想性。

《泰山风光》是吴组缃写得最成功的散文作品，它委婉曲折地描绘出了旧中国种种光怪陆离的现状，像道士和尚的敛财手段、祖传乞丐的生财法门等，都写得曲尽世态，物无遁形。吴组缃始终侧重于细腻地描绘人物的动作和神态，通过对他们一举手、一投足的细致勾勒能够做到烛隐洞幽，深刻准确地把握住他们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吴组缃的描写能够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可以说是得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他在描述芸芸众生和社会世态时，还能从容不迫地插上几句对泰山风景的精致描写，这段相当精彩的文笔，不禁让人想起刘鹗 《老残游记》里备受称道的风光长卷来。像他这样的写法，在艺术上自然显得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除了吴组缃以外，安徽作家方令孺、苏雪林、韦素园、朱湘等在散文创作上也都是以抒情性散文见长的。他们的作品在题材上往往局限于狭小的天地，反映社会生活内容较少，艺术上也欠成熟，固而抒情性散文艺术成就不及吴组缃。不过，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仍不难发现一些值得称道的篇章。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是“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之一，有散文集《信》(1945年出版)。她早期的散文作品受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往往于优美、精致的文笔中流露出较多的苦闷、忧郁和辛酸哀怨的情思，追求一种朦胧、高雅的艺术风格。《游日杂记》 就是其早期散文风格的体现。作品着重描述了自己旅日的见闻，突出日本的风俗民情和文化特点，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波澜，在展开一幅幅清新秀丽的风景画卷的同时，总带有沉思冥想的情绪。《忆江南》是在月光底下引起的一缕情思，作者在抗战的大后方，怀念着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故乡。作品首先渲染出故乡被侵略者蹂躏后破败的景象，再来写她的父亲并不过于悲痛，因为“可悲痛的有比这更大，更大的事”，通过这种强烈的对照，勾勒出一个识见宏远的老人的形象。尽管作者所用笔墨异常俭省，却充分显示出艺术上的含蓄和蕴藉的力量。《琅琊山游记》写得精致、亲切，很富有诗意，很像是王维的《辋川图》，不过其中那种萧然出世的韵味，确实离开现实生活太遥远了。方令孺早期的散文，既没有深奥的思想，也没有广阔的生活，不过尽管格局很小却也自有与众不同的情趣。解放后，随着社会的变化，方令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表示 “要毁灭我自己，不留一丝固有的原素”，“大时代给我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同时她的散文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很大变化，由朦胧到明快，由纤细到粗犷，热情歌颂新人新事，与前期散文迥异。

韦素园，安徽霍邱人，曾与台静农、李霁野等人创办 “未名社”，有散文小品集 《西山朝影》。韦素园主要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散文作品并不多，《春雨》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篇。这篇散文，构思巧妙，手法别致，富有诗情画意。文中对爱情故事的表述，似乎是按照小说惯有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模式来布局的，淡化外在情节，深入心灵世界，具有诱人的神采。同时，作者又极力诗化人物，赋予笔下少女以诗人的情怀，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写得情态幽然，饶有诗趣。散文小说化和散文诗化，是这篇散文的重要特色，二者在叙意抒情上统一起来，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在现代散文史上是不多见的。

苏雪林，原籍安徽太平，是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创作以小说为主，散文作品并不多，不过 《溪水》却是安徽现代散文史上难得的散文诗佳作。作者把溪水拟作少女，在把溪水拟人化的过程中，奇妙自然，拟人而不露“拟”的痕迹，人化而不显人为的漏洞，妙笔传神，简直把溪水写活了。溪水的一荡一漾、一漩一卷、一冲一撞，活化了少女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整篇散文诗描绘和赞美了溪水犹如少女般的情怀和性格，具有诗的意境、诗的魅力，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

安徽作家的抒情性散文创作，是取得了丰硕成果的。除上述作家作品外，像朱湘的 《江行的晨暮》、阿英的 《城隍庙的书市》以及蒋光慈的 《纪念碑》 中的一些作品，也都很有欣赏价值。总的看来，安徽现代抒情性散文创作多姿多彩，既有激情的倾诉，又有细腻的表白，既有精致的描绘，又有传神的叙述，风格多样，成就斐然，充分显示了安徽现代散文创作的繁荣与收获。

在现代文学史上，叙事性散文即报告文学的正式兴起，已经是3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安徽现代报告文学创作起步较晚，也不如议论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繁盛。但是报告文学能够迅速反映人们所关心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因而能够体现安徽现代散文创作的战斗精神，在安徽作家中，阿英、周而复于报告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阿英(1900―1977)，原名钱杏?，安徽芜湖人。在现代文学史上，阿英是比较早地关注报告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在上海事变前后，各地报刊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报道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实况。阿英在当时大量涌现的描写淞沪战役的通信报告中，选编、辑录了其中的28篇，编成《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1932年出版) 一书。阿英以 “南强编辑部” 的名义，写成《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一文，作为“代序一”，冠于卷首。在这本集子中选录的作品，大都是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通信报道，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要求，无疑都还显得比较粗糙，然而它是在 “报告文学” 这个名称底下出版的最早的结集，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文献的价值。《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的出版，充分反映了阿英对报告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自觉与关注。

作为 “左联”作家，阿英积极响应 “左联”所提倡的 “工农兵通信运动”，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他的报告文学题材较广泛，充分反映了底层的苦难，写出了对旧秩序愤懑和反抗的情绪。他的《灰色之家》(1923年出版)，叙述他在上海某牢狱中所度过的几个月的生活，将牢狱里的难友们发生的种种事情，写得细腻生动，充满活力。从他这个革命者的眼里看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中，“随处都能发现的，却是那跃动的生命力，强烈的反叛的意志，这意志是如火花一样的不断的在那里爆发，我相信，这监狱终有一天要完全覆灭在这意志下的”，这确实是把握了时代跳动的脉搏。《流离》是阿英1927年的日记选，记述了作者 “四?一二”事变后由芜湖逃往武汉的经历，1928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署名寒星。这部作品以作者大半年逃亡经历为线索，真实地记录了那个风云险恶的时代面貌。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七一三以后的武昌》，叙述流亡到武昌的种种见闻，全文朴素简练，文笔凝重，很具有“报告”的价值。《盐乡杂信》是当时较早反映盐民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全篇为书信体，从各个方面介绍澉浦盐民的生活，全面揭示他们在苛刻的盐税和 “灶董” 的盘剥下的种种痛苦，在当时反映农村凋蔽、农民苦难的作品中是比较出色的一篇。

1941年以后，阿英举家奔赴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为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战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历尽艰险，深入前方、农村，创作了 《扫荡别记》、《春荒杂记》等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斗争。阿英的报告文学创作，从大革命时期到上海 “孤岛” 时期再到解放区时期，始终积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爱憎分明，并逐渐走上了文艺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创作道路。他的报告文学创作题材广泛，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战斗性，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安徽报告文学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周而复是安徽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位比较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周而复 (1914― )，祖籍安徽旌德，早年曾与聂绀弩、田间等人编辑《文学丛报》，1938年大学毕业后去延安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抗战文艺蓬勃发展，报告文学成了时代的宠儿，“小说的地位几乎全被报告速写所代替” (郭沫若 《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周而复的创作最初以小说为主，在时代的感召下，他开始致力于报告文学创作，写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1936年，周而复就参加了大型同题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的写作，1937年到达陕北后，他开始集中利用报告文学这一形式，热情讴歌解放区军民在抗战斗争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周而复是始终奔波于正面战场的作家，经常亲临前线采访，在战斗生活中获取素材，因而他的作品中充溢着热烈的爱国激情和战斗精神，善于在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中展示英雄们的崇高品质。像1939年写的《黄土岭的夕暮》，描摹抗战初期的这场搏战时，渲染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刻画出英勇顽强的八路军战士的形象。1944年写的 《海上的遭遇》 (集体创作，由作者执笔)，叙述一队去延安学习的新四军干部在海上与敌人遭遇的战斗情形，通过对力量悬殊的战斗场面的细致描写，充分展示了人民战士奋不顾身的伟大战斗精神。此外，像 《晋察冀行》、《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巡视华北记》等，也都是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

《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和报告文学集 《晋察冀行》，是周而复抗战时期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两部作品。《晋察冀行》是关于晋察冀边区的翔实的报导，作品所描写的聂荣臻将军热爱人民的精神，以及解放区人民所过的民主和自由的生活，今天读起来依旧是令人钦佩和向往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一篇著名的作品，作者栩栩如生地写出了白求恩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动。白求恩热忱地爱护伤员，憎恨那种不关心伤员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嫉恶如仇，可是一看到别人改正了错误时，就万分欣喜。他一旦发现自己处理的某些工作做得不够完善时，就立即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作者用简洁朴实的笔墨，准确地写出了白求恩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热情歌颂了白求恩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这部作品内容丰富，也很有艺术特色，除了第一部分是概括介绍白求恩外，其余八个部分全用生动的情节刻画白求恩的几个侧面，从而使白求恩形象栩栩如生地屹立在我们面前。《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不愧是众多描绘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中的一篇佳作。

报告文学集《东北横断面》和《松花江上的风云》，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犯解放区前夕，作者巡回东北各地的见闻纪实。在 《松花江上的风云》 中，往昔与现实，野蛮与民主，黑暗与光明，痛苦与欢乐，都得到了真实的反映，相当清晰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不同侧面。《东北横断面》写的是作者穿行在东北境内的所见所闻，涉及解放区，但是重点是写国统区，其中有对战后城乡景物的描写，更多的是对政治态势和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这部作品是作者在广泛观察、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同时，作者的态度相当冷静、客观，既揭示了国统区社会生活的黑暗和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又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美军中主张和平、民主的人士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赞扬。总的来看，这部作品写人记事质朴生动，文情并茂，舒缓自然，它和 《诺尔曼?白求恩片断》是周而复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两篇。

阿英和周而复应该说是安徽现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李霁野也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不过他的作品与安徽文学史上的群众报告文学作品一样，影响不是很大。综观安徽现代报告文学创作，尽管队伍不大，作品不多，成绩却是相当喜人的，其题材之广泛，思想之进步，艺术之成功，都符合时代潮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大趋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30年中的安徽散文创作，从成长壮大到获得重要的成就，都是因为它适应了时代和战斗的需要。安徽作家坚持运用散文这种艺术形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顽强的斗争，创作的主流是始终沿着诅咒黑暗和向往光明的道路前进的。与此同时，像陈独秀、阿英等人，还顺应历史的需要，积极提倡散文创作，从而为安徽散文创作开拓了宽广的道路。安徽作家继承了中外文学的优秀传统，在艺术上严格要求，勇于创新，把散文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三、成就卓著的小说创作

中国现代小说是在近代小说观念更新和新小说兴盛的基础上，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催生的。翻检近代80年的小说发展史，小说观念的更新始终是一股异常活跃的文学思潮，从 “小说界革命”到谴责小说的兴盛，到“以白话为正宗”的新小说的兴盛，中国小说始终在与旧小说割离、裂变，在新旧之交的复杂社会里缓慢探索、前进着，逐步动摇和瓦解了歧视小说的正统文学观念，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震撼了文坛，督促文艺战线上的先觉者展开清理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细致工作。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终于在人们高谈文化更新、文艺改良的呼声中爆发了。历经几十年沧桑变革的中国小说，如同烈火中的凤凰一般终于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形象，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学潮流。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成就卓著。安徽作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运用各异的小说创作理论，多方位、多视角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纷纭变化的社会生活，以卓越的创作成就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画廊。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安徽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台静农、蒋光慈、张恨水和苏雪林等，他们的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上较全面地反映出了安徽现代小说创作的历史面貌。

台静农(1902―1990)，安徽霍丘人，未名社重要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 《地之子》 (1928)、《建塔者》 (1930) 等，在台湾有 《台静农短篇小说集》、《龙坡杂文》等出版。他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早年写过反映青年要求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篇什，但最具特色、且最具成就的，是那些始刊于 《莽原》半月刊、随之结集为 《地之子》 的小说，是那些以冷隽沉郁的笔调写 “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 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

未名社是鲁迅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的文学青年社团，其社员多受鲁迅的熏陶。作为未名社的重要小说家，台静农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满腔悲愤和同情，写出了宗法制乡村的现实生活图景，这是台静农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成功之处。他笔下的安徽农村，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下，闭塞、灰冷、残败，有如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朴朴、鬼影幢幢。田主老爷们横行乡里，广大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蚯蚓们》描写荒年造成 “民变”，被田主请来官兵残酷地镇压下去之后，勤谨老实的农民李小求贷无门，无法养活妻孥，只得忍痛含泪以40串钱的代价卖掉妻子。《负伤者》 中的吴大郎，妻子被乡绅霸占，自己脚面被乡绅砍伤，还被关押起来。警察署长以十几元大洋的身价，强迫他在卖妻字据上画押，逼得他离乡背井。他酒醉后回家探视，便被乡绅加上黑夜行凶的罪名，押解县城严办。在这些小说里，农民在宗法制度的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遭受着肉体的和心灵的创伤，这种生活悲剧是多重性的。封建伦理和习俗是套在农民颈上的枷锁，是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又一重要原因。《烛焰》中颖慧美丽的少女翠姑，便是夫权社会的殉葬品。未婚夫已病入膏肓，但是她的父母却以“女儿毕竟是人家人” 为由，将她嫁到夫家 “冲喜”。入门不到三四日，她就身着丧服哭送灵柩了。这种野蛮的 “冲喜” 习俗，反映了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制度下女性价值荡然无存。除了揭示出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外，台静农的小说还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新坟》中的四太太，原是殷实人家，守寡之后，理想在于儿子成人，男婚女嫁。但是一场兵变后，女儿被兵强奸，儿子被兵杀害，家产被族人骗走。她流落街头，乞讨度日，神智疯颠，在紊乱、虚幻的错觉中寻求幸福。由于天灾人祸频繁，官、绅、兵、匪为害，人们失去了一切幸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向冥冥的彼岸世界寻求内心安慰。《红灯》描写寡妇丧子的悲哀，描写她想让儿子在阴间得到安逸、得到超度的心情。得银的娘自儿子三岁就守寡，备受欺侮，挣扎着把儿子养大，能做生意赚钱了。但是土匪头子逼得银入伙，驻兵营长又拿得银开刀示众。她在人生路上，只有苦难，没有幸福，遗憾不曾为儿子添置过长衫，想借钱买纸糊衫以慰亡灵，竟然也无法如愿，惟有从破墙上捡一块用剩的红纸，做一个美丽的小红灯，去超度亡灵了。这个命运偃蹇的寡妇自己不能超度人间苦海，只好希望儿子能够超度阴间苦海，在这种描写中，作者融进的是何等的悲愤! 台静农小说的悲剧色彩异常浓郁深重，充分反映了当时安徽农村的黑暗闭塞状况和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其中饱含着愤怒的批判精神。就其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思想内容而言，台静农不愧为病态农村社会的一位卓越的 “解剖师”。

台静农的小说格调沉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首先，台静农小说多选取典型事件的横断面，结构巧妙，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把尖锐的社会问题表现得集中而深刻。《天二哥》写一个乡间酒徒看似英雄豪爽、实际愚昧无聊的死。小说开头就写了饭店门口的闲谈，有人说他的死是难逃的天数，有人说他死后变鬼吓人，有人为他撕纸钱招魂祷告。小说有力地揭示了这个酒徒的死是这种愚昧乡风的必然产物，也在这种愚昧乡风中衡量了它的价值。《烛焰》的开头写吴家的出殡行列，写翠姑不胜哀伤的哭泣，写市人好像上元节看春灯似的围观，写各式各样的人物对整个事件的议论，以倒叙的方法把事件的结局展示在读者眼前，使人感受到其中由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成的凄然气氛。台静农小说惯用平凡人物的经历，把人间悲剧揭示得触目惊心，这主要是由于他善于运用短篇小说的剪裁和布局方法，笔墨经济而结构巧妙。《蚯蚓们》抓住事件的高潮，集中描写李小卖妻的一个晚上的场面，把他家庭的贫困，夫妻间的矛盾和留恋，儿子的稚气和无知，旁人的冷漠以及主人公烦躁、哀伤、羞愧的复杂心情交织在阴森夜色和黯淡灯光之中，笔力遒劲，色调阴郁，极具艺术感染力。其次，台静农小说技巧圆熟，擅长描写人物心理、挖掘人物灵魂，善于通过场面描写和细节描写表现形形色色人物的思想性格，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红灯》写得银的娘劈竹制灯，伤及手指，忍痛扎灯，欢欣而痛楚地完成 “这种至大的工作”。这篇小说中的这种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对揭示和深化小说的主题，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其余如 《天二哥》、《烛焰》、《蚯蚓们》 等，都不乏这类的场面描写、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这些描写体现了作者圆熟的小说技巧，使人读后，如触电，如闻雷，哀悲泛起，感慨系之。

台静农是一位紧紧追随时代潮流的小说艺术家，他的小说创作有着一种趋时而进的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他继《地之子》之后，写成《建塔者》诸篇，而且体现在其他零散的为数不多的小说上。1923年，他写成处女作《负伤的鸟》，采取郑躅君寄自家乡的自叙残稿的形式，抒写 “五四”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的反封建精神。五年后，他将这篇小说改削后收入到 《地之子》 中，取名《白蔷薇》，故事情节作了改动，把那对情侣的婚后幸福改为婚后苦闷、不幸早逝，批判性和写实性有所加强。1928年，“革命文学”空气弥漫文坛。台静农在此前后写成的 《建塔者》诸篇，大多描写革命者狱中生活，歌颂他们为了 “人群的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台静农在此书后记中说：“今辑印成书，不敢以此献于伟大的死者，且以此纪念着大时代的一痕罢。”可见，他是力图用这些小说写下时代痕迹、追寻时代风云的。《建塔者》中也有少数小说是承袭《地之子》风格的，如《人彘》、《被饥饿燃烧的人们》等，值得指出的是，其中 《井》写田主对佃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虽然继承了其早期乡土写实的传统，但最后写到佃户的后代觉悟了，于是到南方参加国民革命，因而它比 《地之子》 中类似题材的作品更多一点阶级意识，更多一点亮色。虽然台静农对革命生活的了解殊为有限，这方面的生活底子比起农村生活的积累要单薄得多，但是 《建塔者》诸篇表现出的激进倾向还是值得肯定的，它体现了作者追随时代潮流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抗战时期依然不竭，民族矛盾的上升，激起他强烈的爱国情绪，他重操中缀七年的艺术之笔，写下了《电报》和《大时代的小故事》。作者在貌似平静的笔端，融进了辛辣的讽刺，这种格调是他以前的小说所未曾出现的，但是从艺术的眼光看，本期小说数量过少，且浑厚之处不及 《地之子》，激烈之处不及 《建塔者》。纵观台静农的全部创作生涯，如果称《地之子》时期为其黄金时代，《建塔者》时期为其转折时代，那么抗战时期则是台静农小说创作的衰退时期了。

追随时代潮流是小说家台静农一个不应忽视的特点，但是确定台静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的，却是 《地之子》 中那些颇为脍炙人口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鲁迅先生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谈到台静农时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 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阴暗的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小说二集》选收台静农的作品全是乡土小说，有四篇之多; 他和鲁迅、陈炜谟一起，成为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这一点也极为有力地说明了台静农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杰出成就。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普罗文学运动无疑是值得注意的文学思潮。普罗文学是当时文坛的主旋律，奏出了时代最强音，开创了现代文学的一个新阶段。普罗文学的代表作家首推蒋光慈，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给革命文学开拓了阵地，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蒋光慈的诗歌创作成就，这里着重介绍其小说创作成就。

普罗文学是崭新的文学，它新在哪里呢?蒋光慈的回答是：一是题材新，写革命; 二是主人公新，写工农兵，写英雄，写新人;三是给人以新的启示，主题新，思想新，有理想 ( 《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基于这种理论认识，蒋光慈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特色，即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撷取题材、塑造人物。他的第一部小说《少年飘泊者》写于1925年，这部书信体小说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描写了主人公汪中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和他的愤懑、?徨等思想感情。小说塑造的汪中这一人物形象是富有时代色彩的，他承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而走上叛逆的道路; 他想挣脱旧社会的镣铐，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旧社会的汹涛却打得他萍漂蓬转; 最后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投身于更积极的反抗斗争，并在革命军东征中冲锋陷阵，终于壮烈牺牲。小说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用清晰的形象回答了青年一代普遍关心的人生道路问题，激起了当时广大青年的共鸣。但是由于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和书信体，用大量篇幅让主人公来正面叙写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涯和倾诉心中的痛楚，而当他找到革命道路以后的生活斗争则更多地作暗场处理，因而作品荡漾着一种淡淡的忧郁情绪，缺乏更为高昂的色调。1926年，蒋光慈连续写了九个短篇，除《疯儿》外，都收在短篇小说集 《鸭绿江上》 中。这些短篇承续了 《哀中国》、《少年飘泊者》等作品强烈控诉旧社会的基调，但是，和 《少年飘泊者》一样，蒋光慈本时期思想上的消极因素同样在这部小说集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对生活素材也缺乏精心的艺术提炼。

大革命风暴的吼啸使蒋光慈又回复到他在赤都时期那般乐观而豪放的气度，他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久就创作了中篇《短裤党》，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武装斗争，再现了起义从失败到胜利的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武装暴动是“工人所不能避免的一条路”。瞿秋白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赞赏道：“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小说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勇敢、坚毅的革命英雄形象，其中以瞿秋白为原型而塑造的杨直夫这一中央委员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作者并没有让这个人物在起义中直接冲锋陷阵，而是将他处理成一个卧病在床的病夫，但是通过作者饱含激情的描写，却让读者感到他是一个每一根血管和神经都与斗争息息相关的猛士。其他一些人物，如史兆炎、李金贵、邢翠英等，虽然着墨不多，却都有一定的个性，刻画得较为成功。这部小说的构思是值得嘉许的，小说侧重于写三次武装起义中一次失败的起义，这样就更能揭示出革命者在尖锐的时代考验中的精神状态，并且成功地避免了单纯写刀光剑影的战斗场面，这种构思无疑显得极为巧妙。《短裤党》烘托了那种血与火的白热化的激战气氛，为时代留下了它的脚印，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难得的突破。

1930年，蒋光慈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苦闷、?徨后，重新振奋起来，创作了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出版时改名《田野的风》)，这是其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在当时党所领导下的农村斗争热潮的鼓舞下写成的，其主旨在于企图显示农民运动的正义性和巨大力量，因而明显克服了 《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等早期作品中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

《咆哮了的土地》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某村庄贫苦农民团结在农会的旗帜下斗争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蒋光慈不仅把农民写成受苦最深因而值得同情的阶级，而且把他们写成在党的领导下觉醒反抗的阶级，这使他成为第一个站在革命立场上描写农民运动的文学家。作者以非常细腻的手法写出了一个出身恶霸地主家庭、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李杰所经历的思想和生活上的痛苦磨炼。李杰是昔日李家老楼的少爷，今日李家老楼的叛逆者，他从克服不同的生活习惯开始，开展了对家庭的斗争，逐步取得了农民的信任，并下令火烧李家老楼，最后在激烈的战斗中负伤牺牲。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紧紧扣住了一个重要环节，即李杰的工作成绩首先取决于他是否能和农民同甘苦共命运，因而对李杰生活和思想上的磨练的处理显得较有分寸。小说中的另一主要人物矿工张进德出身于农村，一度从事工人运动，受到资本家的迫害，回到了农村开展斗争。他与农村有深厚的血缘关系，因此他处理问题要比李杰切合实际和稳健得多，作者通过夜审等场面展示了他处理复杂事件的才干。在对形势发展的估计上，虽然他不如李杰敏感，但是当敌人蠢动复辟时，他却又显得那么坚强勇敢。作者尽量想将张进德塑造成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实干家和朴实的群众政治领袖，但是从艺术上来要求，作者并未能赋予这一形象以更浓厚的性格色彩，似乎只是一些正确思想的图解。

蒋光慈在过去的中长篇小说中惯于以主人公的命运为轴心来安排篇章结构，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却一改过去惯用的手法，以农会的萌芽、成长为主线。在写作手法上，从第一至二十二章是逐个地引导人物出场，每个人物出场时都对他们的经历和个性作一番概括的介绍，然后再将他们一一编织到事件中去，安排他们在作品中的位置。第二十三、二十四章写农会的成立，是作品手法转折的起点，作者开始放手组织多彩的场面，连续出现了农会夜审、游街前后、荷姐告状等出色的场面描写，这应该被看作是作者在艺术技巧上进步的标志。

蒋光慈是被瞿秋白肯定为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转变方向”时很有实绩的一个，而他的 《短裤党》则是 “转变方向” 中 “最先叫喊”的一部作品。但是他也曾受着时代潮流起伏的影响而忽冷忽热，在创作历程中走过一段弯路; 不过，从其作品思想性的总倾向来看，是站在当时的一般水平之上的，其中大部分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呼声。蒋光慈小说创作中的艺术性是逐步发展的。他初期的小说热中主观抒情而不善叙事，其中蕴含的激情虽然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并能与当时革命青年的政治动向相共鸣，但是它只借助人物之口说出，而没有融化于鲜明的形象中，人物往往显得道具化，成了作者的传声筒; 此后，他的手法渐趋细腻，并开始注意作品的构思和人物的心理刻画，但是大段的心理描写使作品的情节发展过于缓慢，也忽略了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去塑造人物的艺术规律;直到他最后的作品中，才开始有了转机，在矛盾的展开、人物的行动和场面的处理等方面有了进展。

蒋光慈的小说创作极具时代色彩，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忆及蒋光慈时，深为叹惋： 他“可惜太死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得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炼，‘中国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 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的罢。”(《沫若文集》第7卷)确实，蒋光慈是一位不懈地追求真理、勇敢地献身真理的革命文学家，虽然他的小说仍不免带有拓荒者特有的幼稚和弱点，但是他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人物、新的风采，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建和探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

在安徽现代小说作家中，通俗文艺大师张恨水无疑是最值得注意的。虽然张恨水一生著述甚丰，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新闻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有其独特的、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其身前身后所受到的评价却往往是不公道的，许多人不是彻底遗忘了他，就是把他当作庸俗作家而嗤之以鼻。不过，张恨水的小说曾经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起过相当大的历史作用，因此完全有必要对张恨水及其创作作新的评价。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出生于江西广信府(今上饶)。青少年时代非常喜欢读书，稗官野史，广为涉猎。24岁时开始其记者生涯，先后在芜湖 《皖江报》、北京《益世报》、《世界日报》等主持副刊编务工作，业余时间开始涉猎小说创作。在其4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张恨水主要是以报刊连载方式创作通俗小说，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写了140多部中长篇和短篇小说，相当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和历史变迁，有着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应该说，张恨水是一位精进不已、多才多艺的通俗文艺大师。

张恨水接受的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主要是封建正统思想与消闲文艺，因而他最初的创作形成了“礼拜六的胚子”，他在1908年至1923年间创作的文言或白话小说，如 《旧新娘》、《梅花劫》、《青衫泪》、《皖江潮》等，基本上是模仿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与谴责小说的路数。《春明外史》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连载于《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小说以记者杨杏园为中心，叙述他与梨云的恋爱和李冬青感情上的纠葛，借助这些故事反映的则是当时的社会生活。作者通过杨杏园这个记者的视野，鸟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大千世界的万象图，其中对当时社会上军、政、财界的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荒淫生活等，均有所描绘和揭露。小说全用白话，通俗传神，与鸳鸯蝴蝶派文白杂糅、舞文弄墨的作风略有区别，很受读者欢迎。《春明外史》 的发表与出版，奠定了作者在小说界的地位。嗣后不久，1926年开笔的《金粉世家》，使作者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部小说最初连载于 《世界日报》，共112回，100万字左右，书中写了金铨总一家的盛衰兴亡史，并以金燕西、冷清秋夫妇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散的故事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这一豪门贵族荒淫无耻的种种罪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官场生活和社会风貌。《金粉世家》人物繁多、场面浩大、故事曲折，但全篇布局严谨，脉络分明，人物也刻画得很有个性，体现了作者惊人的艺术功力。《啼笑因缘》和《夜深沉》是内容相近的两部作品。《啼笑因缘》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新闻报》，是张恨水小说创作艺术高峰时期的代表作，也使作者进一步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后来应读者的要求，作者又续写了十回，书中的一些人物，如关寿峰父女等，都到边关上抗日去了，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要求。《夜深沉》主要围绕下层人民生活的不幸，着重描述歌女杨月蓉、车夫丁二和的恋爱悲剧，描写了他们被污辱、被欺凌的惨境，作者的笔触，已经深入到了旧社会的本质方面了，因而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可以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这四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品，它们记录着作者思想上的进程和创作上的进展。

张恨水是位长于用传统的旧小说体裁从事创作的通俗文艺大师，拥有广大的市民读者，也深得刘半农、老舍、赵树理等人的赞赏。尽管他的许多作品未能完全洗脱鸳鸯蝴蝶派等旧小说的痕迹，我们并不能把他同鸳鸯蝴蝶派等旧小说作者等量齐观。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在写完 《啼笑因缘》之后，张恨水深感自己的作品应该赶上时代，因而他后来的创作，题材就比较广泛。就以 《似水流年》、《燕归来》、《平沪通车》等几部小说来说，写尽了人世沧桑，与冯玉奇等人 《舞台春艳》、《灯红酒绿》之类逐臭炫奇、毒害读者的小说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抗战期间，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战，写出许多直接反映抗战斗争的小说，如 《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以及用曲笔隐喻抗日的《水浒新传》。抗战后期，张恨水目睹国民党贪污腐化，又写了 《魍魉世界》、《八十一梦》、《傲霜花》等多部小说，讽刺的锋芒，充满字里行间。他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也都是这样的作品。由此可见，张恨水是一位有着爱国思想和社会良心的作家，他的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积极性和进步性，是鸳鸯蝴蝶派等旧小说所不能比拟的。其次是从艺术表现来看，虽然 《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都免不了有流连青楼、情场角逐之类的描写，但是都没有迎合低级趣味，也没有大事渲染，只是将其看作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予以客观、冷静的反映。此外，张恨水自觉地以改造章回小说、献身通俗文艺为毕生事业，勇于探索，从主题、题材、艺术形象到艺术技巧、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在近代小说与现代小说、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架设了桥梁。张恨水的这种以通俗文艺为事业的献身精神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显然是鸳鸯蝴蝶派等旧小说作者望尘莫及的。总之，张恨水是一位有着爱国思想和艺术良心的作家，他的小说从主导方面看是积极的，当然，作为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作家，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也难免会受到时代和社会的消极影响，其作品中的瑕瑜互见是很自然的，不过我们评价张恨水时，还是应该从他创作的主流来全面看待，不应简单否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对妇女问题研究、探索的热烈程度和深广程度，都达到了我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从而推动了我国女性文学的崛起。在新文学发端的十年间，小说界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华的女作家，如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等。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安徽作家苏雪林。

苏雪林(1899―1999)，笔名绿漪，原籍安徽省太平县岭下村，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少有才名，1918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与庐隐、冯沅君为同窗。“五四”以后开始创作，作品较多地发表在《现代评论》及新月社的其他刊物上。初入文坛的苏雪林，虽然小说技巧尚未成熟，甚至尚存旧文学的笔调，但是她描写了下层人生的悲苦，其作品是为人生的，与 “五四”新文学的方向相一致。但1925年留法归来之后，她的文学方向发生了很大转折，走上了 “为艺术而艺术”、甚至 “为自我而艺术” 的轨道。苏雪林的第一个小说集《绿天》，便是遵循这一文学方向创作的作品。整部《绿天》都是以一种清丽滋润的文笔，写家庭琐事、缠绵爱情，构成了一个个玫瑰色的绮梦。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和心境出发，刻画了一个屈从旧式婚姻而又温雅多情的女性，描写了一个虽然出自父母之命却依然幸福美满的家庭。“世界在她是狭窄的，家庭在她却算最宽广了。”无论从作者本人的经历，还是从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形来看，这些作品无疑都带有回避现实、美化生活的消极浪漫主义倾向。

长篇小说《棘心》境界略为开阔。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醒秋留学法国，梦魂系念慈母，兄丧、母病使她悲伤不已，家乡遭匪祸，使她诅咒“充满血腥的中国”，她痛恨军阀，认为军阀混战导致水旱饥荒，引起土匪肆虐。但是，她改良社会的药方，却是要以基督教的仁爱思想去改造人们的心灵。《棘心》所接触的社会面比《绿天》要开阔些，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也比《绿天》显得更为屈曲和复杂，运用的笔墨也在清莹洒脱中多了一点深沉苦涩了。但是它依然是以一己悲欢为悲欢的，它把主人公屈从旧式婚姻与爱情的坚贞纯洁等同起来，落笔不离亲子之情、夫妻之爱，顾影自怜，自我陶醉，意味着她在艺术思想上的滑坡，这是其创作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的烽火，使苏雪林的小说创作一度出现了转机。她列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发起人，创作了一些具有一定民族气节的作品。她编写了历史传记《南明英烈传》，歌颂我国17世纪抗清复明的仁人志士400余人，又从中取材，写成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蝉蜕集》除了一篇描写嘉靖年间渔户反抗倭寇的小说《王秃子》之外，其余所写皆是南明诸藩王的文臣武将保主抗清的斗争，如《黄石斋在金陵狱》等。作者在这里宣传的 “民族气节”，色彩颇为复杂，既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带有狭隘种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倾向，又混杂着明末遗民气味、儒家伦理观念和封建士大夫的愚忠思想，这些构成了《蝉蜕集》的思想主脉。另一方面，苏雪林在抗战期间随武汉大学流徙到四川乐山，身历动荡流离之害、物价暴涨之苦，这些经历也使她在其历史小说中，对黑暗的现实发了一些颇为慷慨激昂的牢骚和批判，从而使她的一些小说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丁魁楚》揭露了军阀、汉奸危害民族的罪行;《秀峰夜话》则借古人之口，批判“奸商垄断居奇，造成物价飞涨” 等等。这种面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正是《蝉蜕集》在思想内容上的闪光点。在艺术表现上，《蝉蜕集》有意地采取了一些中国旧小说的手法，注重叙述历史故事，而故事又多少带点传奇性，文笔清爽遒劲，流转自如。

苏雪林著述颇丰，所撰小说不及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女作家，在 “五四” 时期的女性文学以及抗战文学中，都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除了上述作家外，现代文学史上的安徽小说作家还有吴组缃、韦素园等，他们或直接从事小说创作，或致力于小说翻译和小说理论研究，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纵观安徽现代小说创作，其主流是与现代文学史的进步潮流相一致的，是中国现代小说长河中奔腾不息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