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日僧使

两宋时期，日本佛教界羡慕宋代禅学而入宋者络绎不绝，而中国的一些禅僧则为东邻禅学的勃兴而激动，产生“游行化导”之志。加上十三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严酷激烈，汉族禅僧抱着“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决心，决意东渡。于是，中日两国僧人的交往，进入历史的高潮。

北宋，相当于日本藤原氏全盛期前后。南宋相当于日本武家兴盛的时代。由于日本两朝执权者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致使这两个时期的中日佛教交流也不尽相同。任摄政、关白等职，实际包揽国家大权的藤原氏，采取了禁止国人私自到海外的锁国政策，对外贸易急剧后退，商业往来，只有宋船来日，而入宋的日船却寥寥无几。据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自978年宋商首次来日至1116年的一百三十九年间，来日宋船达七十次，几乎从未间断，乃至由于渡日过繁，日本政府苦于接待费用的庞大，而不得不加以限制。日本也有一些偷犯国禁冒险私渡者，但大多因事发而败露，不仅货物被没收，本人也遭到降职、罢官及判刑的国法处治。在这一背景下，中日贸易出现一边倒的状况是不难理解的。从文化角度上看，日本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大量吸取、输入唐代先进文化之后，到藤原时代，日本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已相当繁荣，彼此间的地位趋向平衡。以上双重原因，使该期的两国佛教交流显得平淡。

北宋时期，史上留名的入宋日僧有二十二人，只有?然、寂照、绍良、成寻四人较著名。余人多是随师同行的弟子。而且入宋目的与入唐日僧也不同。入唐僧的最大目的在求法。他们一到唐土，首先历访高僧，学习新教，力求带回新的法门与新的理论。入宋僧虽承袭了前代崇拜中国、向往中国的遗风，但主要目的而是为寻访、朝拜圣迹而至。如?然自述渡海志愿曾言：“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也。”(《中日文化交流史》)

?然为最早入宋者。他出身于藤原世家，是一个很有身分的人。幼时入东大寺为僧，学习三论和密教。早年便有入宋登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生身，再去印度巡礼佛迹的志向。只因老母还在，迟迟不能远行。后经得老母允许，为其母预修了“生七斋”法会，才与老母生离死别。983年8月，裔然率弟子成算、嘉因等人，搭乘宋商船入宋，同年10月获准进京，12月到达汴京，进谒宋太宗。一个外国的游历僧，能蒙受皇帝的赐见，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然向太宗进献铜器十余种，金镂红罗缥水晶轴卷子《孝经郑氏注》一卷、《越王经新义》一卷、《王年代记》和《职员令》等书，回答了皇帝的敕问，并受敕紫衣和“法济大师”称号，敕准巡礼京中大小寺院和五台山圣地。所行之处，均受到优待。据东寺三密藏所藏《法华验记》残本中可知，?然还登过天台山，礼拜了国清寺智者大师的真身堂及洛阳、龙门等地。?然留宋四年，986年7月，携太宗所赐新印折本大藏经五千卷、?檀释迦像和十六罗汉像归国。988年，他又遣弟子嘉因乘宋商船入宋，一方面为了在五台山举办施财供养，访求新译经本;另一方面，对留宋时所蒙受的特殊待遇和照顾，表示感谢。

自此以后，整整十五年无日僧入宋。直到1003年8月，寂照入宋才打破了长年沉寂的局面。寂照，俗名大江定基，源信的弟子。1003年率弟子七人搭乘宋商船，从肥前出发前往宋朝。9月到达明州，翌年进汴京，晋谒宋真宗，献上无量寿佛、水晶念珠和金字《法华经》。真宗见其笔法十分精妙，颇得王右军真传，甚为喜悦，而赐紫衣和“圆通大师”法号，敕为苏州僧录司。寂照此次入宋，也受其师源信之托，向天台学者知礼请教关于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寂照游历天台山，拜访了知礼。知礼看到提出的二十七条疑问，不禁深深感叹“东域之内有深解之人乎!”立即提笔一一答释，这就是《唐决集》。关于这件事，日本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睿山有一和尚名叫安海，也曾见过源信的二十七个疑问。他认为这等肤浅的问题，无须漂洋过海到他国投问。于是，自己作上中下三种解释方法，说宋朝的解答不会超出这三种答案。知礼的解答送回日本时，安海已圆寂。其弟子将两人的解答一对照，果然不出安海的中下两种答法。当弟子在安海墓前读诵知礼答案时，墓中大放金光。这一故事虽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却也反映了当时两国在佛学理论方面，几乎处于同一水准线上。

寂照留住中国三十年，终身未归，埋骨于杭州清凉山麓。随行弟子中主要有元灯、念救、觉因和明莲，其余三人名姓不可考。五台山大慈寺重建时，念救以名僧使者身份回国，同年，带着左大臣藤原道长和大纳言藤原实资数千两黄金的丰厚布施回到五台山。寂照的弟子皇庆、延殷也想随师入宋。当皇庆与师同登船时，忽来数千只鸠落集船头，难以驱散。后试让皇庆下船，鸠也随之飞散。传说这是八幡大菩萨为爱惜这位可为人师的人材，才这样作的。延殷也因官家惜其才能，下牒阻留而未去成。

继后日僧绍良于1028年奉师源信之命，携金字《法华经》和有关天台宗宗旨疑问十条入宋，致知礼法席广智，广智为其详解，绍良随广智学天台宗三年归国。

北宋时代最后一位留宋日僧是成寻。1072年，成寻率弟子赖缘等七人搭宋商孙忠之船入宋，登天台山，朝拜五台山圣迹，入京都洛阳。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他们，他献上了银香炉、念珠，显密法门六百余卷。宋神宗赐与紫衣、锦帛等物，授成寻“善慧大师”号，敕令住太平兴国寺传法院。1075年，成寻先遣弟子携新译经、佛画等物回国。神宗知道后，又托他们带回送与日本朝廷的御笔文书、金泥《法华经》和锦二十匹。1078年，日廷派通事僧仲回携回书和织绢、水银等答礼，搭宋商船赴宋。在这一次的中日交流史实上，成寻起到沟通的作用。成寻留宋九载。此间重游天台、五台等圣迹。神宗特派官使随从，令各马铺提供驿马，所经各州派警卫二十名;宿驿休憩时，命以珍味佳肴设斋，待遇十分优厚。此情此景同当年圆仁从登州前往五台时沿路向寺院、民间乞食求宿相比，有天壤之别。成寻著《参天台五台记》八卷及《善才童子知识集》若干卷。1081年示寂在汴京开宝寺，敕葬天台山国清寺，建塔称“日本善慧国师之塔”。

南宋正适日本武士阶级兴隆时期。新兴的武家采取积极与宋通好的国策。一再努力汲取宋朝的新文化。尤其禅学，经五代、北宋，至南宋时业已烂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代文化，它吸引着不少日僧前去学禅。他们巡历江南，挂锡五山十刹，形成入宋学禅的热潮。据《中日文化交流史》，入宋僧和来日宋僧的知名者就有一百二十余人，有人竟来往二、三次。江南的径山、灵隐、天童、净慈、育王等“五山”和中竺、道场、蒋山、万寿、雪窦、江心、雪峰、双林、虎丘、国清等“十刹”是入宋僧经常挂锡的祖庭，呈现出继隋唐之后的中日佛教交流的又一番盛况。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将入南宋僧分为三大类。第一，单纯为巡礼佛迹而来。如1168年俊乘坊重源为巡礼五台山而入宋。因该地已被金国所占领，而改为巡礼天台、育王山，并从日本寄来木材，营建育王山的舍利殿，翌年归国之时，带回宋版藏经、净土五祖像等。第二，为学习律宗而入宋。由鉴真传入日本的律宗，曾极盛一时。但到平安朝时，由于天台戒坛的隆兴，律宗戒坛逐渐衰败，平安中叶以后，几乎到了要失传的地步。为重振律宗，1199年4月，俊棋率弟子二人入宋，随侍明州景福寺如庵，学律三年，后又学天台、禅学，广交禅、律名僧及公卿大夫，在宋十三年，于1211年携许多经论章疏回国，得到高仓、后鸟羽、顺德等天皇的归依，在京都开创泉涌寺，大张法筵。1214年，法忍净业闻知宋朝律学昌盛而入宋，由中峰的铁翁守一重授具戒，相随学律十五载。宋理宗赐“忍律法师”称号。1228年归国，带回《大藏经》一部，在京都开戒光寺，与泉涌寺并称律教的大道场，是学律者的总汇。相隔五年后的1233年，净业再次入宋，留学九年而归，带回许多佛像梵夹，先后在筑紫和洛东建西林寺和东林寺。据说东林寺山门特由宋朝工匠修造，未用一根铁钉。此后俊棋的弟子、法孙及睿尊、圆照的法系门徒也相继入宋，传习戒律。第三，为学禅入宋僧，占这一时代入宋僧的大部分。远在荣西传入禅宗之前，睿山的觉阿于1171年偕同法弟金庆首先入宋习禅，继承了临安灵隐寺佛海慧远法系回国。1189年，摄津三宝寺的大日能忍派徒弟二人入宋，向育王山的佛照禅师请求印证，并以书币相赠。大日能忍遥受所赠信衣，并称自己所传为“达摩宗”。此后，禅宗逐渐为日人所知。正当此时荣西习禅归国，大力宣讲禅风，更加激发了人们对禅宗的兴趣。于是，向往禅风而入宋者陆续频繁，其突出人物有日本临济宗系统的：

圆尔辨圆，1235年入宋，继承径山无准师范法系，1241年归国后，创崇福、承天、东福等禅寺。所带回的数千卷经论章疏、禅门语录、儒书等，收藏在京都普门院内。著有《三教典籍目录》，对发展日本文化作出很大贡献。

心地觉心，1249年入宋，师事临安护国仁王禅寺无门慧开六年。归国后为兴国寺开山祖师，并多次托人寄书给慧开，以表师徒之谊。

无关普门，1251年入宋，1262年归日，在宋地住十二年，得以继承净慈寺断桥妙伦法统。得到龟山上皇的归依，创南禅宗，道誉颇高，许多著名的公卿大臣都对他执弟子礼。

无象静照，1252年入宋，登径山，嗣法于石溪心月。1265年归国，创京都佛心寺、相模大庆寺。宋僧无学祖元来日创圆觉寺时，曾与他分座说法。著《兴禅记》一卷。

南浦绍明，1259年入宋，参谒净慈寺的虚堂智愚，后随师移居径山，留宋九年(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中为六年)，得继承其法脉。1267年临归国之际，师智愚作一偈相赠。为日本嘉元禅院的开山高僧，住兴福、崇德两寺达三十余年，弟子数千人，法席极盛。

日本曹洞宗的有：

彻通义介，1259年入宋，登天童山，礼拜祖塔，并历访各地名山，亲眼所见当时南宋寺院礼乐的盛况。回国后，大力化缘募捐，专力从事兴建事业，使永平寺的礼乐至此初备，被称为“永平寺的中兴者”。

寒岩义尹，他曾两次游学中国。1253年，携祖师道元的语录，特地来宋，拜请明州瑞岩寺无外义远作序引，又谒灵隐寺的退耕宁、径山的虚堂智愚，请他们作书后。

以上所言，均是来宋的日僧。这一时期，南宋禅僧前往日本弘化的也不少。但对日本佛教最具影响力的，首推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大休正念等人。

1246年，兰溪道隆率弟子来日，是中国禅僧渡日的开始。他得到执权北条时赖的归依。在其支持下，仿径山兴圣万福寺建镰仓建长寺，门额题有“天下禅林东海法窟”八个大字，完全按宋地清规讲禅。1255年，北条时赖发愿铸造大钟，道隆亲作铭文，自署“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自此日本开始以禅寺命名，而有别于荣西宣扬的禅风。道隆在日三十余年，一直深得历代执权北条氏的崇敬，充当幕府内政外交的顾问。1278年，道隆在建长寺圆寂，日廷敕“大觉禅师”谥号，这是日本有“禅号”谥号的起源。

继道隆以后，宋南禅福圣寺僧兀庵普宁于1260年来到日本。他同圆尔辨圆同承径山无准师范法嗣。来日后，受北条时赖相邀，住镰仓寿福寺(另一说住建长寺)。北条时赖很欣赏他的气质和言行的洒脱，常去参见问道，终有所悟，得到印可。于是普宁的名声大振，前来习禅者络绎不绝。时赖去世后，他归宋之志很迫切，不顾众僧和幕府的极力挽留，留下一偈而归，时1265年。普宁留日虽仅五年光景，但在促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起来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1278年，兰溪道隆去世，建长寺席位空缺，执权北条时宗亲自作帖，遣二僧到中国聘请有德之僧，结果迎得无学祖元来日，时宗执弟子礼相迎，住建长寺。1281年元军大举进攻日本时，他力倡抗元，鼓励时宗要发挥勇猛精神，是时宗最信赖的决策参与者。1282年，移住圆觉寺，为开山第一祖。祖元又长于文笔，留有语录多卷盛行于世。1286年，六十一岁的祖元寂于日本，诏赐“佛光国师”谥号，光严天皇重赐“圆满常照国师”号，颇受日本当朝的尊崇。

往来于两国的僧人，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首先对中国而言，宋代经唐末、五代的混乱，典籍文书失佚很多。因而入宋日僧往往带佛典经疏进献宋朝。如?然带来的《郑氏注孝经》，在中国已完全失传，日本也成为珍本。寂照进献的南岳禅师《大乘止观》和《方等三昧行法》，在宋朝也已散佚，所以天竺寺沙门慈云大师特地请求寂照刻印以上二经，并在序和后书中说明它的由来。成寻带来的六百余卷天台、真言典籍，补足了中国的残缺部分。

对日本而言，留宋僧带回了许多尚未传日的新经典。如?然曾获太宗所赐新译经本;成寻居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时，常与译经三藏往来，得自?然之后显圣寺印经院新译本二百七十八卷。对日本佛教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宋版大藏经的引进。?然入宋晋谒太宗，正值《开宝敕版大藏经》完成之年。它是我国第一部板印大藏经，书法端丽，刻工精良。太宗赐?然的印本藏经正是《开宝藏》的初印本。它珍藏在京都法成寺九十年，成为当时日本佛界进行研究、考证的依据或抄经的蓝本。此后，福州版大藏经也传入日本，收藏在宫内厅图书寮以及京都醍醐寺、知恩院、东寺、东福寺、南禅寺、奈良唐招提寺中。历史上尾张的真福寺、东京增上寺、武藏喜多院、日光轮王寺等也曾收藏过宋版大藏经，足见传入日本的宋版藏经的数量之富。

大藏经的输入，直接刺激了日本刊印事业发展。尤其在贵族、上层之间经常为供养而印刷经典，称“折供养”。据《中日文化交流史》，自1009年12月开始印刷《法华经》一千部至1169年8月印《般若心经》三百五十部止，在一百六十余年中共印刷五千二百五十九部零二千零六十二卷之多。

两国僧人的交往，推动了日本建筑工艺、佛画技巧、雕刻艺术的前进。现存的镰仓圆觉寺舍利殿完整地保存了宋代禅刹的风格;?然带回的十六罗汉画是罗汉画传入日本的先躯;俊棋带回的水墨罗汉十八幅，据说是五代僧人禅月大师梦游西竺，亲自叩拜生身的罗汉，醒来依梦境描绘的作品，久为宋朝廷珍藏。现存于京都嵯峨清凉寺的旃檀释迦像，是?然让工匠仿帝都西化门圣禅院印度优填王时代所刻的旃檀释迦像而刻。因其神态奇异，表现了古印度的艺术手法，一直受到日本雕刻界的重视，佛教艺术研究者乃至历史学者都发表了不少关于此像的研究论文，唐招提寺、西大寺、极乐寺、延命寺等寺院都保存着按其模式的仿雕像。八十年代，从该像内又发现了新经文，更加震动佛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