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土地制度

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愈益发展，到宋代，土地私人占有成为最普遍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宋代土地制度常被概括为“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正指出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相对发达的特点。

宋代国家的土地政策　一是鼓励自由垦辟荒地。自由开垦的土地，只要登录于国家的版籍，并按章纳税，国家即予承认。至于开辟土地归谁占有，数量多少，官府一般不加干预。对民户迁徙后所开垦的荒土，不但承认其为永业，而且还给予免除三年租调等优待。这一政策对耕地的扩大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宋初，全国“垦田”(即耕地)数约只300万顷左右，到北宋中后期，垦田数估计已达700万顷上下，增加了一倍有余，超过了以前历代的垦田面积。二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对私人的土地占有采取放任态度，不抑兼并。在唐代，土地买卖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宋代除国有土地外，私人土地的买卖已不受限制。只要买卖双方完成规定的法律手续，即得到认可。这一政策，既有利于一些独立的个体小生产者的发展，也为官僚、豪强的土地兼并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一政策下，加上朝廷对官员的优待，当时文武官僚几乎无不广占田产。到宋仁宗时，土地兼并已相当严重，于是朝廷下诏：现任或已罢任官员的庄田以30顷为限，一般豪民的庄田以15顷为限。此项限田令，朝廷既不太重视，下面更不具体实施，犹如一纸空文。以后朝廷所下多次限田令，也基本如此。所以，土地兼并的浪潮，在宋代不断高涨。三是继承保留前代的部分国有土地。宋代国有土地的数量远较前代为少，而且变化不定。北宋时各类国有土地的总数约为三四十万顷，约占全国垦田总数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有时比例更低。南宋时国有土地约为20万顷，所占比例也与北宋相差不多。北宋末年和南宋的某些时期，由于权臣擅政、强夺民田，或者战争等原因，国有土地曾经暂时扩大，但不久又通过出售等方式转化为私田。综观两宋，土地国有制只是土地私有制的补充形式，不占支配地位;国有土地数量虽时有升降，但总趋势是逐步转化为私有，数量不断减少。

宋代国有土地　有多种形式：(一)官田。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国有土地形式。除了从前代继承的国有地产外，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籍没罪犯的田产，没官的户绝田，收归国有的抛荒田、江海冲积而成的“涂田”，购买、甚至公开掠夺的民田等。这些官田大多以“官庄”等形式租佃给客户耕作。官田有时用作赏赐，或拨充学田、职田。(二)职田。亦称“圭田”。真宗咸平年间正式实行。以差遣为别，配给各级地方官以数量不等的土地，从二顷到四十顷，由客户租佃，其租税作为官员的部分俸禄，用以养廉。官员去职，其职田移交给继任者。职田不承担国家赋税。(三)学田。即国子监及各地州、县学所拥有的土地，用其所得租税以助学费。学田由国家拨给，或由官府拨款购买民田，有一部分来自当地士绅的捐献。国子监学田为五十顷，州县学一般为五顷到十顷。各级官府都设置专吏管理学田，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徽宗时，全国有学田10万余顷，教养学生16万余人。学田原规定由无地的客户租佃耕作，但在有些地方，豪强往往“侵佃”控制学田，通过转租而成为二地主，甚至干脆隐匿霸占。(四)屯田、营田。屯田是由军队士兵屯垦的国有土地。北宋时主要分布在河北、陕西等边境地区，内地少数地区也有所建置。神宗熙宁中，河北屯田因丰年所入亦不偿所费，遂改为召募民户租佃经营。南宋初，与金接壤的淮南、四川、湖北、京西、陕西等地因战乱而多有荒地，遂广置屯田，其中有军屯，也有民屯。营田是募民耕垦的沿边“富有膏腴之地”，主要分布在河朔、陕西等边境州县，内地如京西的襄州、唐州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屯田以兵，营田以民，二者原有区别，但后来屯田常常募民耕种，营田有时亦以军人耕种，故二者自北宋以后名异而实同。在宋代，屯田和营田通过租佃或出售方式，不断向私有土地转化。(五)马监牧地。为供应军马，宋政府除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博易马匹，还在中央设置掌管马政的群牧司，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开辟国有牧场，进行马匹的生产繁殖，这些牧场即所谓马监牧地。北宋仁宗时，各地牧监凡36所，牧地达10万顷左右，其中多有良田。后因经营不善，养马少而闲田多，遂召人耕垦，牧地有所减缩。神宗熙宁年间，牧地几乎全部租佃给农民而变为耕地。南宋牧监甚少，仅江浙一带有少量牧地。其他国有土地，还有边境地区的弓箭手田、各城镇中楼店务的房地产等等。

宋代私有土地　宋代私有土地在全国垦田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大，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个优势历元、明、清而未改。宋代各阶级、阶层占有私有土地的情况大致如下：占有四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人口百分之一至三，而占有全国垦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占有一百至四百亩上下的中小地主，占人口百分之六至七，而占有全国垦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占有几亩至数十亩的自耕农，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而占有全国垦地的百分之三十强。占人口百分之三十的佃农客户，则没有土地。这一比例时有升降，个别地区变化还较大。另外，各地寺院也都拥有相当土地。北宋规定，寺观不得市田，南宋时此项规定便失去效力。寺院土地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或皇室赏赐，或私家布施，或来自购买，也有强行霸占的。各寺院土地之多少相差悬殊，多者数千亩，少者仅几亩，甚或没有土地。北宋寺院总计占田约十五万顷，南宋也有十一二万顷上下。

宋代的土地私有制是在晚唐均田制崩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逐渐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新特点。其一，国家制订严密的法律条文，来保护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让渡转移。南宋袁采就曾指出：“官中条令，惟(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宋时规定，民间在“绝卖”(出卖所有权)或“典当”(转让使用权)土地时，必须完成法定的手续，填写官府统一印造的契纸，由地方官当面核验，交割无误，再加盖官印。这样的交易才合法，受国家保护。其二，土地买卖盛行，尤其是在一些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投入流通领域的土地数量相当大。如南宋高宗时，四川立限让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钱400万贯。如果以契税率百分之十和当时的田价推算，则买卖的田地至少有400万亩。国家也时常把国有土地投入流通领域，与民间进行土地交易，这在前代是罕见的。其三，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土地经营则零星分散。宋代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少数大地主拥有大量土地，而广大自耕农土地很少。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个体性和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等原因，自耕农和佃户只能在分割成小片的土地上分散经营。这种地权集中和经营分散的现象，是宋代土地占有形态的特征。

宋代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土地制度，也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新特点。一些大商人、高利贷者通过购卖土地而转化为大地主;一些自耕农和少数佃户也购进土地，地位上升。同时，许多官僚地主的子孙由于经营不善或任意挥霍，被迫出售土地，导致经济地位下降甚至破产。当时流行的“千年田换八百主”、“十年财东轮流做”等民谚，正是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人们经济地位升降不定的写照。

宋代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虽然空前提高，并通常得到法律的认可，但实际上又常受到国家权力和相关权势的侵犯。如宋徽宗时设立西城所，名为根括隐田、天荒地入官，实则运用国家权力，采用根磨田契、重新测量等手段，甚至焚毁业主田契、强指民间美田为天荒，在汝州、京畿、京东、河北等地括得34，000余顷，其中多数为强行掠夺的私田。又如南宋末年财政困难，权臣贾似道于景定四年(1263)主持推行“公田法”，置“官田所”，用回买官僚、地主逾限田地以充公田为借口，强行以低价征购民田，且以贬值的会子和官告、度牒等无用之物折抵绝大部分或全部田价，虽未逾限之家也不免派购，仅在平江、嘉兴等江浙六郡即夺得民田350万亩。此外，宋代的贪官污吏、豪势之家有时还倚仗政治权势，采用诱骗、冒名顶替、制造伪契、捏造罪名等手段，对他人私田巧取豪夺。可见，宋代的土地私有制虽较前代有很大发展，但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之下，仍然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