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役法

宋代民众服劳役的制度与方法。分夫役和职役二类。

夫役，又称工役，即官府征调坊郭、乡村户的丁夫，从事各色劳役。男子20―59岁为丁，城乡凡有一丁以上的民户(包括客户)都须承担夫役，一般品官之家都没有免役的特权，只有上层官户如宗室、宰执之家方可“特旨免科”，或正在担任职役的乡村户可暂免夫役。宋代有一些杂役多用厢兵劳作，从而取代了本应征发民众从事的一些劳役，故一般来讲民户夫役负担有所减轻，这是宋代夫役的特点之一。但厢军日趋腐败，或有反抗逃亡，因而直接征发百姓服劳役，也是常有之事。夫役“以人丁户等科差”，或“计田出丁”、“总计家业钱均定”。但有时也会不问户等贫富，概以男丁科差，加上形势户的权势作用，所以时有上户偏轻，下户偏重之患。

北宋时，每年春季征调丁夫修筑黄、汴诸河堤坝，称之“春夫”;其他季节出现紧急情况，则征调“急夫”。此外，夫役还用于筑城开渠、盖房修路、军需运输等方面。所谓“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而“春夫一月之限，减缩不得过三日”。可见服一个月的“春夫”或成为一种常役;“急夫”则根据情况而定，对官府来说就有一定的随意性。而殷实户则可纳夫钱以免役，不过尚未形成制度。夫役并无严格定制，其无偿劳役的差调仍很苛重，不过丁夫在服役期间的待遇稍有改善。宋初，太祖“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后遂为永式。有些夫役项目还试用雇佣办法，即付以一定的雇值。到神宗时，夫役雇募的范围有所扩大。哲宗时，有大臣提出“变差夫旧制为雇夫新条”，雇募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文献上时称“和雇”，“和”谓双方情愿之意，其实受雇者并没有拒绝的自由，官府所付雇值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实为“差雇”，依然未能摆脱封建劳役的基本性质，同时雇募制也并未成为“诸路永久之法”。熙宁十年(1077)规定，允许距河700里以外的民户交钱免役，谓之“免夫钱”。大观年间，朝廷令修河“春夫”皆可纳免夫钱，此后遂成定制，而所纳免夫钱一般远远超过应支付的实际雇值。北宋末，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免夫钱，且极为苛重，或按每户应交税钱一贯收免夫钱十贯;或按户等计口出钱，每夫需纳二三十贯，使之成为一种固定杂税。甚至百姓已被差充夫役，却仍须纳免夫钱;或者输纳免夫钱后，仍遭差调夫役。对这种不得人心的苛敛，北宋末不得不下诏罢去。南宋时，对丁夫征发“非泛科役”，主要为边防战事和地方杂事服役，包括军需运输、护送官员、筑城建馆、修治桥道等，仍相当繁重。其中差雇做法较为普遍，为南宋夫役的主要形式。然而也有少数为无偿差调，甚至连口粮(一夫日给米二升)都没有，“令自备粮饷，更番充役”。四川地区甚至有时仍征免夫钱。总之，宋代的许多劳役仍非常辛苦和危险，如一次大的战争，军需丁夫往往数万、十万死于非命。而上户富室往往出钱雇人或强迫客户代役，夫役的实际负担者仍是下户和客户。

职役，又称差役、吏役，即官府按户等高下，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的某些职务。一般来说，官户享有免役特权，而坊郭户、寺观户及乡村客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女户也不承担职役。乡村下户所派职役较少，在理论上职役主要应由乡村上、中户承担，尤其是乡村上户。对于乡村下户来说，有关职役是继唐中叶以来的徭役新形式，是官府新增的掠夺其无偿劳动的科目。而对于上户来说，他们一方面承担了官府规定的一些职役义务，付出一定的劳力;一方面也由此把持控制了乡村基层政权和部分州县吏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据此欺压百姓。

职役分乡役和州县役两大类。(一)乡役，指在乡村基层组织中担任头目和办事人员，包括里正、户长、耆长、乡书手、壮丁等。里正为一乡之长，在乡村第一等户中轮差;户长或为一管之头目，在乡村第二等户中轮差;两者负责推排户等、催督赋税等职掌。乡书手隶属其下，为文书会计之职，在乡村第三、四等户中轮差。耆长为一耆或一管之头目，在乡村第一、二等户中轮差，负责捕盗防火、社会治安等职掌。壮丁隶属其下，在乡村第四、五等户中轮差。(二)州县役，指在州县官府中担任公吏，包括衙前、吏人、承符、散从、步奏官、弓手、人力、手力、院虞候等，还有杂职、斗子、库子、拣子、掏子、秤子、仓子、解子、拦头、医人、轿番、所由等。衙前主要是管理府库馆驿，经营官务官庄，运输上供官物，筹办时节宴会，迎送过路官吏等，其有军将至左右押衙、都知兵马使等阶，任职日久，或有奖酬，升至都知兵马使者，一般可出职补官，差上、中户任职。吏人或称人吏，主管文书等，县衙有押司、录事等职，差上、中户任职，雇募不足时也差下户。承符、散从、步奏官分属州衙各曹，负责追催公事，其下有人力当差，差中、下户任职。弓手隶属县尉，专捕盗贼，或差中户任职。手力在县衙追催公事，差中、下户任职。斗子、库子等为州县仓库的管理人员，差中、下户任职。拦头在村店草市设卡收取商税，轿番为官员抬轿子等，差下户任职。

宋初太祖至真宗时期，职役法逐渐确立。从仁宗朝起，其弊病日益显露。主要是衙前役，因责任重大而管理不善受罚，或丢失官物填赔，或遭官吏敲诈勒索而倾家荡产之事层出不穷，服役者往往苦不堪言，乡村上、中户普遍视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另外，弓手之类的职役往往漫无时限，民户困于久役。里正、户长催督赋税，若遇官户豪强抗不纳租，或有人户因逃荒诸原因出走，时有赔垫之苦。至和二年(1055)，朝廷改行衙前“五则法”，即将服役户按财力和衙前役按重难，各分为五等，然后根据户等的高低轮差相应的衙前役。但这样的调整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衙前役始终是上、中户的沉重负担。

王安石变法实行免役法：当役人户按照等第纳钱免役，称“免役钱”;官户、寺观户、坊郭户及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等旧无职役户，亦按户等减半输钱，称“助役钱”;每年所纳钱除足付雇募人服役的雇值外，为防水旱灾年欠搁，每户又多取二成，称“免役宽剩钱”。由是，将职役改为由国家出钱雇募人担任相关职差的雇役法，又称募役法。在雇役期间，也有少数地区仍保留部分差役，如耆长、壮丁之类。保甲法实行后，更是基本恢复了乡役的轮差法，只是将耆户长改为保甲长而已，而免役钱照纳。因而免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收免役钱额过高，实有借此夺民财充国库之赚;并对一些原无职役的贫弱户也收取助役钱，甚至收了免役钱，而乡役职差依然以保甲的形式轮派。元钓更化时，当局者想逐步恢复职役法，按五等丁产簿定差，停征免役钱，助役钱减半。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改过来，因而造成许多地区差雇兼用的局面，允许当役者雇人代充。绍圣绍述时，又改为纳免役钱而行雇役法，同样不可能统一行法，一些地区差雇兼行时，造成百姓既输免役钱而又不能免役。总之，北宋后期免役法全面施行时间并不长，往往是收了免役钱而又差雇二法兼行，各地不一而显得混乱。宣和以降，奸臣当道，朝政腐败，搜括加剧而役钱大增，致使役法更是弊深，乡村主户辗转呻吟，畏役如虎。南宋时，兼行差雇二法，免役钱照旧征收，又大量地差乡户应役。职役的很多弊端依然如旧，尤其是保甲长催税不足，不免累赔甚至破产。由是，上户常常将一些职役转嫁给中、下户，往往引起纠纷。绍兴年间，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一些大户创议，合伙捐田百亩，以所出租米帮助当役户应差，称为“义役”。每年三月旧保正将田移交给新保正，作为应役之资。这一做法得到官府的赞许，此“义役”做法便在周围许多地区推广。乾道年间，知处州范成大上奏朝廷，得到肯定，“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至于“义役规约”，各地虽各有特点，但基本内容相差不大。一般而言，每个保甲单位按户等高下割田或捐钱，置义役田庄;其田租课均给保正、保长、甲头(或户长)，以供服役费用。选一上户为“役首”，主持实施，排定有关秩序;有的地区在义役田租有剩余时，或另置新田，将旧田归还原主;也有地区采用集资雇人代役的办法。其弊端是：有些地区把原来不当应役的贫弱户也一概拘入义役，而役首往往恃权势，上下其手，将负担转嫁给中、下户。南宋中期以后，上户当役者减少，中、下户当役者增加，此外官府胥吏也不时从中敲诈勒索。“义役”甚至成为“不义之役”，期望用它来缓和役法矛盾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

宋代统治300余年中，役法复杂多变，却始终未得妥当之法。尤其是规定民众纳钱免役，结果仍需负担沉重劳役。李心传说：“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后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钱而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也。设一有边事，则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身丁钱》)。从唐将庸钱摊入二税，到宋征收免夫钱、身丁钱、免役钱等，而百姓负担的劳役仍然相当繁重，专制统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役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