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思想

宋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有着自身鲜明的时代特色。

宋代在晚唐五代割据动乱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统一，始终致力于把地方政权、军权、财权与人权收归中央，以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消泯了地主阶级的门第差别，扩大了集权国家的统治基础;科举制的扩容与健全，使大批庶族平民出身的士人进入了官僚阶层，士大夫参与国家政治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但在对外关系上，宋朝先与契丹、西夏，后与金朝、蒙元相对峙，在军事上始终处于严重威胁、被动防御乃至危亡覆国的局面，这也使得这一时期民族思想大为抬头。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土地兼并频率加快，力度加强，使得阶级矛盾与土地关系成为宋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不但进步思想家意识到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而且也催发了农民渴望均产的朦胧理想。

宋代政治思想大体可分三期。第一期大致是宋初70年，即从宋太祖立国到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亲政，政治上修养生息，主要沿袭黄老思想，提倡“无为而治”;但在立国规模与制度建设上，宋太祖与赵普等宋初政治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政治思想，诸如崇文抑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祖宗家法等命题。第二期大体是170余年，从宋仁宗亲政以后到宋宁宗开禧末年(1207)，这是宋代政治思想最为发展与最具价值的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三期。仁、英两朝共45年为前期，其特点是百家争鸣，学统四起，涌现了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李觏等开宋学风气的思想家;神、哲、徽、钦、高宗五朝共85年为中期，其特点是各个政治派别因熙宁变法而逐渐汇集到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上来，而在政治思想上则形成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王学政治思想与二程为主体的理学政治思想的两军对垒。神宗以后，除短暂的元钓更化，王学政治思想经过异化仍占主导地位;这一格局基本延续至南宋高宗朝，但理学政治思想的声势却在高宗朝渐趋发展。孝、光、宁三朝共56年为后期，其特点是理学经朱熹、陆九渊的努力已完成其体系架构，理学政治思想进一步获得了坚实的理论资源;王学政治思想退出了历史前台，但其务实致用的精神仍在浙东事功学派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除了朱熹，吕祖谦、陈亮和叶适等事功学派的政治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第三期大体为70年，即从宁宗嘉定和议(1208)到南宋灭亡，理学政治思想因受朝廷的提倡，基本确立了官学主体地位，文天祥的政治思想基本不脱理学政治思想的窠臼，但其强调民族气节为这一时期缺少创造性活力的政治思想注入了新鲜的内涵;而黄震的政治思想则明显继承了浙东事功学派的传统。

基本政治思想　第一，功利思想是宋代政治思想的重心。其特点是排斥空谈心性，讲究富强实务。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李觏、王安石，南宋的薛季宣、陈傅良、吕祖谦、陈亮、叶适与黄震等，王安石以变法实践其政治思想，尤为其中巨擘。北宋功利思想的兴起，实由于客观时势的刺激，外交造成的岁币、军费，以及内政造成的冗官、冗费，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社会改革成为政治生活的当务之急，也迫使政治思想家深入思考经世致用、富国强民等实际问题。这派政治思想主要是抑制土地兼并与裁抑官僚特权，合理分配土地和承担赋税劳役，设置相关政策，救助贫困农民;政府平抑市场物价，防止奸商与高利贷者垄断市场牟取暴利;整顿吏治政风，严格官吏考核;从严治军，抵御外侮等。

第二，理学政治思想是宋代政治思想的主流。其特点是强调修身养性是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代表人物为北宋的周敦颐、二程，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尤其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理学政治思想虽创见不多，但以理性思辨方式对社会秩序与纲常伦理进行论证。这派政治思想主要宣传“同植纲常，同扶名教”，推尊君权，倡导忠君，但强调君德的重要性，以为仁义是治国的必要条件;推崇三代之治，确立道统之说，申明“夷夏”之防;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崇尚性理，轻视功利，主张由内圣开出外王的政治局面。其后理学被钦定为官方政治哲学，故而对明清时期主流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平均主义思想是宋代政治思想的亮点。这一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北宋王小波、方腊、南宋钟相与宋元之际邓牧等异端思想为代表。王小波公开宣布“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方腊猛烈抨击“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钟相明确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宋末元初的邓牧在《伯牙琴》中对君主专制进行了大胆批判，都是这派政治思想的集中表述。除了这些异端思想，其他政治思想家，例如李觏也反复论证过平土均田、抑制兼并、制止两极分化的均平思想。

第四，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宋代政治思想的精华。这一政治思潮的出现与士大夫阶层成为政治的主体及其自觉形成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而与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互为因果，宋代也因而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士大夫政治发挥最大功能的朝代。自范仲淹履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标准，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遂获得士大夫普遍的认同。其后，张载标举“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彦博告诫人君“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神宗也确认“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则，都是这一思想的不同表述。在推尊君权的同时，这一思想又对君权提出约束，强调“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有使皇帝转化为“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的虚君的趋向。

第五，政治改革是宋代政治思想的主题。真宗前期，北宋立国所面临外患内忧业已暴露，王禹?即极论冗兵冗官之弊，力主变革，成为北宋政治改革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其后，先后出现了李觏的改革思想，范仲淹与王安石的改革实践。与此同时，向来被视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革，双方争论的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政治思想仍以政治改革为核心内容;而作为论敌的朱熹在其政治思想中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企望得君行道，实施改革主张。直到理宗端平更化时的真德秀、魏了翁，乃至理宗末年的文天祥，也还不断主张政治改革。

第六，民族思想是宋代政治思想的基调。因两宋始终处于外敌威逼之下，民族存亡成为头等大事，民族思想也构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真宗、仁宗朝起，尊王论、正统论的重新抬头，夷夏意识的再获强调，以及延续至南渡以后的和战国策叠相争论，北宋晚期对燕云诸州、南宋时期对中原的强烈恢复情结，都构成了民族思想的诸多音符。宋代大力提倡的忠君思想、士人节操一旦与民族战争相结合，自然结胎为民族气节，这在北宋灭亡期间已经有所凸现;在宋元易代之际，更因文天祥为首的一大批节义之士的论证与躬行，成为宋代政治思想中的珍贵遗产。

宋代政治思想给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增加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从不同侧面对其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