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方志学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不但修志较前代数量多，质量高，出现不少很有影响的名志，在内容和体例上也有新的发展，为以后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宋代起，方志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方志学的巨大进展是宋代地理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宋沿袭唐朝三年一编造图经的制度，建国不久规定各州遇闰年要造反映一方地理、经济、风俗情况的图经，并送朝廷汇编成全国性地理总志和区域图志。太祖开宝四年(971)、八年皆曾组织文学之臣重修天下图经。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等修成全国性图经总集《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编成后又颁下诸路州县，由此开了各地修志的风气。神宗元丰年间，始则删定《九域图》，继又由王存撰定《元丰九域志》10卷。徽宗大观年间朝廷还设置九域图志局修志，开官方设局修志的先河。除官修外，私人著述也相当发达。南宋时期修志更蔚然成风，所出志书达260余种之多，较北宋140余种增加几近一倍。

宋代修志数量远远超过以前各代。全国性总志有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乐黄目《圣朝郡国志》20卷(今佚)、王洙《皇钓方域图志》50卷(今佚)、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李德刍《元丰郡县志》30卷(今佚)、欧阳?《舆地广记》38卷、程

《职方机要》40卷(今佚)、王希先《皇朝方域志》200卷(今佚)、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王日休《九丘总要》340卷(今佚)等多种。地方性的府州县志为数更多，不仅北宋的开封、洛阳，南宋的临安等名城都市都有图志，甚至崇山峻岭中的偏远小州，如珍州(治今贵州正安北)、琼州(治今海南琼山)、湟州(治今青海乐都境)也编过地方志。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如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苏州(治今江苏苏州)等地，宋代曾多次修志。甚至县下属的镇也修有镇志，如海盐澉浦镇的《澉水志》等。

内容和体例上的进步是宋代方志学的突出成就。宋以前方志，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主要载山川形势、疆域沿革、土地物产等，内容不出地志和地记的范围。至北宋统一，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杂取历代史志、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仙佛杂记诸书，除记述一般地理外，确立了人物在方志中地位，增加风俗、姓氏、艺文、土产、四夷等内容，使方志体例为之一变，内容日渐详备，记述重点开始转到人文、历史方面。元丰三年(1080)王存主编的《元丰九域志》，增加市镇和军事寨堡的记载，取消原先图经必列的地图。此后，地图在府州县志中的地位逐渐不如过去重要，《图志》、《图经》一类方志旧名渐废而不用。南宋时期，王象之《舆地纪胜》广为搜罗名胜古迹、碑刻诗赋，使方志这方面内容得以加强，所引文献资料多为他书所未见。后祝穆《方舆胜览》悉仿《舆地纪胜》。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志体例完备，搜罗宏富，内容增加几倍。高似孙《剡录》开创了县志纪年的先例。宋代方志体例发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范成大《吴郡志》为代表的平列门目体，类与目并列，互不统属。一为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为代表的纲目体，纲与目层次分明，以纲统目。一为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为代表模仿正史的史书体，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每类下又分细目。这几种体例皆符合方志所记内容繁多丰富的需要，为后世广泛采用。元明以后方志浩如烟海，但内容体例大致不脱宋代方志的规范。此外，宋代方志多以郡县古名或山水名称来命名，这种做法对元明两朝也颇有影响。

宋代方志流传至今有30余种，除《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等5种全国总志，馀二十几种皆为府州县镇志。这些方志大致皆资料丰富，考证精核，文词雅赡，体例简洁，为研究宋代乃至其前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珍贵文献。上述五总志和《长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嘉定赤城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剡录》以及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罗愿的《新安志》、杨潜的《云间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罗浚的《宝庆四明志》、郑瑶《景定严州续志》等方志，皆受到后人推崇，被视为方志中善本佳构。

宋代在方志理论与方法上也有发展。许多作者认为，志要有补于世，“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有助于治政与教化。王象之还提出，地方志对于文学创作，有提供素材、启发灵感的作用。在修志方法上，《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认为修志要做好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考订等四件事，“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辩”。罗愿还提出，方志要有学术观点，不可变成简单的资料汇编。这些方法和理论，多为当时和后世的方志编纂者所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