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建筑的文化背景

宋代是国力相对衰弱的一个朝代，而元蒙统治中华则疆域拓展，具有咄咄逼人的一面。两者在文化品格与文化氛围上颇不相同，前者重内敛与阴柔，后者就汉地疆域而言，是又一次多民族的融合，所以元代之文化基调，有强健、开放的一面。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元蒙入主中原，用夏变夷，大力推行“汉法”，其文化机制仍染“宋调”，这在建筑文化上也体现出来，所以，这里试将宋、元放在一起来加以论述，分析宋、元建筑文化的共通性与不同点，而偏重于宋。

中国建筑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具有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与文化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发展到唐代，已成鼎盛之势。尤其到盛唐之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等，都显得灿烂而辉煌，就文化之中的技术与艺术而言，有极尽机巧、磅礴潇洒的阳刚之气。艺术之中李杜的诗，一个风流豪迈，一个沉雄悲壮;书艺中张旭、颜真卿的字，前者笔走龙蛇，后者恢宏博大，都体现了盛唐本色。

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爆发于750年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文化从盛唐走向中唐，直至晚唐的一个无可选择的历史契机，也标志着封建文化开始转型，即从唐之英迈、雄放走向宋之内省、典丽。这个过程是逐渐到来而漫长的，它经过了中唐、晚唐、五代直至宋代，而臻于完成。胡应麟《诗薮》论唐之盛、中、晚诗风时这样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诗风的日益转变，标志着时风、社会心态与文化氛围的转变。这种转型在五代得到了继续。

到了宋代，中国建筑的文化土壤已有变更。

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异。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契机，传统均田制开始崩溃，庶族地主经济代替门阀地主经济，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权门对全国经济操纵、限制的相对减弱，使社会思想意识增添了另一种自由度。在教育上，打破了严厉的门阀贵族制度而具有某种有限的平民化倾向。科举制度比唐代多一点开放性，为布衣书生入仕提供了有限的机会。宋代帝王有亲自主持科考的习惯，据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所述，宋太祖就曾亲自规定：“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又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史?选举志》)不管这究竟实际执行得如何，多少体现了一些布衣寒士的愿望。宋代取士范围也有扩大，比如北宋末年一次科考取士达八百人，超过唐开元盛世二十九年取士之总和。在学校教育上，宋代学校在学人数也超过唐代，而且放宽了入学子弟的门阀限制。如太学生，唐代规定须是出身于官五品以上家庭者，到宋代则规定“八品以上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亦可入学。国子生在唐代须是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而宋代则“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同前)。宋代的文人书院曾繁荣于一时。据初步统计，宋代有书院近四百所，著名者为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等，讲学授徒，蔚为风气。

这种与经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文教活动，多少说明了宋代文化的一些平民化与“文”化趋势，而这，又是与全国市民阶层、商贸经济的兴起相一致的。

其次，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宋代直至元代，理学之风崛起。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与程颐为北宋理学五子，周为理学开山、邵擅象数、张主张一元之气论，二程洛学提倡 “天理”，都从《周易》采撷灵感、学识，糅合道、释，自创新说。南宋朱熹将理学推向成熟，将儒、道、释关于宇宙与人生本源融于一“理”，将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治国纳为一“理”，理学既是人的思维哲学，也是实践理性;是礼治秩序的理性表述，也是穷理灭欲的人生准则。理学是唐代儒、道、释之学融合的哲学层次的深化，也是中国封建文人学子思想趋于僵化的开始;它一方面是社会思想文化的内省化、内圣化、深刻化，也使人的道德行为更为循规蹈矩。其思想感情已由唐代的热烈而渐渐变冷，从崇拜旭日而转为崇拜明月，从敢于面对喷薄之朝阳而转向遥望明寂之星空。这是一个重“理”，轻“欲”的时代。由于内敛的文化性格，时而禅悦之风掠过心头，显得宁静而沉虑。理学的严肃性自然使人的行为变得规范化起来，礼制得到进一步强调，如《女教篇》这样规定，女子“勿出中门，勿窥穴隙，勿越墙垣”，男子若出堂前，女子只配垂帘而已。又规定“惟女之容，贵于和婉; 坐立恭庄、步骤详缓; 头容常直，目容常端”。管头管脚的事情多起来了。总之，宋人的思想行为讲求的是条理化，温文尔雅化，“女”性化。

再次，在国力、军事上，宋代实在是一个颇为软弱的朝代，虽然宋人的文化世界精致、沉静而细腻是一大优点，却是以失却唐人般的宏放与力量为沉重代价的。宋代时，北方游牧文化对中原与南地的农业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种进攻在表面看来是落后文化形态对先进文化形态的“倒算”，实际上，虽然造成了农业文明的一时的极大破坏，却由于元蒙统治者在统治政策上具有用夏变夷、吸纳“汉法”以自强的一面，在极其痛苦的民族冲突中，造成了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再度融合。在这种文化冲突过程中，昔日唐太宗那般“天可汗”的气魄与尊严已然一扫而空。如果说，宋初太祖对北方契丹族欲南下的“野心”尚能大喝一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么，其后的宋代帝王，就往往忙于屈辱的赔款、割地，而对辽、夏、金的进击，朝、野时陷恐慌之境。在失地、亡国之际，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外忧的阴影几乎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忧患意识在文人学子中油然萌生。这在全社会的文化氛围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就宋词而言，辛稼轩那般金戈铁马式的阳刚之咏几成绝响，到处是幽怨、苦愁、婉约的咏唱。李清照词颇具风骨，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豪迈，然而更多的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悲愁之作。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是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均体验到一种忧伤、深切而入骨的时代情感。在这种时代文化主调中，有一种“女性化”的倾向，细密而深邃，气魄却不大，阴柔之美代替了阳刚之美。

然而，宋代军事上的被征服，并不意味着中华农业文化被中华游牧文化所征服，而是以农业文化为主的、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与融合。无论契丹、女真还是党项羌族，都有被汉化的倾向。如辽代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的双轨统治体制。辽代统治者耶律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辽史?义宗耶律倍传》)。金人亦尊崇儒文化，金熙宗曾于皇统元年二月，亲祭孔庙。元始祖忽必烈奉行“汉法”，他对中原文化采取容纳态度，在其身边迅速集结了大批儒生与著名的理学家，采纳儒士徐世隆“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元史?徐世隆传》)的主张。在许衡“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意见影响下，忽必烈继承有宋一代汉制，在帝号、官制、太庙、社稷、郊祀、贡举、经理、农桑、钞法、五刑、五服等方面，都有汉化举措。这种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使宋代文化在元代得以沿袭与发展。这就造成了宋之理学在元代得到传承与发扬的局面。

同时，在宋元，科技水平也获得了发展。无论农学、数学、天文学还是医学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早在宋代，在战国之“司南”技术基础上发明了指南针，并被用于航海。用在建筑上便是风水的测定。宋人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文化的书面传布提供了极有效的工具与方式。火药在宋代被用于战争，促进了中国冷武器文化向热武器文化的飞跃。这些科技文明传入欧洲，巨大地影响欧洲科学文明的进程，也对中国建筑文化造成影响。如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宋元的科技文明也同时表现在建筑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