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

经学流派，指性理之学或义理之学。“宋学” 之名，起于清代，与 “汉学” 相对。但宋学并不限于两宋，也包括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其派别甚多，主要有濂学 (周敦颐)、洛学 (二程)、关学 (张载)、闽学 (朱熹)、陆王心学 (陆九渊、王守仁) 等。江藩所著 《国朝宋学渊源记》则记述了清朝宗奉程朱理学的学者和学派。宋儒厌弃汉唐经学家支离繁琐的注疏之学，将为学的重心从注释古典转移到对人心、人性、人生的探讨上来，即使是注释经典，也多以发挥义理为宗旨。朱熹主张 “以理解经”，陆九渊标榜 “六经注我”，就是这种学风的集中体现。宋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做人，即为人寻求精神上的 “安身立命”之地，而不是怎样做学问。用陆九渊的话说，叫作 “不识一字，也须还某堂堂做一个人”。朱熹主张 “格物致知”，王守仁主张 “致良知”，都是指追求道德智慧，通过这种追求或修养功夫，培养出一种圣贤气象。程颐说： “学者不学圣人则已，若欲学之，非熟玩圣人之气象不可。” 实际上，这是将儒学从学问变为人生信仰的一种尝试，是儒学为与佛道二教争夺人心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其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 空疏。到了清初，顾炎武等人提倡 “实用之学”，对束书不观而空谈性理的学风发起攻击，甚至将明亡的责任也算在宋明理学的账上。后来，考据之学大盛，宋学的地位开始动摇。尽管如此，宋学一直到近代还拥有相当多的信徒，著名者如倭仁、曾国藩等。

对宋代思想学术的概称。学术界原先所说的宋学，有两种涵义。一种即如明代唐枢在《宋学商求》里所提出，将赵宋一代的学术文化都包举在内，即包括现代所说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科技等在内。但这一涵义外延过于宽泛，并未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另一种涵义主要相对于注重训诂章句之学的汉学而言，所指的就是重视性命义理之学的宋代理学。这种以朝代命名的叫法，就一个朝代的主流学术而言，说理学是宋代学术主流也未尝不可。但理学真正形成学术流派还是在南宋高、孝两朝以后，将理学等同于宋学即有失偏颇，何况两宋还有不属于理学系统的其他新儒学学派。故而近来学术界倾向把包括理学在内的宋代所有新儒学学派通称为宋学，即指构成宋代精神文化内核的那些思想学术。宋学尽管以赵宋王朝命名，并以该朝思想学术为代表，但其同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种跨时代的儒学流派，并非宋人所治之学即是宋学，例如宋初学术基本就是汉唐训诂、 文章之学的流风， 而后世学者只要符合宋学治学精神，也都可称之为宋学，例如清代经学即以汉学、宋学划分派别的。

作为宋学的新儒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必然反映，社会与时代需要有一种维护统治的新思想;同时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长期撞击、批判与融合的历史结果。宋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形成阶段。以往被视为理学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实际上揭开整个宋学成立的序幕;在近期研究中，范仲淹更被推为宋学开山，李觏与欧阳修在宋学形成中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评价。第二，发展阶段。大体从宋仁宗后期起，涌现了宋学史上第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既有奠定理学根基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与程颐，也有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亦称温公学派)、苏轼为首的蜀学和王安石的王学(亦称荆公新学)。二程尤其是程颐对理学学派的理论贡献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荆公新学有经世致用的鲜明性质，对南宋事功学派颇有影响。第三，演变阶段。南宋孝宗时期涌现出了宋学史上第二批大师级的学者群体。以朱熹为首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与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陆九渊的心学在理学内部别立异帜，开启了思想学术史上陆王心学的一路。浙东事功学派是南宋思想学术界的第三种势力，由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构成。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从理学角度看介乎朱、陆之间，在朱熹理学与事功学派的王霸义利之争中，既赞同朱熹的基本观点，又明显有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倾向。浙东事功三派以陈亮持论最为激进，但在广度与深度上，叶适更见彻底，影响也更大，对朱熹理学的冲击也更实在。但朱熹集大成地完成了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最终使理学成为宋学主流，其影响之远大不言而喻。南宋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路径明显转向内在，宋学走向也有由外向内的转折。尽管当时还有坚持经世致用的功利学派，却终于不敌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压倒一切，消极影响与负面作用在其后逐渐凸现。

宋学派别林立，新意纷呈，其基本精神可以概括成“断以己意，作新斯人”，而其最高理想则是履践“内圣外王之道”。宋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方面，对其后中国文化中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史学、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宋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大因缘，陈寅恪甚至认为，华夏民族文化的“所止之境”，在于“新宋学之建立是已”。但“新宋学”如何建立或转型则是更为关键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