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

宋代刻印之书。雕版印书从唐代中叶开始，到宋代迅速发展，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等经济文化发达城市，即为刻书中心。有以国子监为首之官刻本，还有私刻本和坊刻本。常见坊刻本有浙本、闽本、蜀本，各具特色，以浙本尤佳。北宋风格质朴，南宋风格挺秀。刻书时，都选工于书法之人，仿欧阳洵、颜真卿字体缮写既美，校刻亦精，故称宋本或宋板。往往为后代所重视，并作为刻本依据。

版本用语。即宋版、宋刻本。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及传播的时代。无论在刻书的数量、种类、地域分布、规模，以及版刻的特征等方面，均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有宋一代，刻书数量多，地域分布广。刻书中心地区，其一为两宋都城汴京和临安，京师以内府刻书为首，内府则以国子监最有名。浙江，除北宋杭州与南宋临安之外，两浙地方官府也竞相刻书，例如绍兴府、庆元府、婺州、衢州、严州、湖州等。同时，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也相当普遍，如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所刻书籍精美，字体独特，被称作“书棚本”。浙本字体方整秀丽，刻工刀法细腻圆润，纸白墨莹，校勘精细，为后世所推崇。其二为福建，主要集中在福州和建阳地区，其中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书肆林立，余氏、刘氏等刻书世家，以及黄善夫家塾、黄三八郎书铺等影响颇大。建刻书籍以民间日用参考类、应试类以及流行时文与前代诗文等为主，所刻书多为密行小字，校勘粗疏，价格低廉，流通颇广，被称作“麻沙本”、“建本”。建本多用竹纸，版式紧凑，字体笔画横轻竖重，所刻内容广泛，但文字质量较差。其三为四川，以成都、眉山为中心，如井宪孟所刻的“眉山七史”颇为著名。蜀刻大多开版宏朗，纸墨精良，字大悦目，可与浙本相媲美。其四为江西、抚州、吉州、赣州、筠州等处，刻本颇精，尤其以抚州公使库刻书最为出名。江西刻书一般用坚韧的白纸，版式疏朗，校勘较好。对于各地刻书，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评道：“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此当是对当时各地刻本的真实评价。

从宋版书刊行状况来看，一般可分为官府刻书与民间刻书两类。官府刻书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各机构、地方各级政府、各级官学等，所刻书称官刻本。民间刻书包括私宅刻书之私刻本、书坊刻书之坊刻本、以及寺院、道观等民间机构刻书。其一，官府刻书方面，北宋国子监所刻书，旧称监本、旧京本、京师旧本等，内容以儒家经典、正史以及医书、小学书等为主，所刻经书大都具有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墨如点漆的特点。除国子监外，其他如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德寿殿等中央政府单位，也都从事刻书事业。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各部门也争相刻书：各路有安抚使司、转运司、茶盐司、漕台、仓司、计台等刻本;州府有公使库刻本;府县有郡斋刻本和县斋刻本;各级官学、书院亦有刻书。官府刻本一般校勘较细，讹误较少，质量较高。其二，民间刻书方面，私宅刻本是指官僚、富绅、文人学士等私人出资刊刻的书籍。这类刻书有的是刊刻自己或祖辈的著述，有的是校刻经典著作，有的是为家塾学子学习之用，校勘、刻印都较精审。其三，书坊刻书，指坊肆书铺刊刻的书籍。最兴盛的地区有杭州、建阳、成都以及眉山。著名书坊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杭州猫儿桥河东岸钟家开笺纸马铺、荣六郎书籍铺以及临安府尹家书籍铺等。书坊刻书主要以营利为目的，一般成本低、价格廉、流传广。此外，宋代寺院、道观刊刻了大宗的释道典籍，如著名的《开宝藏》、《毗卢大藏》、《碛砂藏》和《万寿道藏》等。

宋本书的版式多白口，前期多四周单边，后期多左右双边，少数四周双边;南宋晚期出现了细黑口。版心一般在上鱼尾上方镌刻大小字数，上下鱼尾之间多镌刻书名、卷次、页码，下鱼尾下方刊刻刻工姓名，有时刻斋、堂、室名。一般官刻书多在卷末镌刻校勘人衔名，在行格字数方面往往字大行疏，气象宏朗，给人以疏朗大气的美感;私刻本和坊刻本则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刻书的字体刀法因地区差异而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两浙刻本字体四方而整齐，结构精紧，刀法圆润，版面较为整齐疏朗，多崇尚欧体。四川刻本的字体笔法近于颜体，具有字体横扁、撇捺遒长等特点。福建刻本崇尚柳体，笔画横轻竖重，特点极为鲜明。江西刻本则兼而有之。从原料上分析，宋版书印纸多为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造纸原料的皮纸，以及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一般来说，浙刻本、蜀刻本和江西刻本多用皮纸，闽刻本多用竹纸。宋本的装帧形式主要为蝴蝶装;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包背装;宋刻佛经依然多使用经折装。宋人避讳甚严，尤其反映在官府刻书上。通常的避讳方式为：凡遇当今皇帝御名，多镌刻小字“今上御名”以避讳;遇到已祧之庙讳，则多用缺笔回避;个别时候也以改字避讳。

宋版书历来受到文人学士的推崇和珍惜。其流传至今者，数量已极有限，故价值连城，十分珍贵。宋本具有文献与文物的双重价值。其文献价值在于保存了宋代典籍的原生形态，在版本学、校勘学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文物价值是研究宋代造纸、图书与出版业的珍贵实物史料。惟其如此，宋本收藏和利用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