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庙祭祀制度

灵魂不灭的俗信及由之而起的祖先崇拜是祭礼存

在的观念基础，正所谓“生事毕而鬼事始”。对祖先的崇敬与礼拜是中国人一生中至为关切的事，北京人也是这样。比如金代末年，在蒙古大军的压迫下，朝廷内有人提出迁都避敌，结果召来众人的反对。大家认为，如果“弃燕京而去，祖宗山陵尽在此地，若有残坏，公等何面目以辅人子孙？”“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正所谓“为人子孙，以不坠宗祀为本”（《大金国志?宣宗纪》）。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北京历代王朝均以宗庙祭祀为国事。

送葬雪柳

金代，女真人建国之初，并无宗庙、陵寝制度，祭礼也不如中原王朝那么讲究。自金平辽以后，汉人大臣们常常劝说天子，认为天子之孝在于尊祖，而尊祖之事在于兴建宗庙，于是金朝开始兴建宗庙，在中都城内的称“太庙”。贞元初，海陵王迁燕，增广旧庙，将祖宗神位从上京迁入中都城，安于太庙之中。其祭祀制度参照中原自周代以来传统的“三年一袷，五年一噘”旧制。《金史》卷３０《礼志三》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金代朝廷宗庙、袷噘、朝享、时享等仪式，其繁琐庄重早已脱离开原始民族早先的状况。

元代蒙古人在丧葬仪式中较多地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但在祭祀仪式上却受中原文化影响极大，一方面有“国俗旧礼”，如洒马奶祭祖、烧饭祭祖等，也有依中原“太庙”制度并融入蒙古旧俗而设立的宗庙祭典。蒙古族世代生长在漠北，祭祀祖先的方法起初十分简单，也没有宗庙制度。直到进兵中原、建立王朝后，才开始接受汉文化的影响，祭祀祖先的礼仪也日趋繁杂。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世祖忽必烈命设神位于中书省，遣人致祭。中统末年，太常卿徐世隆建议兴建太庙，并绘图进上，世祖从之。因大都城尚未兴建，太庙仍造于旧燕京城中。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做裹金木主置于太庙，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再做全金神主置于太庙，此后诸帝神主皆用金铸就。第二年因宫城基本建好，下诏于大都新城东面齐化门内路北建新太庙。至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年）庙成，遂将旧太庙拆毁，将神主迁到新庙，行大享之礼。此后太庙制度屡有增改，总之是规模越来越大，仪制也越来越繁复。

蒙古统治者祭祀祖先的场所除接受中原传统的太庙制度外，另设有神御殿（称“影堂”）作祭祖之地。如世祖及皇后、裕宗及皇后的神御殿在大圣万安寺，顺宗帝后、仁宗帝后的神御殿在大承华普庆寺，成宗帝后在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帝后在大崇恩福元寺，明宗帝后在大天源延圣寺，英宗帝后在大永福寺。神御殿内设有由能工巧匠绘制织造的帝王、皇后御容像，以及象征吉祥的佛都绘画，祭器以金银、水晶、玛瑙、玉器等为之，祭品有马、牛、羊、猪、时鲜果品以及狩猎所获天鹅、麋鹿等，十分丰盛。“其祭之日，常祭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节祭元日、清明、蕤宾、重阳、冬至、忌辰。”（《元史?祭礼志》）

明代，按“左祖右社”的原则，在宫城左侧建太庙，是皇家祖庙。每逢皇帝登基、亲政、监国、摄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凯旋、献俘、奉安梓宫等等，都必须到太庙告祭。清代继承明宫太庙的建制，祭庙是清代“大祀”之一。清初以正月孟春、万寿、清明、四月、七月、十月朔及十二月暮举行太庙祭祀，计７次，康熙年间定为一年四季各在太庙祭祖一次，称“时享”，这一制度一直为清廷所奉行。“时享”外，岁暮日还要举行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