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庙造像

宗庙造像，即在为祖先和历史上的圣贤人物修建的宗庙和祠堂之类建筑内外设置的造像，包括祖先与圣贤人物的纪念像和为之服务的仪卫、侍从人物像设。此类造像有木雕、石雕和彩塑等多种形式，由于造像主角是被纪念的对象，因而题材较鲜明、集中。

汉代是宗庙祠堂雕塑勃然兴起的时代。由于儒家“大报反本”、“慎终追远”的思想广为传播，忠孝的观念深入人心，为表示对祖先的崇敬和对前贤的敬重，人们在对祖先厚葬的同时，在地面上建造起宗庙祠堂，雕绘出祖先和圣贤的形象以作供奉。这种纪念性的造像在汉代除见于大家贵族的宗庙祠堂中外，在无能力修建宗庙祠堂的普通人家中，也有小规模的制作。出土于南阳的汉画像石“丁兰侍木人”，表现孝子丁兰在家里摆置一象征父亲的木人，每日三餐侍之如生人。该木人即普通人家中的祖先造像。由于年代久远，大量木雕、泥塑的汉代宗庙造像已极少残存，唯有一些石雕造像尚保留至今。

出土于四川灌县都江堰的秦蜀郡太守李冰的石雕像，是汉代修建祠庙祀奉这位治水功臣时雕刻而成的。该像高2.90米，雕刻风格古朴简括，是汉代石雕人像的佳作之一。李冰像在造形上具有与汉代陵墓表饰石雕较接近的整体气势，刻划手法大胆简洁，以稀疏的阴刻线条表现衣纹和人体姿态，面部刻划含蓄生动。从其下垂感极强的宽袖长袍和拱手直立的姿势以及智慧安详的表情中，既可以见出汉代雕塑形象的普遍风貌，又可以领略李冰这位水利大师的个人特征。因而这尊肖像石雕在中国肖像雕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早期肖像雕塑珍贵的实物。

圣贤人物的纪念像雕塑起源很早，如祭祀孔子的孔庙，早在公元前478年(孔子去世后一年)就在山东曲阜建成了，但当时的塑像早已不复存在。孔庙在汉代曾被修缮扩建，修缮后的祠室中的孔子塑像仍未能流传下来，但与之相配的设立于祠外的仪卫、侍从人物雕像却有遗存，雕刻风格类似于李冰像。另外，在河南登封中岳庙前亦有类似的石人。现在孔庙祠室内的孔子塑像，已是近代的作品。从宗庙造像的保存情况来看，中国人在古代最看重的雕塑是妆彩的木雕和泥塑，认为借助于彩绘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物原型，因此宗庙造像的主角――祠主多不采用石雕形式，作为配角的人物则多以石雕，致使现今保留下来的早期祠主雕塑作品极为罕见。可以见到的宗祠主角造像除李冰像外，还有山东武氏祠中雕刻于壁龛内的线刻浅浮雕形式的形象。

宗庙造像在宋代有大规模的制作和设置。山西太原的晋祠造像是宋代宗庙祠堂造像的典型代表。现存晋祠造像是宋人为追念周朝唐叔虞之母邑姜而设置的，多设置于圣母殿内。邑姜像位于殿的中间部位，另有44尊嫔侍、侍童和女官的塑像。群像仿照现实宫廷人物的排列次序，以圣母邑姜为中心，侍从等对称地向两侧分列;圣母像为坐式，两侧侍从均为恭立姿势。这批造像均为彩塑，始塑于宋代，明清两代作过妆彩方面的维修，造型原貌仍是宋代的。晋祠造像在女性人体造型上有突出的贡献，许多嫔侍的形体比例颇为合度，站立的姿态舒展自然而又典雅美丽，仪容秀雅，表情温存，或浅笑或沉思，皆盛妆而不妖冶，富有动人的韵味。与同时期的佛教造像相比，晋祠这些现实人物的塑像更具魅力，排列有序的嫔妃等侍从形象无一类同，虽均为站立姿势，各自却有着与身份一致的姿态，群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呼应的，形成了既有秩序又富有变化，同时在变化中回复和谐的整体布局，堪称以现实人物为题材的优秀雕塑作品。

明清时代和近现代，宗庙造像一直呈发展的趋势，且多为彩塑形式，但在艺术上无大的突破。造像见于散置于南北各地的关公祠(纪念关羽之祠)，武侯祠(纪念诸葛亮之祠)，戚公祠(纪念戚继光之祠)以及三苏祠(纪念苏轼父子之祠)等祠堂中，数量相当可观。

宗庙造像起源于人们对死者的怀念情感，功能在于使现世人对先辈的追念感情得以寄托，同时由先辈那里获得教益。宗庙造像与宗教造像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其题材是现实中的人物而不是幻想中的人物;宗庙造像与明器雕塑中的人物形象亦不相同，它是人们供奉祀祭的对象，而不是陪葬的偶人。因而宗庙造像是现实中较高层次的人物的形象，对它们的塑造，中国人是倾注了许许多多的心血和智慧的，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产生了如李冰像和晋祠女性人体像之类的优秀作品。但由于现实人物题材不能如宗教题材那样有较多的幻想成分，对并非 下层陪葬偶人的刻划更须有相对严格的规制，为使其充分发挥寄托情感的作用和教化作用，中国的雕塑艺人在雕塑宗庙造像时必然受到较多的限制，发挥艺术才能的余地相对地减少，所以从艺术成就上看，此类造像无法超越宗教造像和明器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