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之形成

前文已述客家南迁之原因有二大类十种之多，其历史始于秦汉，迄今有2000多年。但是，客家民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何时形成?让我们通过客家先民南迁之经过来回答这个问题。

学术界关于客家先民南迁之分期与形成，分歧很大，众说纷纭。

范?先生认为，客家来源有三：第一批来自秦朝驻守大庾岭的军队;第二批为东晋南渡时从北方南迁闽蛮之地的百姓;第三批是随南宋高宗南行而后留居广东东江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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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先生认为，客家人的南迁可分五个时期：第一次为东晋“五胡乱华”，第二次为唐末黄巢事变，第三次为宋受金人侵略，第四次为明末满人入侵，第五次为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国事件的影响。他并且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在第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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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颖奇先生认为，客家的南迁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期为秦统一中国后遣大军戍守大庾，留居粤北;第二期为东晋永嘉以后中原居民纷纷向南播迁，进入江西赣江流域;第三期为唐末黄巢称乱，凶锋所至，客人首当其冲，或向循州、惠州、韶州一带移动，或向宁化、汀州、上杭、永定诸州县迁徙;第四期为宋高宗南渡，“胡元”大举南侵，客家先民随文天祥转战江南，而转于粤北、粤东等地;第五期为明末流寇之祸和清军入侵，大批汉族人南渡，粤赣客家入川，赣州及粤东客家散布广东全省及广西，并东渡台湾;第六期为清朝乾嘉以后客家人口激增，后来引起广东西路土客械斗，结果客家人向广州、汕头移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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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运栋先生认为，客家大规模南迁为四次。一在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之地半沦异族，汉族抗御无功，相率南下;二在黄巢叛乱，五代末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中原居民乃再南迁;三是宋室南渡后至文天祥勤王被执，忠义之士追随帝室，辗转五岭之南，珠江东西，而后滞居;四是明清之际到公元1800年，广东客家人或因人口膨胀，或因勤王失败，在“迁海覆界”和四川、广西、台湾招垦下迁徙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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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客家先民之南迁与客家之形成似可分为八个时期。

这八个时期分别以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标志，即：1.秦始皇派遣大军经略岭南;2.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3.唐朝安史之乱;4.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5.宋朝靖康之变;6. 明朝建立;7.清军入关和清朝建立;8.广东西路土客斗案。围绕着这些重大事件，客家从开始南迁到逐步形成，最后走向全国和世界。

下面来叙述这样划分的依据和客家先民南迁的史实。

1.秦汉三国时期(前221―280)

以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有人认为仅有5万)大军经略岭南为标志，开始了客家人的南迁。这些南征军及后援部队在秦亡后滞留岭南，成为客家南迁的先锋。

西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交流频繁，人民来往增多，中原人的南迁也就增多起来。

如“丘氏得姓第三十一世茂千，字浮基，河南开封府林村人，……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迁入闽汀上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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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前后如前文所述曾据弃官南避的有：杜延年孙彰，避居钱塘;田恢避居吴郡(江苏常州市)，改姓妫，五世孙敷，复改姓姚，居武郡武康(已?入浙江德清县)等等。

叶氏以春秋后期楚昭王封沈诸梁于南阳叶邑(河南叶县)得姓。东汉末年，叶望因避乱迁居丹阳(安徽宣城)。

另外，在这个时期里，还有汉军留戍落籍，贵族官僚流放等，不过数量都不大。

秦汉三国时期南迁的人们，相当多数都与当地的人们融合了，未能保留北方中原地区的语言和习俗。因此，我们只说这是客家南迁的开始期，他们是客家南迁的先锋。

2.两晋南北朝时期(281―589)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派六路大军大举攻吴。蜀中水师顺流东下，吴军望风而降。“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出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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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末黄巾起义始将近百年的大乱和分裂局面，得到了统一。但可惜这个统一是短暂的，不稳定的。西晋政府为了增加人口，容纳北方落后的民族内徙，由于晋朝官吏残虐，使内徙诸部受侵怨恨，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公元291年爆发八王之乱，八王中有些勾结匈奴、鲜卑、乌桓人来混战，由此引起了“五胡乱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守建邺(江苏南京)，即所谓永嘉南渡。八王之乱开始后，战争以及因战争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使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民群。这些流民“或走辽西，或走陇右，但是最大量的还是渡江南徙”，因为当时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定的地方。“南迁人民达到长江流域的，总数至少有七十万人，还有约二十万南迁人民没有达到长江，聚居在今山东境内。南迁人民中，也有一部分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前进，达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还有一些分散在长江中游州郡。”据估计，到“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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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南渡后，北方的一些士族也相继渡江，投奔司马睿。北朝时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司马睿南渡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这些北方来的士族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帮助司马睿做东晋开国皇帝的王导，和“闻鸡起舞”、“中流击楫”北伐的祖逖了。

永嘉南渡的中原士族和民众，数量巨大。东晋在这些“侨人”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了一些与侨人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难的士族和民众。侨立州有司、豫、兖、徐、青、并等六个，侨立郡有襄城、淮南、松滋、上党、弘农、新蔡、安丰等等，侨立县就更多了。侨立州郡内的侨人比例很大，如南徐州人口总数42万人，其中北方来的侨人就多达22万人。这还是著籍(被编入国家户籍)的，而被大地主招纳为奴为客(佃客)的侨人，因多未著籍，其数量就难以估计了。

大批的中原士族和民众渡江南下，初来时思念故国家园，因此先后有祖逖、桓温北伐。但是，一则由于受到朝臣的牵制，二则因为在南方的产业渐丰，南下的士族们已无心北归，北伐均遭失败。这些南下的士族不愿“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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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落籍南方。

永嘉南渡人数众多，且多系举族而来，又多聚居一地，因而能够在相当的地域内保留或基本保留原有的语言，原有的生活习俗，原有的文化。由此，也就开始了客家民系的孕育阶段。

在此后的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各地都处在民族大融合的阶段。在北方，内徙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杂居通婚，学汉族的语言，穿汉族服装，习汉族礼仪，改汉族姓氏，逐渐与汉族融合，落后的征服者被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同化。在南方，逃难而至的汉族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他们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江南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南朝时，一方面南方的蛮、僚、俚、越等民族在发展，与汉族有战争和交往;另一方面有许多汉族农民为逃避徭役而进入这些少数民族之中居住，与他们一起生活和生产，自然也传布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其结果是，先进的外来逃难者吸引同化了落后的本地人。民族大融合在全国范围里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着。北方的鲜卑、匈奴、羯、羌、乌桓等族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南方的蛮、僚、俚、越等族也渐渐少出现于史书之内。

3. 隋至唐后期(589―873)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赶上和超过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缩小了南北方在文化上的差距，长期的分裂局面影响着文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强烈要求国家统一。顺乎历史的趋势和人民的愿望，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589年)灭掉陈朝，统一了中国。虽然如同秦二世而亡一样，隋也很快灭亡了，但也如秦亡后出现了强盛的汉朝一样，隋亡后出现了更强盛的唐朝。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恢复和发展生产，先后出现了被封建史家称道的“贞观之治”(“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公元627―649年)和“开元盛世”(“开元”为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13―741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首都长安(陕西西安)、洛阳、扬州、益州(四川成都)、广州等，都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在统一的国家里，农业、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业繁荣起来，交通运输也发达起来，人口的正常流动也逐渐频繁起来。

据兴宁《赖氏族谱》记载：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公元618―626年)初，赖得由宁都迁福建上杭古田，其子赖桂复迁宁化石壁。

兴宁《幸氏族谱》：武则天通天元年(696年)世居雁门(山西代县一带)的幸茂宏迁于江西高安之幕山，为幸氏江南始祖。

兴宁《钟氏族谱》：隋朝末年，钟西由河南颍川迁南京;唐中宗(李显，684年在位)时，钟绍京封越国公，卜居江西南康;绍京子钟贤为福建都督大将军，定居于汀州(福建长汀)。

兴宁蓝氏祖居汝南(河南商水、上蔡、汝南一带)。唐中宗时，蓝明德宦游金陵，卜居于上元(江苏南京、江宁一带)。

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杨国忠相继独专大权，朝政腐败;赋税繁苛，兵役日重，农民更加贫困，地主、官僚乘机大肆兼并，均田制破坏;唐王朝的猛将精兵，大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各种矛盾迅速发展。天宝十四年(755年)冬，胡人安禄山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虚，宰相杨国忠为人民所痛恨的机会，从范阳起兵叛乱，企图推翻唐的统治。安禄山叛乱后，很快进占洛阳称帝，长安大震。

统治阶级间争斗多年，战祸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史书说：“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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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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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于安禄山、史思明、以及唐朝调集镇守潼关的哥舒翰等，都是“胡人”吧，在人们的心理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和历史的联想。人们担心“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的历史悲剧会原封不动地重演，朝廷或许会效仿晋元帝有渡江南迁之举。事实上，当安禄山的叛军逼近长安的时候，唐玄宗也确实匆忙辞都逃走，不过因为叛军是从东边过来，他不可能向东南走，而只能向西南逃向成都。历史果然要重演了!大批的北方人看到皇帝逃了，他们也就仿效南迁。唐人“记得街西邻舍否，投荒南去五千余”的诗句，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一幕。大诗人李白当时正辗转旅行于皖南、浙西一带，他亲眼目睹了这种北人南迁的景象，给我们留下了“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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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写照。史书也颇多北方汉人南迁的记载，如：“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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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缘顷经逆乱，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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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士庶，……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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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中国新去乱，仕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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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大批南迁的人们中，有许多到达了江西以至岭南。如《新唐书?卢纶传》说：“河中蒲(山西永济县)人，避天宝乱，客于鄱阳(江西饶州)”;《全唐文》中崔佑甫《上宰相笺》说：“中夏覆没，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长兄宰丰城(在江西)，……仲姊寓吉郡(江西吉安)”;《太平广记》中说：“唐安史乱后，有魏生者，……因避乱，将妻入岭南”。至于那些名不见史书的普通百姓，自然更是难以数计了。

安史之乱使得大批北方人拥入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先前南迁来的人也于此时继续南迁。如《邓氏族谱》称：唐时邓如岳居湖湘，时遭兵乱，偕弟徙居江西南安府南康县;《卢氏族谱》说：唐玄宗时卢宗泰任江西虔州(一说为吉州)刺史，值安禄山反，遂由河北范阳避居虔州(江西赣州市);《欧阳氏族谱》谓：“唐玄宗时，欧阳晤由长沙迁江西吉州，后世奉其父琮为吉州始祖。《旧唐书?地理志》说：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迁，“井邑十倍其初”。

有的学者认为，安史之乱在短时间内席卷了河北、河南大部分地区，引起了巨大的移民浪潮。但叛军很快受阻于睢阳和南阳，“贼锋坐衄，不至江淮”，“南夏得以保全”，因而南下的移民也就沿长江滞留沉淀下来，其中尤以在江西的为多，于是“到达江西的北方移民在文化方面则产生了一个最重要的后果，那就是形成了客家人和客家方言的最初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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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颇有见地。永嘉南渡虽然也有大批北方人南迁，但此后数百年间，南北各地都处于民族大融合时期，永嘉之后虽仍有北人南徙而数量不多，且彼时后语言文字的变化都颇大，不可能形成今日之客家方言。安史之乱虽与“五胡乱华”有相似之处，但它毕竟不是历史的重演。第一，它的时间短;第二，它没有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第三，它没有造成异族入主中原的后果;第四，安史之乱时的南方已与永嘉时的南方大不相同，经济文化都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安史之乱时南迁的移民不可能如永嘉南渡后的移民一样，只能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地区，这从唐朝后期南方的种茶、采矿业得到较大发展，可以窥见一斑。安史乱后南迁移民开了客家人聚居山区的先河。他们人数多，居住集中，因而有可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和特定的人群中保持原有的语言和风俗。所以说，这个时期是形成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的最初源头。但是，这只是客家形成的开头，而并非已经形成。

4.唐末至北宋末期(874―1126)

在所有的客家族谱里，几乎都提到在唐末黄巢起义期间迁徙，可见其对客家人的迁徙和形成影响之大。因此，以黄巢起义为标志划分一个时期是完全必要的。

唐朝末年，由于长期战争，天下厌苦，宦官专权，吏治败坏，两税法的实行使差役更成为人民越来越重的负担，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地主在土地兼并中采用了苛刻的方式，使得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也不能免掉征徭，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除了逃亡山海，或者进行武装反抗，已经没有别的出路。

到公元859年，农民起义终于爆发。裘甫领导浙东农民起义斗争;公元868年，庞勋领导徐泗地区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平定，但农民与封建地主国家的矛盾并没有缓和。

公元873年，关东一带发生极为严重的灾情，自潼关东至海滨，麦收只有一半，秋收几乎全无，但是官吏还是催逼纳税。农民拆屋卖梁，也只能供吏人酒食之费，而无法交足税钱。终于，官逼民反，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全国性农民战争。

公元874年，王仙芝在长垣起义;公元875年，黄巢在曹州响应。起义军痛斥唐朝官吏贪暴，横征暴敛，“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王仙芝战死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统帅，称冲天大将军。黄巢在山东、河南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为了避开唐朝重兵的攻击，带领义军渡过长江，突入江西，打下虔、吉、饶(江西波阳)、信(江西上饶)诸州，经宣(安徽宣城)、歙(安徽祁门、休宁、歙县一带)抵达浙东，修整了衢州至建州(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于公元879年突然出现于岭南，占领了广州。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主张。然后黄巢率军取道桂州(广西桂林)北上，突破长江防线，渡过淮水，进入颍(安徽阜阳)、宋(河南商丘南)、徐、兖诸州。起义军沿途“整众不剽掠”，纪律非常好，受到人民欢迎，队伍发展到60万人。后来顺利地攻入洛阳，攻破潼关，进入长安。长安居民夹道欢迎。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建元金统。由于起义军没有及时消灭残存的唐王朝军队，没有根据地，加上朱温的叛变，当唐朝军队反扑过来的时候，黄巢起义军腹背受敌，撤离长安。最后，黄巢在泰山下的狼虎谷(山东莱芜境内)战败自杀。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战争失败了。

对于黄巢起义，有的学者极力诋毁。如上述有的说是“称乱”、“凶锋”，有的说是“叛乱”，称黄巢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说他“骚扰各地”，“蹂躏遍及十省”。

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黄巢起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造成的，参加起义的绝大多数是被压迫的穷苦农民。义军之锋芒所向为贪官污吏、地主贵族，封建统治。义军“所至吏民逃溃”，“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进入洛阳的时候，“闾里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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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义军也杀人，他们严厉惩罚压迫农民的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决不会滥杀无辜，尤其不会杀害普通百姓。在客家人中广泛流传的在门上挂葛藤的故事，就是一个证明。(故事见第三章第一节，此处不赘述。)在黄巢起义军经过的地方，确有许多人避乱迁居，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地主贵族，害怕受到义军的严惩，如“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汴梁(河南开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有的则是领兵抗拒义军，如“因唐末黄巢作乱，以公(按，指孙沼)才武，选为佰将，引兵游于闽省、越、江右之间，遂定居于虔州虔化县，即今赣州宁都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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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弃官隐居，如江西《罗氏大成谱》云，“唐僖宗之末，黄巢作乱，我祖仪贞公，致仕隐吉(江西吉安)，因家吉丰”;更有许多人是听信谣传，风声鹤唳而逃避者，或是随大流而迁徙者，如《崇正同人系谱》谓：“南方薛族，则由唐末黄巢之乱，其族有避乱而南徙于福建宁化县石壁乡者”。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不能归咎于黄巢起义。社会的动乱，人民生活的不安定，归根到底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的。

虽然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由于黄巢起义所经南方地区――江西、浙东、福建、广东等省，是以前从北方迁来汉族集中居住的地方，而他们对于先辈的南迁记忆犹新，一听说战争，一听说军队要来，犹如惊弓之鸟，立即迁徙，所以，黄巢起义时期又确实出现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

此后，在五代十国时期，一直到宋朝，北方陆续有很多人南迁。如《古氏宗谱》谓：“当五季之世，中原扰攘，遂南迁岭表”。

《崇正同人系谱》谓：吴氏“世居渤海，散处中州，其后有随王潮入闽，而入于粤之潮(潮州)嘉(嘉应州，今梅州)等处”;沈氏“五代时，其族有从王潮入居福建汀州”等。

《兴宁县姓氏简介》说：宋初，邬思荣官福建巡抚，辞官后落籍于亳州(安徽亳州)，为邬氏江南始祖。其子成化任福建宁化县正堂，解职后居于宁化。六世觳诚、觳贤于宋真宗(赵恒，998―1022年在位)、仁宗(赵祯，1023―1064年在位)年间迁兴宁县定居。

《杨氏族谱》载：中唐时杨承休定居于浙江钱塘，其裔孙杨辂在江西吉安做官，随任居庐陵。宋太祖(赵匡胤，960―975年在位)时，辂之子岫云任广东潮阳太守，后在梅州落居，为粤东杨氏始祖。

兴宁黄氏都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黄峭的后裔。黄峭的祖父自江夏(河南东南部及湖北东部、中部一带)徙福建邵武。黄峭晚年辞官后命诸子分赴闽赣粤各地创业。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彭延年官潮州刺史，辞官后定居于揭阳县，为彭氏入粤始祖。延年之孙彭谅于哲宗元钓初年(元钓，1086―1093)徙居兴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为苏州吴县人，其孙如节于北宋末年由吴县迁福建汀州府清流县，曾孙衍亘复迁宁化县石壁村。

从唐末黄巢起义开始的这个移民浪潮，有不同于以前移民的特点。第一，它不是如东晋、唐中期那样由外族入侵或叛乱引起的，但在开始后由于分裂局面出现，虽然后来北宋统一了却仍继续有西夏、契丹、女真的入侵，因此，这个移民浪潮持续的时间长;第二，它与前一次移民浪潮间隔的时间短(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间隔只有110年);第三，它基本上是前次南迁的移民再迁移，并跨越了两道分水岭――武夷山脉、南岭，来到了语言差异很大的古之蛮夷地区。

这些特点在移民的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跨过了武夷山、南岭，给他们的心理影响更大。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更高更险，树木植物变了，水流的方向也变了，气候也变了，人们的语言也变了。并且知道再向东向南就要面临汪洋大海了，似乎已经到了大地的尽头，今后再无可迁之处。越走离家乡越远，回首高峻的山峰，关山万里，似乎永无还乡之日了。于是，在他们的心头难免会兴起一种无望的哀愁。

但是，这些移民很快发现，在自己的身边有许多相同遭遇的人，大家都是汉人，都是从北方迁来的，有共同的思想感情，有大体相似的语言，有相同的生活习俗。于是，他们之间认同了，聚居了，决心要在这新的地方开辟自己的新家园，安居乐业于此了。

就这样，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在唐末黄巢起义之后，客家民系和客家语言初步形成了。

5.北宋末期到元朝末期(1126―1367)

北宋一朝，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它的统一是不完整的，实际上是宋、辽、金、西夏并存。不过，中原与江南确实是统一的。而北部边疆从未安定，经常受到落后的但是逐渐强大起来的契丹人、女真人的骚扰和进犯。由于北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终至于在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分两路南下，在无抵抗的情形下渡过黄河，攻破开封，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至此北宋灭亡。

靖康之变与数百年前的永嘉之变奇迹般地相似!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幸免被俘，于公元1127年即位于归德(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后来定都于临安(浙江杭州)。

与永嘉南渡时相同的是，靖康之变也引起了大量的北方中原人民南迁。这次移民浪潮在金(后来是蒙古)统治华北地区时一直持续不断。朱熹曾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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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孺皆知的抗金名将岳飞，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据统计，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南方各省(未计四川)的人口比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多1236024户，增加41988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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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有大量南迁的移民。

如《兴宁县姓氏简介》、《客家史料汇篇》和《客家姓氏渊源》等书记载：“南宋初年，马七郎移宁化安乐乡”、“南宋初卢宜冈由虔州迁福建宁化。南宋末年卢天保由宁化石壁迁广东大埔三河坝，后其子卢隐乾迁梅县”，丘氏“北宋末年有裔孙由江西石城迁福建宁化石壁柳村，高宗南渡后徙居上杭”，“宋南渡后幸桂林徙南安府南康县”，汤氏“到南宁高宗三十六年(1162年)分两路，一路由河南汴梁经商丘等地，由南越而粤，公居增城，南海，花县，流向南部新会、台山、番禺、阳江、恩平、高鹤(现分为高要、鹤山)、清远等地。另一路从商丘经湖南、江苏、南京、浙江萧山，而福建汀州府宁化县至广东北部梅县至镇平及揭阳、潮州”，蓝氏“十五世祖吉甫公，当宝庆元年乙酉(1225年)，因避金兵离江南，而奔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五福乡”。

在北宋亡后的黄河以北地区，蒙古军多次进攻金国。公元1214年，由于蒙古的威胁日甚，金迁都开封。此后约百余万人从黄河以北争先恐后迁往开封。蒙古军到处掳掠人口，把汉人抑为“驱口”(奴仆)、部曲，因此中原的人民逃亡甚多。如：泽州(山西晋城)所属六县在金朝原有59416户，到公元1235年兵燹之后，只剩下973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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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赵州(河北赵县)“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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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南宋面临亡国之危险。端宗景炎元年(1276)，右丞相文天祥(字文山)在福建举起抗元大旗，在闽、赣、粤三省坚持抗战。但由于势孤力单，最终还是失败了。文天祥誓死不降，“留取丹心照汗青”。跟随文天祥“勤王”的客家人英勇抗敌，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情。如梅州“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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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有诗赞梅州人民抗元斗争，诗云：“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戴天来再破荒”。

宋末元初，南迁的客家先民数量也相当巨大，不过，大都是原由北方南迁之人一迁再迁而已，少有北方再迁之人。如徐旭曾所言：“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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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宋末年南方汉人反抗蒙古人的征服斗争时间最久，斗争最坚决，因而，元朝建立后，征服者对南方汉族人最为憎恨，将之划分为第四等人――南人。蒙古征服者对各族人民严加控制，编定户籍，不准随意迁徙。但是，客家人却不畏禁令，常常进行迁移。如：吴氏“三十七世四五郎，元时自宁化石壁移居上杭县汤湖村”;“元代，薛信由宁化转徙粤之平远，其后复由平远转徙程乡”;沈氏“肇基，又名景运，于元顺帝甲戌年，由闽迁粤，卜居松东乡下井村，为下井沈氏开基祖”等等。元朝末年，从公元1351年起，红巾军大起义，农民战争后来演成群雄割据局面，二十年的战乱，又触发了客家的迁移。如：“吴妣三子名渠，世居宁化上渠，于元末由闽徙粤，今始兴都堂铺、浊水塘、古禄排、甲下村等处，皆其苗裔也。吴妣四子名卢，由江西建昌府新城十八社，迁居始兴，今南塘其苗裔也”;又如曾氏“五十世，裕振，封奉政大夫。因元末兵乱，由赣州徙福建宁化”;涂氏“四十八郎公，因元末世乱，偕兄十八郎，同迁潮州大埔县清溪地方，复迁三河许梓村，生镇平开基祖四七郎公，妣黎氏八娘，复迁程乡县怀仁乡车子角，即蕉岭招福乡河西黄沙坝百世涂坊也”;梅州新杨“始祖远绍公家传云：公姓林，传七世而易杨姓，原籍福州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人，元明之交，兵燹骚然，宁民转徙，公与所善戴姓，结伴携家入粤”。

宋元时期，客家先民的迁徙有两个不同于以前的特点：一、大都是祖先早由中原迁至江浙闽赣长期居住，而在这个时期又再次迁徙;二、再次迁徙之流向基本上是到闽粤赣交界之山区。指出这两个特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明白了这二点之后，才易于理解客家民系的形成。

前文已经说过，永嘉南渡前后，由于有数量较大的中原人民南迁，落籍南方，开始了客家民系的孕育阶段。但是，由于那时南方经济普遍落后，这些南来之人大部分分布在较为广大的地域。经过长时间的开发，江南变成了富庶之区，而这南来之人也就定居于当地，形成了与北方汉人不同的民系。然而，这新的民系并非就是客家民系，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形成客家语言。

唐朝安史之乱后，又有更大数量的北方人南迁，许多人只能落籍山区，尤其是黄巢起义经江西、福建至广东，大批南迁之人避乱山区，这就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创造了进一步的条件。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较少，语言的变化也就少，久之则成了保留古音较多的特殊方言;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上也就逐渐形成了新的特点。凡此种种，都说明客家民系已经初步形成了。

宋元时期，历史仿佛是西晋“五胡乱华”的重演，对汉族人民来说，这是又一次“亡国灭种”。民族意识被唤醒，南方汉族人民的抗元斗争最为激烈和坚决，尤其是南宋小朝廷退至广东沿海，文天祥在粤东地区坚持抗元，使得这个地区的人民――先辈从北方南迁来的汉族人民，精神上得到升华，前仆后继，英勇抵抗外族侵略。他们虽然失败了，但精神却永存。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了废墟，但又有新的人们迁入。而无论先来者，还是后至者，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祖先都是中原汉人，都有共同的迁徙经历，甚至都经过相同的迁徙道路，无论远祖还是近祖，大家都是“老乡”。“乡音”使他们亲近，相同的生活习俗使他们聚居在一起，客家民系和客家语言就这样进一步形成了。

但是，这个时期还不能说客家民系已经完全或最后形成。因为还没有证据能说明周围的人们把他们视为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也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视作与人不同的集团。换言之，他们与周围的人群没有产生明显的利害冲突，没有形成客家意识。

6. 明朝时期(1368-1643)

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和赶走了元朝的统治。起义成果落入朱元璋手中。他于公元1368年称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朝，是为明太祖。

明朝初年，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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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被农民军镇压，有的逃散，出现了许多无主荒田。洪武年间发布的“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本意是为防止农民的流徙，但在福建、广东却引起了新的移民浪潮。

在客家人的族谱中，反映这一时期迁徙的特别多。如：兴宁李氏“八世仲三郎，妣邓氏，移居兴宁县，作吾族始祖。据本族图载，于洪武年间，由闽之宁化而来兹土”;何氏“洪武年间，迁东粤潮州程乡松源，后往兴宁”，刁氏“元末明初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葛藤坪始迁潮州府揭阳县蓝田村第八图小径村。明洪武三年一月十六日再迁海阳县(广东潮安)丰政大椹，为吾刁氏入粤之始祖。二世文甫，由海阳迁惠州府兴宁县”，汤氏“始迁宁化石壁塘……明洪武二十五年，又迁至上杭、武平等地定居。复从宁化石壁塘流落程乡(梅县)，……最后定居蕉岭高思村”等等。

明朝时期从福建、江西迁居粤东的，有的是经商，有的是避乱，有的是做官留居，有的则因招携流亡而来。如：洪武初年，兴宁县令夏则中招携流亡，来兴宁落户的有“世居上杭之廖德源”、“由宁化移居广东长乐”后再来的潘鹏冲;“明洪武年间(1368―1398)王惠钧因避周三之乱，流落(兴宁)西厢黄陂里白水塘”，“丘源发由上杭迁兴宁大坪芒坑，……永乐元年(1403)上杭丘氏万二郎落居于(兴宁)竹丝湖社岭上”;“马十三郎于明永乐五年出任惠州府营千总，十年落居于兴宁西厢茅塘堡”;“永乐十五年，陈伦携子宗道由福建南靖县白菜村迁(兴宁)西厢曾坑里”;“(兴宁)老街陈氏始祖陈维纲兄弟，世居江西临川积善乡平富里，于明永乐末年避乱落居”;“明正统或景泰年间(正统，1346―1449;景泰，1450―1456)，张启源上京考绩未归，因世乱其妻石氏携家由上杭大拔迁兴宁东厢大成社，其另一妻室谢氏因避乱偕二子迁兴宁北郊湖背”，“嘉靖初年(嘉靖，1522―1566)，饶表四因来兴宁经商，定居于城内……嘉靖三十七年前后，饶文四因避倭寇侵扰，携子南下，在东门外东门栅落居”等等，这些人都成了该姓之兴宁开基祖。

明朝时客家移民有两个新的特点：一，它不是由战乱引起的，而是因为政府的诏令引起的;二，这次移民(仅就闽赣粤地区而言)的主体是以前由北方一迁再迁到闽赣的已经接近形成客家民系的汉族人。

这两个特点，对于客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才形成了今日的“纯客县”。

明朝客家移民的流向也出现了变化，我们把它称之为逆向流动。明朝以前，客家先民的迁徙总的流向是：由北而南，由平原而山区，由先进富裕地区向贫穷落后地区。造成这种流向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移民高潮都发生在战乱时，为了躲避战乱、求得生存，不能不这样走。而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有了大的发展，政府招携流亡的人开垦荒地，这些荒地有许多是平原地区。于是，这时的移民就出现了新的流向：由山区而平原，由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迁徙，甚至出现了由东向西的迁移。

如，惠阳《廖氏家谱》谓：云庄公原居兴宁，“于明中叶，迁居归善(广东惠阳)”;

《崇正同人系谱》谓：彭氏于万历(1573―1619)年间“自长乐徙居东莞七都洞，生子五人。其子孙复散居东(莞)、归(善)、新(安)(深圳市宝安县)一带。他如增城、龙门、从化、番禺、清远、花县各属，亦多迁居焉”;

五华《缪氏文仁、文智公派下家谱》谓：“元朝迁居福建宁化县，后迁广东归善……九世文礼，移居陆丰，裔孙播至海丰、东莞、中山等县”等等。

明朝出现客家逆向流动是合乎情理的，与以前的流动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寻求生存发展的机会。但是，这一逆向流动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发生了被人视为“客民”、“客家”的事情，第一次具有了特殊身份――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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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从来都以自己的祖先是中原“衣冠世家”而自豪的人，现在却遭人歧视，被赋予了一种不平等的特殊身份。这件事，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把他们由自然的人群变成了社会的人群，产生了一种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客家意识。从此，这些祖先是北方的汉人，却成了一个有共同身份、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而在此之前，他们仅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语言。

客家意识是伴随着“土客械斗”而产生的。土客械斗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兼并土地造成的。此外的原因还有土著地主乡绅对客家人童生在科举考试上的刁难，清朝统治阶级以汉制汉的分化政策和歧视政策，以及土客杂居的社区条件等。客家人到非纯客地区谋生，由于经济利益和语言、习俗等的差异，受到歧视、排挤，加上土客地主阶级的挑唆怂恿，因而发生械斗。械斗使这些外来客民团结在一起，为同类人的利益和地位而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无论自己从何处来，无论姓张姓王，都是客民，都与本地人有所不同，都受本地人之欺侮排挤，因此必须团结。这种身份的认同，就是客家意识。如果没有这种认同，客家人只是孤立的张姓、王姓等姓家族，而有了这种身份的认同，不同族姓的南迁汉人才形成了社会人群，成了“客家”这个群体。在发生土客械斗之前，虽然这些南迁汉人也可能被人们称为“客民”、“新民”、“山民”、“来人”、“棚客”等等，但没有一种原因、一种力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就没有“客家意识”。“客家意识”产生的标志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即认同)与土著人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大多是因土客地主的挑斗造成的，是旧时代的一种不良现象，但是它却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客家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客家民系的完全形成。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一般的客家研究者往往只注意语言、风俗等，其实，客家语言也因地区而异，只有客家意识才能表明他们的身份。

7.清朝前期(1644―1839)

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是关外的满洲人却乘机入关，并很快占领了全部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清朝前期，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形成的客家民系，人口迅速膨胀，而所居地域，山多田少，农民耕殖所获，渐难供用，亟谋向外发展。其时，清政府的两项政策给客家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一是“迁海复界”，一是招募流亡，移民围垦。

清初，为了切断在台湾、金门、厦门抗清的郑成功部队的供应来源，顺治十三年(1656年)颁布了“禁海令”，十八年(1661年)又发布了“迁界令”，康熙三年(1664年)又再下令内迁。两次迁界，共移入80里。广东有28个州县的数百万人民被强迫内迁，抛荒田共531万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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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野蛮残暴的迁界政策，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直到公元1683年7月，清廷平定了台湾之后，才宣布废止“迁界令”。翌年1月，广东大吏正式布告：被迁人民全部迁复原籍。

迁界复界相隔20多年，旧时的居民早已流离他乡，或有不愿再复原籍者，因为土地荒废多年，复籍也未必好。而这时候，客家人却因系裔日繁，正谋向外发展。于是江西、福建、广东惠潮嘉地区的客家人，整批整批的“下山”移入沿海平原地区，致使广州、番禺、增城、花县、东莞、中山、阳江、电白、新会、香港九龙新界等地都有了大批的客家人聚居。

到了清朝中叶，不仅广东各地已遍布客家人，而且广西各地也已到处都有客家人。客家人迁居广西，始于明末清初。如桂平紫荆山《曾氏族谱》曰：“七十世祖梅西公，……由广东嘉应州梅子墩于大清乾隆二十五年迁来广西省浔州府桂平县紫荆山霸泽村为开基祖”。客家迁居广西，在其他《族谱》、《家谱》中均有记载，如始兴《平阳堂饶氏重修族谱》、《邹氏潮梅雄惠开基祖事迹》、潮梅《刘氏族谱》、《缪氏文智文仁公派下家谱》等等，都有详细地记述。

与客家人迁入广西的同时，还有大批人迁居四川。这批客家人主要是由于“清初招移粤、湘、鄂、赣等省黎庶入川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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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谓“湖广填四川”而去的。如：兴宁《曾坑陈氏族谱》曰：“康乾时，其族人迁居四川的，实达八九十丁，……其各丁随行的子女妻妾，尚不在内”;《原籍五华徐氏族谱》曰：“(粘坑明谨公房)第七世，达省三子德尊，康熙五十八年己巳(亥)岁(1719年)迁四川泸州利市杉丁市坝”，“(粘坑明谅公房)第九世，捷相四子捷远，移居四川。子仪长子敬行，雍正五年(1727年)移居四川顺庆府邻水县徐家坝”;五华《魏氏族谱》：“十二世庭槐公，十三世昆端公，迁四川成都西门街”。其他如荣昌《罗氏族谱》、《潘氏宗谱》、《吴氏源流考略》等著述中都有记载。

此外，举世闻名的朱德元帅曾说;“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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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女士也说：“我的祖先姓周，来自广东省的梅县，……在十五世纪时定居于梅县，移居四川大概是1682年到17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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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还有不少客家人浮槎渡海至台湾定居。罗香林先生说：“台湾居民，则三分之一为属于清康乾间自广东所迁往之客家中人”。陈运栋说：“客家人的大量东移台湾，……差不多都在康熙二十年代以后的事”。《蕉岭乡亲入垦台湾概况》一书也说：“清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年间及以前东渡台湾邑氏，有丘、何、利、吴、汤等三十四姓，占蕉岭姓氏的百分之七十二”。记载客家人迁居台湾的还有台湾屏东张氏《清河百忍族谱》、《台湾罗姓部分的情况》等等。

到清朝中叶，19世纪初，除了闽粤赣交界地区成了客家聚居的中心地区以外，广东全省和广西的大部分县，以及台湾、海南、四川的部分地区，都已有许多客家人聚居。应该说，客家起始于秦汉时的南迁是结束了。因为客家民系已经完全形成，并且已经开始了逆向流动扩散，在南半个中国，包括台湾和海南在内，已经是处处有客家人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此之后再有北方南迁定居的人，无论其迁至何省何地，都不会被称为客家人。而这又反过来证明，到清中叶，“客家”已经成了人们对前此一部分南迁的中原人的特定称谓，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民系。

8.清朝后期(19世纪中期以后)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由于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殖民者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西方殖民主者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银价剧烈上涨，东南沿海(福建、广东)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形成了大量的流民群。他们在谋求生路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批涌入广东西部山区。这种由于殖民主义侵略引起的移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客家人。这些来到粤西的客家人，起先是租种地主的土地，由于吃苦耐劳、省吃俭用，保持客家人传统的创业精神，数年间有了积蓄，从租地转而收购土地、店铺。外来的客家人这种地位的变化，引起了一部分当地居民的嫉妒和艳羡。土客地主阶级利用了这种情绪，挑拨离间，终于于咸丰六年(1856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史称“广东西路土客斗案”。这场规模空前的土客械斗持续12年之久，于同治六年(1867年)终止，双方死伤散亡的人数多达50万以上。结果由清政府出面议和，由广东地方财政拨款分给志愿往各地垦殖谋生的客家农民。当时离开新兴、恩平、台山、鹤山一带的客家人，大多移至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等地的县份，亦有渡海到海南岛崖县、安定等县去居住者。

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造成的客家移民，有许多在走投无路时被诱骗卖“猪仔”，离开祖国，到越南、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南北美洲等地从事苦役，其中许多人终生受奴役，客死他乡。

虽然远自唐宋以来即有人出国谋生，但大批量的出国还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近代以来出国的客家人，一部分是被诱卖的“猪仔”，一部分是于万般无奈下自愿出国谋生的。至清朝末年，仅嘉应州松口一地就有赴“南洋各埠谋生者不下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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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社会动荡不安，逃奔国外寻找安身乐土的客家人更是难计其数。到新中国成立，客家人的迁徙过程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完成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史也才算是真正的结束了。

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从秦汉以来南迁定居的人口数不胜数，是否就都是客家呢?当然不是。譬如，同是在广东，居留潮汕地区的就基本上不是客家，居留广州(古番禺)地区的也不是客家;而居留闽南的形成了福佬系。那么，为什么居留在闽粤赣交界的汀州、梅州地区的南迁之人形成为后世所谓的客家民系呢?简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五个原因。第一，汀、梅地区“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封闭，利于保留原有的语言、风俗;第二，汀、梅地区原住民人数少，设郡县少而晚，南迁之人占多数，易于保留原有的语言，风俗和传统文化;第三，汀、梅地区自南北朝至唐中期，未曾经受大规模的战争，社会较为安定，中原来人得以保留其社会组织形态，保持其语言、风俗、文化;第四，由于地理环境影响，与外界交往少，生产方式变化也较慢，长期“惟以耕凿为业”，人们的心态比较稳定;第五，汀、梅地区古代民族多，南迁之人与不同民族杂处，语言未曾融合，只是各地来的汉族人语言的演化。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汀、梅地区在唐朝中后期形成为一个方言岛――客家话方言区。而广州地区等不具备这五个因素，在这里，南迁的人虽然也很多，但五方杂处，语言和风俗易于融合，形成了另一民系――广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