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之界说

在考察了客家的历史源流之后，现在该是界定客家民系的时候了。然而，要准确地界说“客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抛开那些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为了“以华制华”的目的而谓客家是非汉族的种族论不谈，单单是认真地进行学术意义上的客家研究学者所给予的界说，就分歧很大。各位学者所占有的材料不同，视野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据以进行研究的理论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各异。

学术界关于“客家”的界说，大致有7种之多。

1.认为“客家”名称来源于晋元帝或五代至宋初时的“给客制度”。

罗香林先生持此说。他认为：“客家名称的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徙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自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闽之汀州八属，赣之定南、龙南、虔南、南康、安远、寻邬、上犹，粤之南、韶、嘉应三州及惠、潮，诸州之一部分……等等皆客家之基本住地。此就空间言之者也”。

罗氏谓“客家”来自“给客”制度，缺乏说服力。一则因为“给客”的绝不限于今日之客家，它是对当时所有从中原地带南迁的人而言，闽海系、越海系的先民都曾为“客籍”;二则无法证明客家人在历史上都曾被“给”过“客”。至于唐宋簿籍上的“客户”，更不能混为一谈，下文再说。即使“客户”专指外来人户，但也不限于南方，在中原、京畿地方也都有，它是所有不在祖籍(原籍)居住的人的通称，难以说就是客家之专称。不过，罗氏定客家界说考虑到时间、空间及语言，倒是可取的。

2.认为“客家”名称的含义就是“客而家焉”。

国内有的辞书持此说。此说认为，顾名思义，客家就是“客而家焉”的意思。

这种说法更无说服力。因为“客而家焉”适用于任何离开故乡迁居异地之人，不仅适用于已迁居数代之人，也适用于刚刚迁居之人;不仅适用于南迁之人，也适用于北徙之民;不仅适用于汉族，也适用于任何其他民族。此说仅表述了客家是迁徙之人这一个方面，而这也是不完全的。

3.“所谓客家人应该是‘客户――主户’这个相对的称呼而来的”。

美籍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沙加尔博士如是说。但“客户”与“主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唐朝时将“浮寄于闾里”的逃亡户称为“客户”，而宋代的“客户”即“佃户”，“主户”即自己拥有土地之地主，所以，“客户”绝不等于“客家”。此说实为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

4.有人在《客家民俗》杂志上提出：“由于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不忘自己的祖先是‘夏家人’，有理由认为就是‘客家人’这种称谓的由来”。

①

此说作为一种“探索”，其精神是可贵的。然而，其“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夏家人”等同于“炎黄子孙”。“夏家人”几乎包括了所有汉族人，甚至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绝非仅有客家人才是“夏家人”的子孙。

5.有人认为：“所谓‘客家’就是‘河洛’二字之音变，……所谓‘客家人’，即‘河洛人’，亦即从河洛地区迁从而来的”。

②

这种看法与“客而家焉”说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强调了客家人的祖籍。然而，客家人的祖籍绝非都是河洛地区，此其一;河洛人南迁后并非都演化为客家人，还有福佬人、广府人等等，此其二。另外，“河洛”二字的音变，应是“福佬”，而不是“客家”。所以，此种“新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6.有学者提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李逢蕊先生在《客家人界定初论》中发表的上述见解，抓住了“历史原因”、“汉民族”、“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这几个因素，是比较科学的。但可惜这个“界定”中未能包括他阐述的汉族“与南方的百越族(主要是畲、黎、瑶等族)融合”的内容，也未能反映客家的迁徙、形成历史(仅用“历史原因”四字)及分布聚居的地域。因此，也是不全面的。而且，说“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就有偏颇之嫌。一来把“个人”与“群体”混淆起来;二来若有某个客家人不具备某一种客家精神，或由于早年离开家乡(如到外地上学、工作)，因而不会说客家话，“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则恐怕是如同说“汉奸不是中国人”一样，是不能成立的。

科学的界说，应该是客观的，严密的，准确的，不应含有一丝一毫感情色彩。李先生的界定，与前此的界定相比，第一次提出了“感情心态”的内容，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遗憾的是，失之严密、客观，因而也不能令人满意。

7.刘佐泉教授说：“客家人并非单纯是某个地缘群体的概念，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社会文化传统的，散居各地(包括海外)的特殊社会群体。”他在《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又说：“客家是由汉族为主体并由几个民族辗转迁移、多次融合而成的，不是单纯的汉族，但仍属汉族的一个民系”。

刘教授作为客家籍的学者，大胆地摒弃了客家是“纯粹的汉族”的偏见，提出客家是几个民族“多次融合而成的”，其胆识令人钦敬。他在书中不同地方提出的这两个客家界说，如果结合起来，就比较完整、比较科学了。但与李逢蕊教授的界定一样，有共同的缺点，就是丢掉了罗香林先生界说中的“时间”与“空间”，因此，未能使人一目了然：客家是哪里来的? 什么时候形成的? 生活在什么地方?所以，刘教授的界说也还不是完整的，令人感到遗憾。

上述种种界说，或者是望文生义，或者是牵强附会，或者是不完整，均不能使人正确地了解客家。

笔者认为，对客家人予以界定，除了要有科学的客观的态度，不能带有感情色彩之外，也不能单从历史、语言、民族、人种、民俗等某一学科出发，而要综合地多角度地看问题。所以，客家的界定要包括下列一些因素：民族及成分，历史及形成，语言及文化，民俗与心态，地域。有了这几个要素的客家界说，才易于将客家和其他民族、民系区分开来，不致产生误解。

但是，按照这几个要素界定客家，仍然有困难，麻烦主要在于大家对客家南迁始于何时争论较大(如有人认为始于商代，有人认为始于东晋)，对客家形成于何时也有争论(如有人认为形成于唐宋，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清)，而且这些争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继续下去。不过，好在大多数学者对这些争论的问题有近似的看法，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按照模糊理论来处理，仍然可以给客家以全面、准确、科学的界定。

根据我们前边对客家人的来源、迁徙的历史、语言形成的历史、集团意识的形成及生活地域的考察，综合前人与当代学者的研究，全面、准确、科学的客家界说应该是：

客家是近2000年来主要由华北中原地区南迁的，以汉族为主体并与一些民族长期融合，而于明清时期最终形成的，具有独特的大体相同的保留着古代汉语雅音成分的客家方言，和共同的生活习俗及心理素质、集团意识等社会文化传统的，主要聚居在闽粤赣地区并散居于华南各省及海外的汉族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