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

家族相传之学。属于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别于家塾。家塾主要进行蒙养教学，而家学则主要传授百工技艺、医术妙方、文学经典，以及经学、史学、天文历法、律令等。家学所教内容广泛，程度高低不一。以经学为例，即有启蒙阶段教育，也有专经阶段传授。如汉桓荣以及其子孙，专以《尚书》教授，“自荣至典(桓荣孙)，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师者至卿相，显乎当世。”(《后汉书?桓荣传》)汉代还有女子传习父业家学者，如蔡文姬承父蔡邕业以家学授徒;班昭家学渊博，继父兄业续汉书，作《女诫》、教弟子。诸子学说、自然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的传授亦为家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历代名师鸿儒、著名学者、科学家大多均受家学影响，许多人都出自专学世家。古代，百工技艺没有专门学校进行传授，往往采取较原始的家传世业和师徒相授的家学教育方式。

家族世代相传之学，盛于魏晋南北朝。西周“学在官府”，文化知识多掌握在政府官员之手，随官职世袭，代代相传，形成家学。西汉司马迁祖辈多史官，迁承家学，著《史记》。东汉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子郁“传父业，以《尚书》教授”，孙焉“能世传其家学”，焉孙典“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时兴时废，家学此时有所发展，许多儒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培养起来的。颜之推出身于士族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早年受到儒学传统的熏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基础。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他家子弟多善书，幼子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衩称为“小圣”，次子疑之也工草隶。南齐祖冲之一家都长于天文历算。北齐徐子才，家族世代业医，六代出名医11人。民间世代传习工艺技术现象更为普遍。家技代代沿习，终成“族有世业”。各种秘方、秘诀是家传世业之教本。

孔氏家学，又称“庙学”。孔子死后，其子孙“即宅为庙，藏乐服礼器，世以家学相永，自为师友。而鲁之诸生，亦时习礼其家”。自为师友，指的是教授者为孔氏后裔，学习者也不超出孔氏子孙。这种家学，历经战国秦汉，一直不衰。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２２１年）下诏兖州修孔子庙同时并建起学舍。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１００９年），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太常博士兼知仙源事孔?上书朝廷，准奏后，在庙侧建学，便改家学为庙学。宋哲宗元钓元年（公元１０８６年），明确了庙学为孔氏家学。四年，因颜、孟、曾三大家族与孔氏家族不仅一律按孔氏行辈排名用字，统称“圣裔”，且实际上完全是小宗户同大宗户之间的宗族关系，故而孔氏家学，便改为孔、颜、孟三氏学；至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５８７年）又增入嘉祥曾氏，改称四氏学。１９２４年冬，孔府于四氏学旧址兴建“阙里孔氏私立明德学校”，孔氏家学至此为终。

家学中，宋明以来，只负责教授孔、颜、孟三氏子弟，入学的年龄有限制，文化程度要求不甚严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１１９０年）敕旨称：“许孔宅子孙不限人数，年十三以上，愿习业者，皆听就学。”生绩的人数，明成化间孔子第六十一代孙衍圣公的奏折载：生绩不下二三百人。家学居“圣人”庙学的地位，在封建科举中享有一系列恩优特权，如明代孔氏家学参加科举便有最低保证数额，清代每次科举中的举人大都在３名以上，最多时达８名，甚至有“无孔不开榜”之说。

在衍圣公府中还有过家塾。明代设四氏学后，曾规定四氏学的学录，除协助教授“训迪生绩”外，还有“教奉圣公胄子”的责任。当时府中是否设有家塾未见记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在孔府内宅前上房西屋开设了家塾，又称“门馆”。后迁到西学。西学学屋，三楹，门外抱柱镶有楹联：“东趋家庭，学诗学礼复旧业；西瞻祖庙，肯堂肯物属何人。”房正中大书桌上供奉着孔子神位，靠窗外安放着书桌座椅。学屋作息时间，一般是：７时到学屋，读早书１小时，８时与先生一道在书房用早点，１１时下学；１２时午餐，饭后回学屋读书，下午五六点晚餐；冬季３个月，每晚增加“上灯学”，八九点钟放学。每月３个休息日，以旧历书上“建瞒平收闭破成开定执”１０字为序，“建成”日为休息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孔府家塾便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