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贫子读书――潮汕文化传统之源

重视对子女的读书教育，这是潮汕人悠久的传统。唐代韩愈刺潮数月，对潮州地区文化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至宋代潮州的教育事业已较为发达。宋孝宗曾问潮籍大臣王大宝：“潮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寒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断弘扬，至明代为盛，其突出表现即是考中科举人数的剧增，这在古代就是重视教育的成果。

潮人甚为尊重知识，鄙视文盲，子女培养，必以读书升学为出路，潮谚之“生仔唔读书，不如饲大猪”，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对知书识理者，无不尊称为“先生”。旧时农村中的学校教师，在乡里有议事权，也算是“上层决策人物”之一了，教书先生在乡中社会地位是较高的。拼命读书，以寻出路，潮人生就好读书，而父老拆屋卖梁、典衣当物以供子女读书上学之事，时有所闻。即如在本世纪60―7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知识无用”论泛滥时代，潮汕人不为所动，为人父母者仍谆谆教诫子女要读书，以读书升学、当兵入伍为农村子弟出路。潮汕地区尊重知识之俗、潮人望子成龙之心，长盛不衰。

在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中，由于教育普及，潮人文化素质较高。宋代苏东坡《韩文公祠碑文》中即称：“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即如偏僻乡间，粗通文墨者亦大有人在，他们用潮州话诵吟古文朗朗上口，古文知识甚好。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统计：潮汕方言工具书的印行量很大，第一本《潮声十五音》1913年就由汕头书报石印社出版，后由汕头科学图书馆出版了铅印本，流行甚广;字典最流行的是1938年岭东出版社出版的黄钟鸣编《潮汕大字典》和1935年出版的陈凌千编《潮汕字典》，后者曾重版十余次。解放后出版的字典仅吴华重主编的《北京语音潮州方言注音新字典》(1955年初版)和李新魁主编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1979年出版)，一共发行了82万多本，字典持有率甚高。这些方言工具书的大量印行，对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大有帮助。在农村逢年过节必高筑谜台，主谜者击鼓判中，这种“灯谜”习俗大受欢迎，甚具知识性、趣味性，对开启脑力普及知识大有裨益，吸引不少村民参与其间，其乐无穷。乡村谜社、诗社、“乐间”相当普遍，文化气氛较浓。

至于潮汕农村妇女喜好潮州歌册，成群妇女相坐，听老妪吟诵歌册，如痴似醉，更是潮汕农闲一景。潮州歌册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戏曲故事或地方民间故事，用地方方言押韵写成，清代甚为流行，解放前歌册店潮城遍布，印数较大，为当地妇女所喜爱，朗读歌册的能手大多是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凭记忆就滔滔不绝地背诵出来，许多受不到教育的妇女就以听诵歌册来掌握文化知识。

长期的文化积淀、浓厚的文化教育传统熏陶，潮汕地区传统文化氛围较为稠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古代读书人所追逐的是科举功名，而不是要在学术上有大建树，或者说，大部分士子缺乏经世致用之志，而且也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中原学者所关注的义理、经济(经世致用)、考据、辞章四大学术流派，除陈白沙、王阳明的心性学在揭阳薜侃等人的活动中有所反映外，其他均无明显影响，而薜侃等人不过是恪守师门，对宋明理学没有多少创新，认为潮人的刻苦攻读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读书自娱，走个人发展的道路，缺乏远大的抱负，是潮汕文化教育的一个缺陷，但是整个中国的旧式教育又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问题在于，总体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不仅为个人发展提供基础，就地区发展而言也蕴积着腾飞的能量。教育的功利色彩，或是读书自娱，都冲淡不了潮人重视文化教育、文化素质较高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