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篆的研究

小篆是汉字的古代形体中的一种，也叫做“篆”或“篆文”。人们为了区别于“大篆”，才称呼这种比大篆成形晚一点的“小字辈儿”的篆文为“小篆”。

小篆定形于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当时的丞相李斯提出应该统一文字，得到秦始皇的支持。于是，李斯对齐、燕、韩、赵、魏、楚等六国的通行字体作了整理，废除那些与秦国字体不同的字，而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审定字形，编制标准字形方面的工具书《仓颉篇》。后来，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使小篆的字体、字形规范工作趋于完善。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在汉代初期被人合编成一部书，统称为《仓颉篇》，又称《三仓》，共收有3300字。汉、晋时期均有学者对它进行注释;但是在南北朝的动荡之中，该书失传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秦代篆文，主方块的奥秘 要是刻在石头上的碑铭文字，有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山刻石，还有有一些刻石的摹拓本，如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此外，在一些古代文物中，如铜器、漆器、货币、陶器及诏版上面，还可以见到秦篆的姿影;出土的简帛文字中，也有一部分属于秦代篆文。

保存小篆最多的，是《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说文》里收录了九千多个小篆单字，成书时，距离李斯生活的时代已相隔了三百多年，书中的小篆形体和李斯那时的小篆形体已有不同。此后在流传过程中，《说文解字》的字形有一部分因种种原因而改变了面貌。许慎本人以及后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整理者出于主观方面的考虑，对书中的小篆字形也做过一些“订正”。考虑到上述的情况，可以说《说文解字》一书中的小篆字形不完全是可信的秦代小篆。

尽管如此，书中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小篆仍称得上是无价之宝。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而又非常系统的小篆字形资料。后世关于小篆的研究，以及利用小篆探讨金文乃至甲骨文，了解战国文字、春秋时期文字、周代文字以及商代文字，都离不不开《说文解字》;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我们研究隶书、楷书的字形。因此，《说文解字》及其包蕴的小篆系统，成为中国文字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部分，历来被视为研究汉字汉语者的基础教材。

1.《说文解字》与小篆研究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曾担任“祭酒”。“祭酒”是东汉时期的学官，主管教育。通常只有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才能担任这一职务。许慎精通儒家经典，当时没有人能比得过他，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五经无双许叔重”。

许慎不仅熟悉经典，对小篆的形体结构也有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对于小篆的字形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许慎有相当卓越的见识。他对自己收集到的小篆形体逐个地进行了分析，努力揭示出小篆的点画、结构与字义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文字观――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解字?叙》)

在这几句话里，许慎对汉字的社会功用、文化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天看来，他的上述观点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提出了汉字文化学研究中有待深入探讨的几个最基本的关系问题，即汉字与“经艺”、汉字与“王政”、汉字与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等。

许慎在小篆研究方面有两个突出贡献，一是归纳、整理出了小篆字形的部首系统，二是运用“六书”理论对小篆字形的结构进行了逐个分析，系统地揭示了小篆的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的联系，奠定了整个汉字学研究的基础。

我们常说的“偏旁部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概念，一是偏旁，一是部首。

日、月、女、子、中、虫、口、耳、文、乙等字，看上去是一个囫囵的整体，这种字叫“独体字”，由一个部件构成。

有些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组合在一起构成的。例如“和”，由禾、口两个部件合成，“桑”则由木、?合成。这种组合而成的字叫做“合体字”。

合体字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偏旁;因此，一个合体字至少包含两个偏旁，也有包含五六个甚至更多偏旁的。

有的偏旁与字义的类别有关，叫“意符”或“意旁”;有的偏旁与字音有关，叫“声符”或“声旁”。许慎把具有共同意符的字归纳排列到一起，而把它们共有的、充当意符的偏旁列在首位，编成一“部”，列在首位的字就是“部首”。例如：

江河泰染浆，部首是“水(氵)”;

桃李梨本，部首是“木”;

金银銮衔，部首是“金(钅)”;

提拳拜拿，部首是“手(扌)”;

《说文解字》将九千多个小篆字形划分成五百四十部，也就有了五百四十个部首。

图二四 《说文解字》

部首是许慎的发明。有了五百四十部首，就可以统辖小篆的各种字形，使它们分别按部就位，不互相混杂。这不仅有利于查检书中的小篆，更重要的是把小篆系统化了，使人们对小篆形体的分析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把小篆乃至汉字的研究引上了科学化的轨道。

利用五百四十部首，可以进而研究汉字的字形和字义的关系。汉字是具有表意功能的文字，这是汉字不同于字母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汉字的表意功能在部首中体现得较为突出。部首字本身所表示的意义，会以种种方式随同字形一起进入合体字。这就是说，当部首字与其他偏旁组合成新字之后，所表达的新的意思往往和部首字的意义有内在的联系。例如部首字“迫”，本义是草木的草(作部首时，楷书写作“艹”)。有一幅对联写道：

荷花茎藕莲蓬苔

芙蓉芍药蕊芬芳

全用带草字头的字构成，读着它们，便似乎有一片蓊蓊郁郁，葱茏苍翠的清新之气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这样的感觉，只有使用汉字，才比较容易从中获得。这是一种视觉与感觉，思维相应的奇妙体验。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不仅归纳出小篆的部首系统，而且分析了小篆的声符系统。只不过许慎没有像对待部首那样，将声符也一一列出，编制成表。这样就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有意思的是，这个机会过了一千多年才有人去抓住它。

清代乾隆年间，段玉裁撰写了《古十七部谐声表》。这个表和其他四个表一起，是段玉裁花了近二十年的心血，于乾隆四十年(1775)完成。他在该表中列出了形声字涉及的声符字，共有1464个，归并为十七部。三十年后，另一学者姚文田于嘉庆九年(1804)完成了一部专书，名叫《说文声系》，专门分析《说文解字》中的声符系统。咸丰元年(1851)，朱骏声将自己花费半生精力撰成的《说文通训定声》进呈给皇帝，获准刊行。他以《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为基础，变更原书按五百四十部首编排的体例，改为依据形声字的声符和古韵重新编排，并增附了七千余字，从中分析出形声字声符1137个，归并为十八部。他研究声符系统不是单纯为了研究古音，而是希望通过声符系统去研究上古汉语的词汇，尤其是研究词义引申和同声假借现象。

从《说文》入手，将汉字的形音关系、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利用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来探讨汉字和汉语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们戮力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一片研究园地。

2.汉以后的小篆研究

就小篆字形而言，《说文》所收录的洋洋近万，蔚为大观。《说文》及对《说文》进行的研究，自然就蕴含着对小篆的研究.汉以后的小篆研究，基本上是以《说文》为中心展开的。

唐以前，小篆的研究主要是增补字形，校订《说文》说解。

小篆曾是秦王朝的官定书写字体，尽管它后来被隶书取代了，但有过那么一段显耀的历史，已足以使一向注重源流传统的中国学者对之肃然起敬，不肯轻弃了。

汉代隶书十分盛行，丰碑巨碣上异彩纷呈的隶书字体已属寻常，各地出土的竹简、敦煌石室的文献上，隶法十足的字迹也比比皆是。许慎《说文》成书后七十余年，蔡邕以隶书写“熹平石经”，正反映了隶书在当时的法定地位。其后又过了七十余年，“正始石经”上用了小篆，也不过是和“古文”字体 一道，作为隶书字体的参照，一并刻在石碑上。汉魏之际，没有一部《说文》式的隶书著作问世，一方面是因为隶书正处于盛行期，时人司空见惯，不以为古; 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兵连接， 人民迭遭离乱，已无暇顾及这项工作。

三国归晋之后，社会局面因国家统一而渐趋安定，于是有个叫吕忱的学者，搜求异字，对《说文》进行增补，写成《字林》一书。书中收字12824个，增补了《说文》未收的字，还收录了与《说文》所收字同字异形的异体字。例如“逍、遥”等字是 《说文》未录的，“、

”则是《说文》中的 “蜡、?”异形。《字林》问世后很受推重，到了唐代，也还曾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

南北朝时期，顾野王在《说文》的基础上撰成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共三十卷。该书于梁武帝大同九年 (543)问世。全书是以 《说文》为基础，调整并增设了两个部首，共542部。收字16917个，大大超出《说文》。由于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字体，收字又多，使用起来方便，所以很快流传开来。从此楷书的地位日益巩固，而小篆的研究日益衰微。

比顾野王稍早一些的北魏学者江式，对当时“文字改变，篆形缪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的情况感到担忧，认为这样讨论汉字的形义关系“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于是他挺身而出，“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 《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见图二五)、《三苍》、《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 。大体依许氏 《说文》为本。”江式于北魏延昌三年(514)上表将自己的编撰计划及关于文字的一些观点陈述出来。他勾画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却因早逝而未能实现，公元523年去世后，原已写成的部分也渐渐散失了。

齐、梁之间，国子博士李铉曾根据《说文》、《三苍》、《尔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 《字辩》”，庾俨默有《演说文》一书，收录异体、篆楷对照。这两部书也都早已不传于世。究其原因，和 《玉篇》的盛行不无关系。

唐以后，学者们逐渐展开了对《说文》的分析、阐释工作。五代至北宋初年，有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于文字学，号称“大小二徐”。大徐 (铉)曾奉诏和句中正等人校订《说文》，有所增补，他校定的 《说文》版本世称为 “大徐本”。小徐 (锴)著有《说文解字劳传》四十卷，分为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劳述等八篇;世称为“小徐本”。小徐本先出，大徐本后出。徐铉称赞他弟弟的著作时说：“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正阳冰之新义，折流俗之异端，文字之学善矣尽矣。”

大小二徐对《说文》的整理和研究，为宋以后至今的《说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自然也为小篆的保存和研究作出了贡献。

宋代以后，《说文》渐渐成为许多学者关心的研究对象。到了清代，更有一发不可收之势。清代研究《说文》的著作有二百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段、桂、王、朱并称为 “ 《说文》 四大家”。

近代学者丁福保将历代研究《说文》的资料收集在一起，编成《说文解字诂林》，共有一千零三十六卷，显示出 《说文解字》研究的丰硕成果。

甲骨文出土以后，既使《说文解字》得以发挥作用，又推动了对小篆的研究。以小篆参究上古文字，据上古文字反观验核小篆字形字义，皆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有一部分甲骨文、金文的工具书，就是按《说文解字》体例编排，以便人们查检对照的。

图二五 《尔雅》 (唐开成石经本)

3.小篆与书法

战国晚期，秦国文字已经有了俗体，即日常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手写体字。这种不规范的“篆书”，便成为汉字隶书体形成的基础。隶书比小篆书写起来方便得多，所以很快就流传开来。秦亡后不久，小篆的地位就被隶书取代了。

在汉代，小篆渐渐脱离现实、脱离日常生活，成为 一种供学者、书法爱好者研习、观赏的东西。尽管作为实用字体，小篆的使用时间和使用范围都比较有限;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字体，小篆始终以其圆润流畅的线条、均衡端秀的造形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小篆书法家中，唐以前有三大家不可不知。一是秦相李斯，二是魏邯郸淳，三是唐李阳冰。

秦代小篆的石刻文字，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等，相传均出自李斯之手。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登泰山，举行祭天仪式，并且立起一块三丈多高的大石，上面刻写着歌颂秦始皇功德的文辞，当时就是由李斯书写后刻石的。这块刻石是小篆书法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因为它有四不寻常处：人不寻常――秦始皇;地不寻常――五岳独尊的泰山之巅;事不寻常――一统天下而行封禅大礼;字不寻常―― “书同文字”的标准，小篆。

这块刻石原先树立在泰山顶峰，四面都有字，共二十二行，每行十二字。随着时光的流逝，风吹雨打，日晒霜侵，刻石的表面渐渐风化。到明代初年，只剩下 一面还留存有二十九个字。清乾隆五年(1740)，泰山顶上的玉虚观发生火灾，混乱中，这块珍贵的刻石失踪了。事后过了七十多年，有个叫蒋伯生的有心人，从泰山顶上的荆棘丛莽中把残石找了出来。这时的泰山刻石，小得像块石板，上面只剩下全全半半的十个字了。从那时起，泰山刻石的残片被移到山下，安置在岱庙中。现在，残石的外面，设置了一个玻璃钢的罩子。这块经历了两千多年风霜雨雪的石刻，在饱览了人世沧桑、失去了大半身子之后，终于受到了最妥善的保护，有了一个归宿。

李斯之后，汉有曹喜、蔡邕，三国魏有邯郸淳、卫邮、韦诞、皇象。据卫邮之孙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的：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3)年间，有扶风人曹喜，擅长写小篆，和李斯写的只是稍有差异而已。如今保存在江苏徐州风歌台的《汉大风歌辞》刻石，相传就是曹喜的作品。其后蔡邕、邯郸淳都是学习李斯、曹喜书法的。蔡邕，字伯喈，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曾与他人一起上书请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准后亲自执笔用丹砂在石碑上写出红色字迹，再让刻工镌刻成碑，这就是《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参照古文、篆书而用隶书体写的;就篆书而言，卫恒认为蔡邕不如邯郸淳。

邯郸淳，字子叔，很有才学。魏文帝时曾任博士给事中。他以曹喜为师学习书法，颇能领悟小篆书法的奥妙。熹平石经刻立后约七十年，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8)又立了《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所以正始石经又称为《三体石经》。石经刻成后，立在河南洛阳太学院，和熹平石经并立。西晋年间遭战乱，崩毁散失。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有一农民在洛阳东郊发现散石一块。石经散石具有巨大的文物价值，所以很快就被洛阳城内一个知情的商人买下了。商人运回该石前，为了运送途中能避人耳目，特意雇了石匠连夜将大石硬生生凿为两截，石上的字因此被破坏掉了 一部分。当时中国北方正处于军阀统治之下，石经这一稀世文物本来是在乱世中散失的，又在乱世中被发现，自然是祸不单行，逃不了雪上加霜般的腰斩之厄。

邯郸淳书写《三体石经》时，小篆已经不是社会通用字体了。把小篆和古文写刻到石碑上，是为了方便学习或研究古代典籍的人，为他们的钻研工作提供工具。今存皇象书小篆 (图二六)。

图二六 皇象书小篆

两晋、南北朝以至于隋，是楷书、行书、草书的天下，其间也有篆书名家。刘宋时期，《后汉书》的编撰者范晔“工于草隶，小篆尤精”(唐张怀?《书断》语)。他的篆书和羊欣的真书、萧思话的行书、孔琳之的草书齐名，时人称赞道：“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北朝则有前面提到过的北魏江式，他工于篆书，当时北魏京城洛阳的宫殿门匾，很多是江式用篆书书写的。

唐代由于最高统治者喜好书法，影响到官员百姓，所以学书法的多，名家也多，成就也大。尤其是楷书，有“欧虞为鹰隼，褚薛为?翟”之称，有“颜筋柳骨”之赞。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都是楷书大师。而篆书方面，当首推李阳冰。

李阳冰是大诗人李白的堂叔，字少温。李白一生不太顺心，中年时由人推荐，到皇帝身边供职，不久因得罪权贵，被赶出京城。他晚年就一直住在李阳冰家。当时，李阳冰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名垂青史的“诗仙”就是在那座小县城里去世的。

李阳冰官位不高，书法方面的造诣却很深。他于研究《说文》的同时，特别喜爱小篆。传说他精心钻研了秦代峄山刻石上小篆的写法，烂熟于心之后，又将自己的想法融汇进去，创造出一种模仿古人而又不拘泥于古人的独特书法风格。

李阳冰对自己的成就很自信，曾对朋友说：写小篆，除了李斯就该数他李阳冰了。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他的刻在碑石上的篆书作品。如保存在陕西碑林的《唐李氏三坟记》(图二七)、《唐栖先茔记》，山东的《唐龚丘县令庾公德政碑》，浙江的 《唐缙云县城隍庙记》等。

图二七 李阳冰书 《三坟记》

自从隶书、楷书流行并先后成为通用的标准字体之后，小篆就成了一种主要用于刻印章、铭金石、书匾额的古雅字体，应用范围大大缩小。此外，它还是书法艺术中的主要字体之一。今天，写篆书的书法爱好者仍然很多，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千姿百态。假如李斯、李阳冰重又来到人间，一定会为之欣喜，并找到许多知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