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

中国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子的政治主张。《墨子?尚贤上》：“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崇尚;贤，贤才，德才兼备者。尚贤即崇尚贤才。墨子认为，要使国富民强，在政治上必须崇尚有德有才的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把“尚贤”作为治国的根本。“尚贤”的具体内容，就是国家在用人时要打破等级贵贱的限制，“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这一主张，是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批判。“尚贤”特别强调对平民能者的重视，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爵，重予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为了论证“尚贤”的合理性，提出尚贤使能为政是“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尚贤”主张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要求参政和要求政治平等的思想，是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冲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墨子并不反对存在等级差别，并以“天”作为“尚贤”的根据，又带有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墨子的“尚贤”思想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很大，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况、韩非所主张的用人思想，都是对墨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代表了我国历史上“任人唯贤”的路线。

战国初期墨子关于用人的政治主张。《墨子?尚贤》上、中、下三篇阐述了这一观点。墨子认为那些依靠血缘关系取得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人，亦即“生而富贵”的人，是“无故富贵”，所以他提出了“尚贤”的主张，要发挥贤能之士在政权中的作用，让他们“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墨子强调，国家用人应打破等级身份，“官无常贵，民无常贱”，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能”，就要“举之”，让他们做官;相反，原来的富贵之人，如果无能，就要降级。原则是：“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的“尚贤”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改变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参与政权的愿望，是对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的冲击，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战国初期政治家、思想家墨子的政治主张。“尚”即崇尚，“贤”即贤才，“尚贤”指任人唯贤。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认为国家贫穷、混乱、失去民心，原因在于“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尚贤上》)。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社稷的辅佐，必须举而用之，“尚贤事能”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提倡实行贤人政治。反对“亲亲之木，尊贤有等”的世卿世禄制度。主张“上举义不辟(避)贫贱”、“上举义不辟(避)亲疏”、“上举义不辟(避)远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上，有能则举之”(同上)。提出对待贤士“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避赏、量功而禄”(同上)。坚持“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同上)。“尚贤”主张，打破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和宗法亲亲制度，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参与政权的愿望，具有进步意义，在客观上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字稚真，姓巴禹特氏，蒙族，沈阳正白旗人。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十三年进士，授编修。历官翰林院学士、左庶子、少詹事、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曾以奉省(今辽宁省)士风不振，疏请疏通科场，专选教职，增设翻译学额。光绪初年，首陈奉天利弊10事。八年(1882)奉命使青海，往唁札萨克多罗郡王。使还，疏陈西陲地方情形，拟请变通兵制，添设州县，招集流亡，建立学校，得允。二十年(1894)，值中日甲午战争，上疏请保卫东藩，以重根本。二十二年，外迁驻藏帮办大臣，以亲老告养，得以留京。寻丁艰回奉，主讲沈阳萃升书院。卒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