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方学

宋代医学思潮。局方，相对于自《内经》以后形成的“经方”而言。北宋建国初即沿旧制设太医局，同时又设有熟药库、合药所及隶属市易务的卖药所等配制、经销成药的医药机构，熙宁九年(1076)这些机构合并为熟药所(亦称修合卖药所)，隶属于太医局，成为政府统一经营成药的官署，合制成药供现役兵士与在学学生服用，同时亦发卖获利。元丰时，诏天下高医“各以得效秘方进献，下太医局试其效验，依方制药鬻之”，并将这类验方编为《太医局方》，是为世界最早的“药局方”，较西方约早一千年，并成为宋代局方的基础。大观四年(1110)续修成《和剂局方》，此后南宋绍兴、嘉定、宝庆、淳钓中续有增补。后药局名称亦多有更易，各地又设有分支机构，但官药局依据局方制鬻成药的规制终宋不变。由于宋代海外贸易的发达，香药大量输入，极大影响了中医方剂，成为常用乃至不可或缺的配伍成分，这又推动了局方向丸、丹、膏、散等成药的发展。因局方成药有“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全”的优点，因而颇受患者的欢迎。而局方的官定权威性又对当时医界产生相当影响，以致所开医方多效局方，以“辛香温燥”之药为主要成份;不少医家迷信、因袭局方，而不是致力于医术的研究;并出现了王硕《易简方》、孙志宁《增修易简方论》等一批发挥局方学的医著。局方对推动中医成药的生产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是固定的成方，不利于临床随证，灵活应用;且有偏用芳香温补之药而夸大其疗效的弊病;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局方冗滥，并多脱误的现象。南宋已有医家含蓄地批判局方及局方学，其中著名的有卢祖常和施发，他们各著有《续易简方论》，施发反对以局方“热药”来治阳病。但这种曲折的批判并未改变宋代局方学的医学思潮，直到元代朱震亨著《局方发挥》才正式批判、揭示了局方学的偏颇和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