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烧垦农业

台湾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约达1.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省面积的45%左右。在这部分山地中，约有70%在海拔1000米以上。因此，本岛山地集中在中央山脉两侧和偏东达滨海地区。耕作粗放的山地农业即刀耕火种农业或游耕农业就集中在这一区域内。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人群主要是台湾世居民族――高山族。高山族居民长期依靠狩猎和山田烧垦，种植粟、甘薯和旱稻。据可考的文献记载，在三国时种粟，并“以粟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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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其产量起码达到了食而有余的水平了。但其种植形式不得而知。到了隋代，则有“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馀，阔数寸，而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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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说，在隋代，台湾岛(当时称“流求”)上的民族就从事山田烧垦农业生产了。明代，居住在台湾西海岸的东番人(清代称“平埔番”)“其禾?种，而水薅事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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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种，就是刀耕火种。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在少数地区传入水田牛耕生产，种植水稻(西部沿海平埔族接触水田牛耕技术早在郑成功时就开始了)。直到台湾光复前后，布农族人多忌食稻米，排湾族人也有以米为不洁之物而以芋为主要食粮的习惯。“这与其说是迷信禁忌，毋宁说是由于种植稻米的困难，因而产生对这种作物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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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台湾中部山地、东部纵谷和兰屿岛上的泰雅、赛夏、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和雅美等九族，“除去若干因生态环境的特殊而稍有变异外，在生产方法上大致都以山田烧垦、种植粟、陆稻、甘薯、芋头的农作方式为主，而附以定期的狩猎或渔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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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屿的雅美人以种植水芋为主，亦以水芋为主要食物。他们也用山田烧垦方法，以种植小米、蕃薯和旱芋。小米产量虽远较水芋为少，但农业仪式均与小米的种植或收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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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西部海岸的平埔族人，如清代诸罗(今嘉义)县的巴宰海人，当初“种山射牲以食”，道光(1821―1850)初年，巴宰人与中部其他平埔族人一样，对于水田稻作，定耕农业还处在学习阶段，并雇用汉人乃至收汉人为养子赘婚，以发展水稻农业生产。可是直到1979年卫惠林前往调查，仍是以烧垦、轮休的游耕农业与狩猎采集捕鱼的生产相并行的生产体制，其农业还是旱田游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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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山区的泰雅人是实行山田烧垦传统农业的典型民族。居住在南澳地区的泰雅人虽然学会了水田耕作，但仍然重视山田农业，并完整地保持着与原始宗教祭仪的密切联系，实行劳动互助和实行轮作、套作、休耕等传统山田农业的特色。

南澳泰雅人从事山田烧垦程序繁多，现据阮昌锐《南澳泰雅族的农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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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如下：

(一)择地。每年阳历7月粟收获后到翌年粟播种前，要花二三天时间找一块可开垦的山坡地。也可以在平时狩猎、采集时发现。一般选择阳光充足、风向适宜、坡度在30°-45°的坡地;这类坡地以生长灌木和杂草，土层厚，土色或黑或红或黄为最佳。为方便耕作与生活，所选山坡约在一小时路程之内，并靠近水源。故大部分山地都在河边的山坡上。同时，因为台湾世居民族仍处于孤立自主的部落社会，土地、猎场、渔区均以部落为所有单位，都有习惯法固定下来的界限。所以只能在本部落所有土地范围内选择。越界开垦的事几乎没有，因为那样做必然会引起两部落间的争端。不仅如此，即使对本部落人的旧垦地也被排除在选地的范围之外。这样做违背了谁先开垦就属谁所有的原则。对于放置有死人遗物之地，泰雅人绝不去开垦，以免触怒死者灵魂而惹来灾祸。对于选好的地，要做出占有标志。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做前要进行“鸟占”。如看到一种叫做司列克(Silik)的鸟从前面横飞而过，发出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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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的叫声为凶，必须返回家中，改日得到吉兆再去。占有标记有两种：一是在欲占之地周围开一条宽2米左右的占有线;二是打猎或采集时发现的山地，则在路旁或易见的高处，用野藤将两棵树的树枝结在一起，以示这块地已有主人，别人就不会再占了。

他们每年择地开垦的原因，除了因结婚分家后耕地不足，或因不施肥而地力耗尽需另外选择新地外，求富心理与以勤劳为美德是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深层原因。泰雅人认为，凡是有珠裙(一种是贝珠串作装饰的礼服，可兼作货币用)和养猪多的人家才有资格称“富人”而受人尊重。每年择地而耕是一种美德。几年不开荒被认为是懒惰，将失去在部落会议上的发言权。由于没有财富，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社会地位，从而也就失去人生的价值。质此之故，他们必须努力耕作。

(二)开垦。从砍伐、焚烧和垦地，是靠互助劳动团体进行的，即可以邀请亲友、邻居来帮助工作，待以酒食，日后还工。同样，也要根据鸟占的结果行事。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搭建田舍。田舍选在山田附近向阳、避风、干燥处，附近种上蔬菜、烟草、果树。田舍有简易一面坡草棚，也有小屋，用以供人休息、守护庄稼和贮存收获物。

(三)种植。这一过程比较繁琐，多禁忌。播种期选在公历二三月樱花开时。先由戛戛(等于或小于部落的社会组织，详见下章)头目播“灵粟”(附有祖灵神力的种粟，详后)开始。头一天全戛戛的人要共守禁忌，不能摸麻、织布、砍藤，留火种，否则庄稼没有收成。先于头目播种者要罚猪一只以祭祖灵免灾。播种灵粟的当天早上要进行鸟占。出发时除带火种、点燃的树皮绳和灵粟外，还要带二枚白色鹅卵石(象征粟粒之大)、粗竹杆二截(象征粟杆的粗壮)和松枝(象征粟穗之多)。到了垦地后，头目先点燃一堆火，然后在下坡做“祭田”。先将松枝、粗竹杆插入地中，两杆之间相距七八厘米，将二卵石置其中，头目蹲下，两手各摸一石，口念祷词，大意是我现在种粟，以后还要照样种，使你变成我们家和我们戛戛的种子，现在种下，收获时必定充满仓库，压坏仓内底板。祷毕，正式撒播。头目在前边撒，其他人用小锹将小米混入土中。这时，大家必须遵守禁忌――不准说话;中午在地头吃饭，虽然以手取食，但头目不能洗手(其他人可以洗)。他们认为，如违犯这二条，小米就长不高。

中间管理，要除草，扎草人赶鸟。唯不捉鸟与杀虫。遇有虫害，杀猪作祭，念道：你进入山田吃粮，今杀猪祭你，请勿再来。遇旱，将小米丢入河中祈雨。雨多作祈晴祭。台风袭来，也要献猪作祭，等等。总之，在粟的生长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的祭祀。

(四)收获与贮藏。收获期在公历7月。首先由头目家开始，并举行收粟的仪式。头一天不能让别人在家中吃住，也不能熄火。收获的那天早上，用二束茅草打结横在门框上，打结处悬挂陈小米一束。进行鸟占。吉则前去收摘。到了地里，若见有人在地中走动，则返回停止收摘，否则以后小米就长不好，人要生疮。如没有这类情况，首先点一堆火。头目先摘一把小米藏在田边，盖以草不使人看见(此即灵粟)。取其中二粒放在带来的酒中，喝一半，意为小米会越来越多，另一半酒以口喷在未收的小米上。家人成横队排列等候，头目再收小米一把，分给每人二穗，轻说一声“开始”，全家人即用竹制的摘穗刀，默不作声，严肃、紧张，次序不乱地由下坡向上坡收摘。禁止咳嗽，禁止放屁。否则，影响来年收成、家人平安。

贮藏方式有数种，有建干栏谷仓储存(将粟扎成捆悬挂其内)，也可放在竹围之内。

南澳泰雅人的粟种植过程大体如此。四五年后种植芋麻或果树，休耕。

这种刀耕火种方式，不使用兽力和肥料，工具有木小锹(类似考古资料所见鹿角锄)、铁小锹(木锹刃部为铁片)、鹿角锹、掘棒(有弯头、直头两式)、摘穗竹刀等;土地短期使用长期休耕，也是以烧垦方式来从事山田农业的特征。台湾世居民族中，除泰雅人外，赛夏、布农、邹、排湾、鲁凯、卑南、阿美、雅美和邵人都保留着山田烧垦农业传统。与大陆西南各少数民族以种植玉米为主、东南亚各国山地民族以种植陆稻的山田农业不同，台湾世居民族以种植粟为主。阮昌锐说：“台湾土著以粟作为主，各族皆视为神圣谷物，所有农耕祭仪多与粟作相关。这种现象，为东南亚其他地区所少见。换言之，在整个东南亚农业文化中，台湾的粟作系统为特具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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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崇祯年间，居住在台湾西南海岸(今台南市)一带的平埔人，已开始接触到水田牛耕技术。当时，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在这里安营扎寨，从事海上贸易活动。恰值福建大旱，福建巡抚熊文灿问郑芝龙有何办法。郑芝龙招饥民数万，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垦荒(黄宗羲：《赐姓始末》)。公元1624―1661年荷兰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也曾引进耕牛，发给台南附近平埔族部落，让他们种植水稻。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了解决军粮和迁来台湾的人员食粮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屯垦。同时，根据户官杨英的建议，给肖垄、新港、麻豆、目加溜湾等社平埔族人，发耕牛一头，铁犁、耙、锄各一副，派汉族农民一人，传授牛耕犁耙、收割五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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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一台湾后，首先有黄天肥在水沙连六社(今日月潭一带)“教其耕种”，其时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台东平原接触水田牛耕技术较晚，大约在光绪年间(1875―1908)。一方面，此时已有汉族群众来到这里，如有一闽南男子来到射马干社，与排湾女子结婚而定居下来，教射马干人如何用牛耕田，如何使用肥料;并修筑了射马干圳，引吕家溪水灌溉，渔池(地名)附近变为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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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与荷兰人一样，为了掠夺台湾人民的血汗供本国统治阶级所需，强令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人迁到山下，耕种水稻。南澳泰雅人大约是接受这一耕作方式最晚的，时间在1932年。但是，无论水田牛耕如何普及，他们的山田烧垦农业直到最近也没有放弃。甚至像排湾人，虽然也种水稻和实行牛耕，但仍不愿在自己的屋内煮吃大米和牛肉等属于平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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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台湾世居民族文化特点的水田耕作有二项：一是雅美人的水芋种植，一为日月潭邵族的木排田。居住在兰屿的雅美人的主要农业生产是水田芋作，每村有几条引水渠，引山溪灌溉。水渠由专人管理。雅美人在水芋收获时，要举行五天祭祀庆祝活动。头一天男主人要立避邪物：砍5根芒草，除去叶与根，留取中段，插在准备举行首日采芋仪式的新田中，以驱赶田中之恶灵。举行首日采芋仪式时，男女主人穿传统盛装，手持木雕掘棒(长约1.5米，掘大芋用)、铁制掘棒(长约0.6米，掘一般芋)和小刀各一。女主人在前，男主人随后到仪田。女主人祷告，希望神像泼撒石头般地撒下芋头，以求丰收。祷毕，女主人拿掘棒与小刀下田采5个肥美硕大之芋，由男主人洗好放在网袋里，袋子的绳套在前额上背回。此时男在前，女随后。回家后，5个芋头放在主室的日落方向处，才正式邀请村人或亲友来帮助采芋。采芋由远及近，由女主人领队，男主人要作驱邪仪式，接着参加收芋的人一起祷告，求神赐给更多的芋头和保钓身体健康。挖芋时，要避免高声呼叫、喧哗，也不议论芋头收成丰欠，以免招来恶灵取走芋头。挖芋是女人的事，男人只负责运回家。收芋后，要举行庆典活动，除饮宴、歌舞外，还要分赠礼芋与礼肉(猪肉)。其中的至亲，还可分得猪骨、猪头或猪腿等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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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美人的芋作，与粟作相通之处，就在二者都与一系列的祭祀仪式相联系。

居住在日月潭的邵人，在一种称为“浮田”上种稻。这可能是因为邵人住区周围多竹木的自然环境下的创造。清周钟?《诸罗县志》杂记志古迹条称：

水沙浮屿……绕岸架竹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种稻，谓之浮田。

蓝鼎元《东征杂记》也有类似记载：水沙连屿，“无田，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结为桴，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种禾稻，谓之浮田。”邵族人是否确实有过这种耕作方式，已有人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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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钟?是当时县令，蓝鼎元又是亲临其境的人，还是信其有为是。